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期間傳來熟人的死訊，總是令人特別感慨。今日傍晚香港新聞界，報導了新華社香港分社前副社長張浚生今天在內地病逝的消息，毛拍手認識一些在香港新聞打滾超過20年的傳媒友人，大家都不禁憶起往事。
張浚生曾在香港工作13年，回歸前是中方在港的發言人，原來這個發言人制度的設立有段故。毛拍手在網上看到浙江省統戰部的一篇舊文章，是介紹張浚生的一篇專文，原來1992年肥彭(彭定康)來香港做末任港督，即推出了政改方案，被中方指違反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等文件，結果搞到香港政制沒有了直通車的安排。那時中英雙方正是「交戰」高峰期，文章提到「為了應對彭定康等西方政客違反《中英聯合聲明》的做法，1992年10月新華社香港分社就建立了新聞發言人制度，並由張浚生兼任新聞發言人，針對港督彭定康的“三違反”言行，張浚生代表中方進行了有理有節的反駁。」
講開這個發言人制度，傳媒友人就憶起往事，當時香港電子傳媒，包括電台同電視台，大多數都是安排晚上六時及六時半為主要新聞時段，亦是全日的收視最高的新聞時段，很多重要新聞都要趕及在此時發布。
回歸前，張浚生經常被記者追訪
當時中方官員在香港活動，相對還是低調的，不會像現在外交部發言人那樣天天在北京定時定候開記者會的，張浚生雖然身兼發言人，也沒有公開到天天在新華社開記者會，往往都是藉著出席一些公開活動前後期間，被在場圍住發表講話，香港傳媒界朋友稱其為「圍扑」(圍住來扑咪)，話筒又稱為咪，撲咪是行內人用語，意即把話筒伸到採訪者前收錄其講話。
回歸前，張浚生被記者「圍扑」
講回張浚生出身書香世代，對字畫尤為鍾愛，幾乎凡有書畫展都會出席，而這些活動又往往是下午五時半左右舉行開幕式兼酒會，因此電子傳媒的記者一會會試圖在張浚生到場時，無論多混亂都「圍撲」張浚生一轉，如果有反駁英方的言論，一邊高興有料，但另一邊又在「罵」趕餐死，大家想想，五時半講完話，要即時將畫面或聲音傳回公司，還要剪好片，趕六點新聞的頭條，工作壓力多大。(當時的器材沒有現在先進，現在什麼場合都可以直播，記者少了方面的挑戰。)所以當時在前線工作的傳媒友人話，聽到那天的工作是追訪張浚生，心裡都是又「愛」又「恨」的。
講起這些都二十多年前的事，張浚生見證了回歸後，在香港的工作亦告一段落，根據中央的安排，他可以到全國人大或全國政協任職，或者回到浙江省人大、政協任要職，但這時浙江大學四校合併工作還缺個領軍人物。在一次去新加坡訪問的飛機上，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也是浙江大學的老校長路甬祥，向主管全國教育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推薦了張浚生，得到了李嵐清副總理的贊同，並由時任教育部長陳至立代表組織多次找他談話，希望他出面負責籌建工作。結果張浚生同意接受挑戰，負責將浙江大學、浙江醫科大學、浙江農業大學、杭州大學這4所高等院校合併為浙江大學。
淅江統戰部的文章，還透露了張浚生的身世，他的高祖、曾祖是康熙年間四、五品的高官，曾被派往台灣平過亂。到了他祖父這代開始衰落，從事造紙工作。他的父親本是私塾老師，後因生有6個孩子，養活不了一家人，就改行做裁縫。父親不僅裁縫手藝好，還能燒一手好菜，周圍鄰居家有什麼紅白喜事，都會請他去幫忙掌勺。父親也是知書達理之人，書法不錯，鄰裡還經常請他寫對聯。父親堅持詩書傳家的客家人的優良傳統，很重視對孩子的教育，有空就教他背詩寫字，讓他較早就受到了啟蒙。
或許是受祖輩影響，張浚生選擇了從事教育工作，作為他退休前的最後一項任務。
有興趣瞭解張浚生的生平，可以看看此文：
拳拳一顆報國心 ———記新華社香港分社原副社長、浙江大學發展委員會主席張浚生
https://goo.gl/s94mJ9
毛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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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發佈2024年版《外交藍皮書》，時隔5年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對此如何看？
深圳衛視直新聞特約評論員庚欣解讀了日本的意圖。
庚欣話，這次庚欣，再次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並強調了「構建穩定、建設性的中日關係的重要性」。這表明日本岸田政府在內外交困之中，依然希望在與美國強化關係的同時，和中國也保持「鬥而不破」的關係定位，強調保持建設性的穩定關係對兩國非常重要，雙方需要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當然，這也是在重申去年11月，兩國領導人對中日「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共識性再定位。
日本發佈2024年版《外交藍皮書》。
庚欣指出，日本這次談及的「戰略互惠關係」，是2008年胡錦濤主席訪問日本之時，雙方發表的《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所提出的，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確立，其實就類似於今天中美關係要扣好的「第一粒鈕釦」的意義，這是中日關係一次重大的進展。
其實，百年來的中日關係一直都存在誰來主導、走向何方的問題。當然這中間有美國的因素，因為日美在二戰後至今的制度安排上，是美國在直接影響甚至在重大問題上主導著日本的一些外交決策。但是，在中日互動中，中方是主導的一方，而在建交之後開啟的中日關係發展的熱潮中，中方倡導的以「友好外交、人民外交、和平外交」為主要特徵的中日關係發展，應該說一直是順暢的。
但是，近年來，由於日本面對著「百年變局」等各種各樣的壓力。首先是中日關係力量對比的顯著變化。中國從以前遠遠落後於日本的經濟發展，到2010年經濟總量開始超越日本，到之後的十幾年間，中國的GDP已經是日本的三倍以上。而日本則明顯感受到了這樣的變化和壓力。而且伴隨中日經濟和綜合實力的這種明顯的變化，同時呈現出中日關係似乎在向著負面的方向發展。在中日經貿額不斷增長的同時，中日之間的政治信任和民間感情卻似乎在不斷的下降，這種微妙、複雜的中日關係取態，對中日都是壓力很大的，對日本尤其如此。
同時，中日兩國在戰後一直就存在很多既有的矛盾，比如「東亞爭雄」的問題、「歷史認識」的問題、台灣問題、兩國的領海劃界問題等等。近年來，中日都在走向大國化的進程中，又不斷地發生摩擦和碰撞。一定程度上，這也是日方近年少提甚至不提「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原因。
那麼日本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對中日關係意味著什麼？日方還有政策調整嗎？
庚欣認為，日本是一個島嶼國家，所謂島嶼國家，就必須要成為「陸海聯動」的橋樑。但是，從戰後幾十年的實踐來看，日本和周邊各國的關係發展並不融洽。另外，日本畢竟是個經濟大國，它的經貿關係主要是靠和中國、韓國等亞洲國家的互動，而不是依靠美國。現在日本和中國每年經貿額達到3600多億美元，而和美國的經貿額只有中日經貿額的一半左右。地緣關係上大家又是「搬不走的鄰居」，這些都使得日本處處進退兩難。
其實，日本無論是自身的穩定、還是經濟繁榮以及大國化進程，都處處離不開中國。這就是為什麼近兩年來，岸田似乎和拜登走得很近，爭相送「投名狀」，但實際上他也在很積極地推動日本加入RCEP，加強和中國及亞洲的這種實質性的合作關係，以穩定自身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就在最近兩天，他跑到美國去和拜登「秀恩愛」的同時，又和中韓兩國爭取要在五月份舉辦中日韓領導人會議，推動中日韓的合作。這些看似矛盾的表現，正是日本今天面對兩難困境和自身國家發展「焦慮」的一個真實寫照，美國的焦慮是「霸權的焦慮」，日本的焦慮可是「生死的煩惱」，所以就更顯得進退失據、捉襟見肘。
4月11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向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聯席會議發表演講。
他認為，從這種意義上說，中國尤其要冷靜、準確地把握美日各自的矛盾，特別要重視日本的動向，調動中日關係中的積極因素，注意克服消極因素，中日關係也要扣好第一粒鈕釦，重建「戰略互惠關係」就是今天中日關係的第一粒鈕釦，進而也同樣用「和為貴、穩為重、信為本」的方針來建立中日相處之道，牢牢掌握住中日關係的主導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