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對於研究歷史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現在大學有學科專門研究考古，古代教育系統和科技不如現在先進，但古人同樣會對前朝先代器物的研究。
據《史記·封禪書》記載：「少君見上（上指漢武帝），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柏寢』。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器。」這段話說明當時的人已經掌握了一些對古銅器鑒定的技術。而在《漢書·郊祀志》中，記載提到張敞考釋鼎銘的古文字，也意味著利用古董研究古文化的做法早在漢代已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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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對於研究歷史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現在大學有學科專門研究考古，古代教育系統和科技不如現在先進，但古人同樣會對前朝先代器物的研究。
南北朝時期，梁元帝輯錄了一大批碑刻文字，編纂《碑集》，共 100 卷，這被認為是當時內容最豐富的古文物專著。而在北魏地理學家酈道元的名著《水經注》中，他就引用了漢碑100篇，魏碑20篇，也算是利用古文物考證的結果。
古代考古真正發展稱一門學問，還是在宋代。由於古代發現的竹簡等文物數量較少且沒有技術保存，所以當時的考古器物以金器玉器、石刻碑文為主，因而被稱為「金石學」。據《金石書目錄》所記，宋代金石學家有22人，著作30種。而近代國家圖書館資深研究員楊殿珣在《宋代金石佚書目》中列出的只知書名的佚書，便多達89種，足見宋代金石研究之盛。
宋亡之後，元代的金石研究陷入低谷，一方面因為儒生社會地位的下降，另一方面也因為元人社會文化的不同使然。而明代因為承襲了元代的風氣，雖略有起色，但其金石學著作在水平上遠遜於宋代，金石大家亦寥寥無幾。
清人和宋人一樣，非常重視利用金石學補闕正史。清人孫星衍在其《京畿金石考》中就認為：「夫金石實一方文獻，可以考證都邑、陵墓、河渠、關隘、古今興廢之跡，大有裨於政事，不獨奇文妙墨，足垂永久。」試圖靠金石學補充古文獻的不足之處，進而起到對政治的借鑒作用。
春秋早期的青銅器子仲姜盤附有銘文，讓後人得以作考證之用。（網上圖片）
南北朝時期，梁元帝輯錄了一大批碑刻文字，編纂《碑集》，共 100 卷，這被認為是當時內容最豐富的古文物專著。而在北魏地理學家酈道元的名著《水經注》中，他就引用了漢碑100篇，魏碑20篇，也算是利用古文物考證的結果。
不過由於受到技術限制，漢代至隋唐的上千年間，提及古文物的著述雖然不少，但考據卻不算精準，大多只能通過古董上的文字對史實考證，而考古在當時尚未成為有系統性的研究。
南朝蕭憺碑文（網上圖片）
古代考古真正發展稱一門學問，還是在宋代。由於古代發現的竹簡等文物數量較少且沒有技術保存，所以當時的考古器物以金器玉器、石刻碑文為主，因而被稱為「金石學」。據《金石書目錄》所記，宋代金石學家有22人，著作30種。而近代國家圖書館資深研究員楊殿珣在《宋代金石佚書目》中列出的只知書名的佚書，便多達89種，足見宋代金石研究之盛。
與現代考古研究類似，宋人研究金石學也非常重視利用古文物對史實考證。例如歐陽修的《輯古錄》卷四《魏受禪表》有論：「按漢獻帝紀，延康元年，十月乙卯，皇帝遜位，魏王稱天子……而此碑雲『十月辛未受禪於漢』。三家之說皆不同……漢魏二紀皆謬，而獨此碑為是也……禪代，大事也，而二紀所書如此，則史官之失，以惑後世者，可勝道哉？」
歐陽修結合古碑文和《後漢書》、《三國志》等文字史料，詳細論證了漢魏禪讓的具體時間，並推出史書有誤的結論。宋人趙明誠通過對秦代石刻和《史記》的對比考證，發現司馬遷的《史記》其實存有不少謬誤。
泰山秦刻石（網上圖片）
宋亡之後，元代的金石研究陷入低谷，一方面因為儒生社會地位的下降，另一方面也因為元人社會文化的不同使然。而明代因為承襲了元代的風氣，雖略有起色，但其金石學著作在水平上遠遜於宋代，金石大家亦寥寥無幾。
直至清代，金石學才呈現復興之象。清代金石研究的著述豐富，且內容擴展至錢幣、封泥、璽印、兵符、畫像、古鏡、陶器等諸多領域。據統計，目前已知的清人所著金石類書籍多達1200多部、7500多卷。
清代發現的甲骨文殘片（網上圖片）
清人和宋人一樣，非常重視利用金石學補闕正史。清人孫星衍在其《京畿金石考》中就認為：「夫金石實一方文獻，可以考證都邑、陵墓、河渠、關隘、古今興廢之跡，大有裨於政事，不獨奇文妙墨，足垂永久。」試圖靠金石學補充古文獻的不足之處，進而起到對政治的借鑒作用。
再加上清代金石學所涉範圍更廣，其成就更在宋代之上。尤其是清人羅振玉對甲骨文、漢晉簡牘以及敦煌遺書等領域的收藏和研究，檢驗了《史記》等古代正史的記載，對後世的考古研究具有深遠影響。
羅振玉關於甲骨文的研究（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