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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歌法》關鍵不是追溯而是生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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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歌法》關鍵不是追溯而是生效日期

2017年11月14日 13:11 最後更新:13:18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日前說,若《國歌法》本地立法前出現大規模侮辱國歌行為,立法會有權在立法時加入追溯期,反對派稱之為「恐嚇」,其中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涂謹申就指梁愛詩向立法會施壓,並在提醒建制派中較強硬的議員增設追溯期,他還說反對派在議會屬少數,將難以阻止。

熟悉法律的高人就認為,現在的爭議好似是有關《國歌法》有沒有追溯力的問題,但其實關鍵不在追溯力,而是《國歌法》的生效日期。

香港普通法的原則是立法一般都沒有追溯力,以免對觸犯法例者構成不公平情況,因為他在作出犯法行為時,並未有相關法律的規管,不知是犯法,所以就不應該被追究。表面上追溯力爭拗是關乎《國歌法》在香港成功本地立法前,噓國歌的行為會否被追究;假設一直未能成功立法,噓國歌是否一定不會被追究呢?

按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張榮順在人大常委會上所作的說明,按照香港基本法第十八條第二款的規定,列於香港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在當地公佈或立法實施。其中,立法實施是指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現有的法律制度下,為落實有關全國性法律而作出符合香港實際情況的具體規定。國歌法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之後,香港特別行政區應當按照香港基本法和國歌法的規定,及時完成本地立法,全面落實國歌法的各項規定,並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確保國歌法得到切實執行。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香港大學法律學者陳弘毅估計,若日後將國歌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相信是通過本地立法方式落實,而非直接實施

但高人指出,人大常委會已經通過將《國歌法》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內,香港的本地立法是適應人大常委會這個納入附件三的行為。假設香港一直沒有就《國歌法》立法,而有市民就噓國歌行為被告上法庭,本地法院理論上可根據附件三對這些行為判罰,參照《國歌法》來判案是完全有可能的。

他解釋,香港普通法法庭對於即使完全沒有成文法的罪行,都可以判刑,例如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就是完全沒有成立法的罪行;如果有全國人大常委會宣布將之納入基本法附件三而在香港實施,法庭就有可能按此去判罰。

高人就話,由此推論,若國歌法一直沒有立法,或拖延很久才立法,法庭既不一定要等到香港立法會對此作出立法之後才能審理相關案件,而且理論上到N年後才成功立法,也以可以從全國人大常委會11月4日將《國歌法》納入附件三那天就開始生效,因此這不是法律回溯性的問題,而是法律何時生效的問題,既然在11月4日後市民也明知國歌法納入了基本法附件三,由那時開始生效,也不見得違反了法治精神。




Ariel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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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樂士:減刑從來不是「自動」 限制提前釋放國安罪犯是合理、不可避免

2024年03月28日 20:11 最後更新:20:25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立法後,除非懲教署署長信納囚犯獲減刑不會不利於國家安全,否則違反國安法罪行不獲減刑。前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日前在報章撰文強調,減刑從來都不是自動的,限制提前釋放國安罪犯加強香港保護網,是合理的預防措施。

江樂士同時指出,英國2023年頒布嚴厲的《國家安全法》時同樣承認,如果要確保國家安全,有時就必須採取強有力的措施,並批評英國外相卡梅倫高調抨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是雙重標準。

 全文如下:

 在獄中表現良好的囚犯可以獲得減刑,減刑幅度可能相當大。一直以來,人們都認為減刑的前景可以激勵囚犯在監禁期間不做出不當行為,而且基本上可以改過自新。然而,減刑從來都不是自動的,前首席大法官貝理士爵士曾說:「他們能否獲得減刑,必然取決於他們今後服刑時的行為」(CACC 535/1970)。

 根據《監獄規則》(第 234A 章)(《規則》)第 69(1)條,實際刑期超過一個月的服刑囚犯可「基於勤奮和行為良好」獲得減刑。但減刑不得超過實際刑期和任何羈押期總和的三分之一。

根據《規則》第 69 條給予減刑由懲教署署長(署長)決定。即使囚犯因勤奮和行為良好而獲得減刑,司徒敬法官也解釋說,「《規則》第 69 條並不賦予囚犯減刑的權利,無論減刑是三分之一還是更少」(CALL 154/1999)。

1996 年頒布的《監管釋囚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對《規則》第 69 條產生了影響。在特殊情況下,該條例允許監管釋囚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在監管下釋放特定類別的囚犯。該條例適用於所有在服刑時年滿21歲或年滿25歲的囚犯,以及正在服6年或以上指定刑期的囚犯,或因表列罪行(如勒索罪、搶劫罪或嚴重入屋犯法罪)而被判處2至6年監禁的囚犯。

如果委員會認為符合其標準的囚犯應「以其勤奮和良好行為為由」獲准提前釋放,委員會可下令在監督下將其釋放。不過,在做出決定之前,委員會必須考慮署長的建議,而且署長的建議在決策過程中會得到充分重視。

如果署長得知委員會沒有對囚犯下達監管令,他可以根據第 69 條行使減刑的權力。換言之,《監獄規則》仍然允許在沒有監管令的情況下減刑。

《長期監禁刑罰覆核條例》(第 524章 )於1997年制定。該條例規定,在香港被判無限期或長期監禁刑罰(刑期為10年或以上)的囚犯,其刑期經監獄長轉介後,由長期監禁覆核委員會覆核。委員會在決定釋放囚犯是否適當時,會考慮多項因素,包括囚犯是否改過自新、已服刑期是否符合司法公正及保障公眾的利益等。

3月 19 日,《維護國家安全條例》(SNSO)在立法會以全體 89 票贊成三讀通過。在該條例中,對於被裁定犯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的囚犯,署長和兩個覆核委員會提前釋放囚犯的權力受到了限制。署長只有在「信納提早釋放不會不利於國家安全」的情況下,才能對此類囚犯給予減刑,而只有在同樣信納的情況下,署長才能將此類案件轉介覆核委員會。如果他決定不批准減刑或不將囚犯的案件轉介這兩個委員會中的任何一個,他必須每年對其決定進行覆核。

這些限制的理由是,過去曾發生因犯危害國家安全罪行而被定罪的囚犯在提早獲釋後潛逃或繼續進行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因此必須加以防範。無論囚犯是在《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頒布之前還是之後被定罪,限制措施都將適用,這是一項合理的預防措施。

有了這一先例,我們也可以考慮對其他同樣被判定犯有嚴重罪行的罪犯引入法定的提前釋放限制。例如,如果一名強姦犯、兒童性騷擾者或搶劫犯被認為仍然對公眾構成威脅,那麼無論他在監禁期間表現多麼良好,他也不應該有資格獲得提前釋放。這樣的囚犯可能只是在等待時機,很容易就會原形畢露。 

儘管一些觀察家批評《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對提前釋放的限制,但其他地方也有先例。例如,根據英國的《2020年恐怖主義罪犯(限制提前釋放)法》(Terrorist Offenders (Restriction of Early Release) Act 2020)),就收緊了被判定犯恐怖主義罪行的囚犯的釋放門檻。現在,當局只有在信納不再需要為了保護公眾而監禁某囚犯,才能批准提前釋放該囚犯,這對香港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先例。

英國外相卡梅倫是《維護國家安全條例》最高調的批評者之一,他甚至呼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重新考慮」整個23 條方案,聲稱這會「對香港人產生負面影響」。如果他真的相信這一點,那麼他對其他地區的事態發展卻無動於衷,這就非同尋常了。

2月5日,尚未和香港一樣適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新加坡,頒布了一項法律,允許當局無限期拘留「危險罪犯」,即使他們已經服滿刑期。該法適用於21歲以上、被認為獲釋後有犯罪風險的罪犯。現在,囚犯不再像香港那樣在刑滿後自動獲釋,而是面臨無限期拘留,直到內政部長決定他們不再對公眾構成威脅。

雖然預防性拘留在英國是不受歡迎的,因為在英國,以這種方式被拘留的囚犯可以透過人身保護令向法院尋求釋放,但令人費解的是,卡梅倫對此卻沒有任何評價。

雖然英國曾經殖民統治新加坡,但卡梅倫顯然不想說任何可能冒犯新加坡的話。與此相反,他總是樂此不疲地教訓香港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希望以此來抨擊中國。沒有人會被他的雙重標準所迷惑。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包含了早該進行的改革,香港的保護網也得到了加強。雖然沒有人希望囚犯被關押的時間超過絕對必要的限度,但必須對可能濫用提前釋放的人加以限制。正如英國2023年頒布嚴厲的《國家安全法》時所承認,如果要確保國家安全,有時就必須採取強有力的措施。因此,應該從這個語境下,來看待對國家安全囚犯施加提前釋放的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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