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11日，發生一宗震驚全球的恐怖襲擊，美國紐約世貿中心被由塔利班騎劫的客機撞毀，造成超過二千人傷亡的災難。當時，塔利班的首領拉登聲稱，發動襲擊是以伊斯蘭教教義為基礎的「聖戰」，目的是要教訓美國在九十年代開始入侵伊斯蘭世界，認為美國的做法對伊斯蘭國家並不尊重，故此要用殘忍暴力的行為，令美國付出代價。
在拉登眼中，他的做法是「違法達義」。雖然殺戮是既不合法，也不合教義的行為，但是他假借伊斯蘭教對「聖戰」的定義，將美國與伊斯蘭世界的政治矛盾，提升到宗教仇恨的層次，大群鼓吹青年人殉道以捍衛伊斯蘭文明，並以此合理化911事件及往後多宗發生在歐美各國的恐怖襲擊。
站在拉登或者其他宗教狂熱者的立場，他們當然認為自己沒有做錯，甚至認為傷害無辜百姓的做法是符合教義，令更多信眾墮入圈套。當這些恐怖主義組織者受到法律制裁，更會引來其他信徒的憤恨，認為是不公義和不合理的。
與塔利班想法一致的，還有黃之鋒、羅冠聰、周永康等人。這班社運領袖同樣認為，自己受到強大的政權所壓逼，政治自由和權利不受保障，所以需要發起「公民抗命」，以一系列的佔領運動威脅特區政府接受他們認為合理的普選方案。至於因為表達政治訴求而觸犯的罪行，只是「違法達義」，無須負責。假如政府為此追究，就是「政治檢控」，「打壓自由」。
無獨有偶，塔利班和「雙學」都是透過扭曲信條來實現目的和迷惑人心。伊斯蘭提倡的「聖戰」，本來是指個人層面盡力跟隨信仰，是教徒的義務，後來定義逐漸發展至自衛戰爭，以捍衛伊斯蘭文明，而不是主動攻擊別國或殘害他人。至於公民抗命，不論是甘地或是馬丁路德金，都是針對當時不公義的法律條文而發起溫和的社會運動，刻意不與訂立條例的政權合作，並主動承擔相關責任，利用道德感召喚醒人民抗爭和要求政權放棄暴政，而不是為求目的，不擇手段，既非針對不公法律，亦未保持和平理性，更非逃避法律後果或妖魔化應當承擔的法律責任及政府機關。
說穿了，兩者都是以崇高理想作為包裝，吸引激進人士支持他們的違法行為，以滿足組織者的政治目的。在不斷從事惡行的過程中，基於需要充分的正當性，就要妖魔化其針對的對象及偏執地堅持信念。久而久之，就會完全「入腦」，以為是普世真理，繼而透過各種手段，包括違法行為，將理念付諸行動，而不願服從的人就是「愚民」，甚至是敵人。可以看出，由形成理念至行動的過程，都是非理性和不道義的。
如果黃、羅、周等人認為塔利班發動恐怖襲擊傷害他人是錯誤的，那麼，思想上與塔利班無異的「雙學」領袖也應該反省自身行為，承認錯誤；如果他們認為自己衝擊公民廣場和對保安人員使用暴力是正義的，那麼，等於他們認同塔利班的做法，而認同塔利班就是極度殘忍、冷酷和愚蠢。
當然，將殺人如麻的恐怖分子與香港的社運領袖類比是過份誇張的，但是以思想而言，兩者並沒有太大分別，同樣是歪曲事實，歪理百出，自以為是。從行動而言，恐怖分子的手段的確更加血腥和暴力，但是至少他們勇於承擔，不惜犧牲性命以執行組織的意志，相較於利用種種藉口推塘法律責任的「雙學」領袖而言有較好的責任感。
謊言講一百次也會成真，歪理亦然。如果「雙學」及其支持者等人依然自我洗腦，堅持自己正確，堅信政府就是敵人，將會是社會的不幸，亦是香港的災難。
黃遠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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