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認為，香港政府就某項政策或計劃諮詢，必須符合以下其中一個條件。第一，有關政策或計劃具爭議性，需要各界市民表態，增加公眾認受性及盡可能收窄分歧，標準工時正是一例。第二，有關政策或計劃沒有明確的方向，需要透過諮詢收集市民意見，聚焦在少數的方案，方便公眾討論和作出決定，自願性醫保計劃就是例子。第三，有關政策或計劃是香港範圍內的事務，假如與香港以外的政府和機構合作，一般都不可能作出廣泛諮詢，以免增加談判時的難度，例如興建香港迪士尼樂園，事前特區政府便並未作出諮詢。
由此，近日鬧得熱哄的故宮博物館被質疑欠缺諮詢，便顯得理據不足，站不住腳。除了少數極端反對派和反中份子外，基本上大部分市民都會同意故宮博物館座落香港，有助提升香港文化、歷史氣息和增加旅遊景點，根本無需諮詢以收集群眾意見。既然普遍市民同意興建故宮博物館，即是已經有具體的計劃方向，重新諮詢公眾也不過是多此一舉，費時失事。而且，是次計劃是與北京故宮的合作項目，假如諮詢公眾，正如林鄭月娥所講，可能在協商的過程中造成不必要的尷尬。為免計劃泡湯，公眾諮詢是絕不可行的。
雖然，有部分市民認為，即使有關計劃不設公眾諮詢，亦應公開招標或舉辦設計比賽，以決定展館的外形及承辦人，讓公眾有更大的參與度。然而，正如西九文化區發展委員會委員馮永基所指，公開設計比賽有致命的缺陷，就是參賽者為了脫穎而出，刻意標奇立異，亦較不重視展品擺放的相關要求，與需要嚴肅設計和氣氛的故宮博物館格格不入。
事實上，過去沒有事例證明，公眾諮詢得出的結果比沒有進行諮詢為佳。回歸以來，大部分曾經作出諮詢的政策和項目，最終都是諸多挑剔，惹來抨擊，甚至群起反對，推倒重來，或是釀成社會抗爭，弄得發展停滯，社會不寧。相反，一些有益整體社會，而沒有經過公眾諮詢的決定，卻獲得不少市民好評，例如2011年公佈財政務算案後，因應當時民生狀況和群情洶湧，修改將六千元注資強積金戶口的建議，改為向全港成年市民派發六千元，舒緩不少基層市民的經濟壓力。既然今次計劃沒有諮詢的必要，亦不保證諮詢必然得出皆大歡喜的結果，實在看不出部分人士窮追不捨，要求諮詢的理據何在。
是次千載難逢的合作機會，最後竟然演變成一場政治風波，主因有兩個。一，是由於自從梁游風波後，政壇難得出現一片風平浪靜。泛民議員為了「刷存在感」，自然要無事生非，小事化大。二，是部分港獨及反中份子的固有習慣，凡是與國家有關的人、事、物，不問緣由，一律反對，務求「去中國化」，滿足政治目的。
筆者感嘆，當政府按照程序行事，就被公眾批評官僚主義，刻板保守；當政府不依慣例諮詢，就被指責是長官意志，破壞制度。這種「對人不對事」的態度，實教官員及市民無所適從，哭笑不得。
黃遠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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