近年法庭對暴力示威判決不一，此情況惹起上訴庭關注，上訴法庭法官潘兆初判決黃之鋒案時，就點出這個問題。
潘官話，「 近年有些本來是和平進行的集會、遊行或示威，因為部份參與者在期間訴諸暴力，結果演變成非法活動；事後，違法者通常會被控告非法集結或相類的罪名。本覆核申請便是其中之一。當下級法院對這類案件處以不同的判刑，由即時監禁至社會服務令不等，該些懸殊的判刑會導致社會大眾對法庭判刑的理據產生疑問，影響妥善執行刑事司法公義的原則。因此，本席認為有需要闡明這類涉及暴力之非法集結的判刑原則，以消除公眾的疑慮，也供日後負責判刑的法庭作為指引之用。」
潘官講述一般而言，判刑時法庭會考慮有以下的判刑元素：
(1) 保護公眾 — 保護公眾不受這些罪行的不良影響；
(2) 加諸懲罰 — 判刑應與罪行相稱，即應反映罪行嚴重性及犯罪者的罪責；
(3) 公開譴責 — 判刑應反映社會否定有關罪行及犯罪者的犯罪行為；
(4) 阻嚇罪行 — 防止犯罪者重犯，也預防其他人干犯有關罪行；
(5) 補救性質 — 判刑可規定犯罪者須給予罪行受害人補償，作為糾正或補償；
(6) 更生改過 — 判刑目的之一是犯罪者改過自新，並希望他們在刑滿後能奉公守法。
潘官話，面對不同的罪行，法庭會考慮某個判刑元素是否適用，並決定某個判刑元素該有多大的比重。
潘官話，在法治之下，法律不會也不能容忍任何暴力或威脅使用暴力的行為。因此，參加集會的人士不得對任何人施加暴力。法庭在決定適當的刑罰時，需要考慮干犯涉案罪行的相關情節。就牽涉暴力的非法集結，潘官認為有關干犯罪行的情節包括：
(1) 暴力行為是即場突然發生，還是有預先計劃的，若是後者，計劃周詳及精密的程度為何；
(2) 施行暴力者人數多少；
(3) 使用暴力的程度，包括有否使用武器，若有的話，是甚麼武器和數量；
(4) 使用暴力的規模，包括發生暴力的所在之處、地點數目及範圍；
(5) 暴力行為維時多久，包括暴力行為有否拖長；經警方或其他公職人員重覆警告後，是否仍然進行；
(6) 暴力行為所引致的後果：例如有否對財物造成任何損失或破壞，若有的話，其程度為何；是否有人受傷，若有的話，傷者人數及傷勢為何；
(7) 即使沒有財物損失或破壞，也沒有人受傷，但暴力行為造成的威脅之嚴重性及逼近程度為何；
(8) 犯案者的角色及參予程度，如除自己有參予非法集結或使用暴力外，有否安排、帶領、號召、煽動或鼓吹他人參予非法集結或使用暴力。
潘官認為，根據所有相關的證據，這宗案件的犯罪情節明顯是嚴重的，是涉及暴力之大規模及嚴重的非法集結。他重申，在涉及暴力的非法集結，判刑主要考慮是要懲罰那些干犯罪行的人，以儆效尤，並阻嚇其他人不要以身試法，有樣學樣來破壞或擾亂公共秩序，至於犯案者的個人情況、無論犯罪動機或原因是他們自認為多麼崇高、其他違法者罪責是否更重等，一般來說全都不是有力的求情或輕判的理由。
他認為原審裁判官張天雁在判刑時犯了以下原則性的錯誤，主要是完全沒有考慮判刑須具阻嚇的判刑元素，而一面倒地給予答辯人等個人情況、犯案動機等因素不相稱的比重。另外原審裁判官認為案件不涉及嚴重的暴力行為。但是她卻忽略了這是大規模的非法集結，當中暴力衝突的風險很高。潘官最後決定推翻原審法官的判刑，改判即時監禁6至8個月刑罰。
法侓界人士話，潘官的判詞非常清楚，對未來下級法院的判決有約束力。他對嚴重的暴力示威要判處阻嚇性刑罰的觀點甚為清淅。此案衝擊政府總部前地被視為「犯罪情節明顯是嚴重」，可以想像，佔中及旺角暴動更加嚴重，主事者都好難輕判了。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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