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雙學三子案件的上訴,想起大馬糖王郭鶴年家族的經歷,令我思考到很多人生的問題。

年青往往是激情歲月,但要看激情過後,會留下什麼。郭鶴年的二哥郭鶴齡是理想主義者,加入馬來西亞共產黨,最後被英軍追捕,他在逃入深山前夕,與郭鶴年提起逃亡的事,郭鶴年建議他不要逃到山中。

印尼總統蘇哈托(中),林燕志(右),郭鶴年(左)。(郭鶴年自傳圖片)

印尼總統蘇哈托(中),林燕志(右),郭鶴年(左)。(郭鶴年自傳圖片)

郭鶴年當時話:「鶴齡,為什麼非走不可呢? 讓他們逮捕你好了,然後驅逐到中國,到有一天我們可以請求未來的馬來亞政府把你送回來,讓你重回你的出生地。」郭鶴年當時已認定,馬來亞獨立的日子已指日可待了。

郭鶴年再對哥哥講,「鶴齡,你知道英國人會怎樣對待你嗎,如果他們在戰場上節節敗退,他們最終可能用原子彈轟炸彭亨州的森林,把你們全部炸死,他們才不在乎炸死幾千個無辜土著或珍稀的野生虎,他們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要把你們全部剷除消滅,你能活下來的機會實在太渺茫了。」

郭鶴年的分析相當現實,郭鶴齡投降和被送走是理性選擇。但他不能說服他二哥接受此一選擇。估計郭鶴齡作為一個年青共產黨員,充滿理想與激情,當然不想丟下同志,向殖民地政府投降。結果郭鶴齡遁入深山之後,最後就給英軍狙擊手殲滅。

後來郭鶴年從二哥的朋友口中得知郭鶴齡死訊,那朋友還給他一張相片,見到二哥倒卧地上,身上蓋著樹葉,他將這個噩耗告訴母親,母親就因極度憂心而暈倒。一個如此有理想的青年,在30歲精壯之年就此犧牲。

馬共最終都沒有成功執政,一直在山中打遊擊,力量愈來愈薄弱。41年後,到1989年,馬共領袖陳平放棄武裝,從森林走出來,向政府軍投降,定居於泰國。後來在2003年以英文寫成自傳《My Side of History》(《我方的歷史》),10年後89歲時在曼谷過身。即使郭鶴齡當日沒有被英軍擊斃,下場也不會比陳平好。

即使退一萬步說,假設馬共當日成功將馬來西亞赤化,馬共政府執政至今,又會否好似越南共產黨一樣,最後都是跟隨中國搞改革開放? 由革命到發展,一個革命政府為了人民生活,最後也是做著郭鶴年所做的事──全力發展經濟。

郭鶴年跟他哥哥兩人的經歷,似乎是激進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的對照。年青激進理想主義者雖然有完美的人格,卻未必懂得跟現實妥協,甚至未必懂得找到實踐自己理想的道路,這些經驗是否都值我們的年青人借鏡呢?

相反地一個現實主義者,無論做生意也好,從政也好,其人生必定充滿妥協,在矛盾的夾縫中,找出生存之道。例如郭鶴年和印尼富商林燕志做生意,因為林燕志和印尼總統蘇哈托有良好關係,但郭鶴年覺得林燕志食水太深,甚至因為有政府的關係,將面粉和糖等生活必須品賣得太貴,但他還是和林燕志做了一段生意,直至不能做為止。生意就是充滿妥協,若你是完美主義者,一單生意也做不成。

政治有如生意,要雙方妥協,才能成局,各走極端,沒有好的下場。郭鶴年家族的故事,教曉我們太多的事情。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