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不斷有媒體引述梵蒂岡高層消息，指出教廷已與中國達成主教任命新框架，而雙方最快可在三月兩會完結後便簽署協議。若以上消息無誤，中梵關係無疑將步入新階段。國際社會及梵蒂岡內部對此事的態度，則存在著正反兩派看法。反對的人士認為教廷是向北京屈服、放棄道德、擁抱魔鬼。而支持者則認為簽下協議有助促成中國地下教會與愛國教會的合一，及擴大天主教在中國的福音傳播。

若然我們回顧明清時期西洋傳教士在中國的傳教史，或許可以得到一點契機。明清時期西洋傳教士所以能夠取得成功，很大因素是因為他們均懂得變通及因時制宜。明朝萬曆年間，西洋傳教士利瑪竇來華傳教。利瑪竇明白要在華成功傳播天主教，必須先熟悉中國文化，把宗教顯得更具當地色彩，以減輕當地人的排拒情緒。利瑪竇不但學會了中文，更把儒家經典、四書五經等學得倒背如流。在傳教時，他自稱「西儒」，穿起中國士大夫的服飾，並以儒家經典來引證天主教的教義。利瑪竇的能力和智慧識見讓他獲得了士大夫階層的尊重，為他日後在中國傳教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除了懂得引用儒家經典等「本土化」方式去傳播天主教義，利瑪竇更深明傳教不得有違當地的文化習俗。利瑪竇容許中國天主教徒保留祭孔及祀祖的傳統，認同中國人尊師重道和拜祭先人的風俗，並不違反天主教信仰。利瑪竇尊重中國傳統習俗，傳教手段靈活，因而沒有被當時的明朝皇室及社會排斥，令天主教在中國得以合法傳播，為天主教在中國的發展打下了基石。即使到了清朝初期，清廷對天主教也是維持著寬容的態度。順治和康熙年間，更有西洋傳教士湯若望、南懷仁在京城當官。

然而，教宗克勉十一世登位後，他卻以利瑪竇的「本土化」方式違背了天主教信仰為由，在1715年頒布了《自登基之日》的教宗通諭，禁止中國天主教徒祭孔祀祖。此令一出，不但讓中國天主教徒左右為難，亦讓清廷感覺到不被尊重。清廷認為中國天主教徒一向同時禮拜天主及祭孔祀祖，相安無事。現時教廷要禁止，是多此一舉、另有目的。後來，梵蒂岡的來華使節團更與依循利瑪竇遺策的傳教士及天主教徒屢起衝突，擾亂京城安穩，終令清廷開始對傳教士漸生反感。再加上之後又有西洋傳教士參與爭奪帝位的糾紛，最終便埋下了日後清廷禁教的伏線。

從以上明清西洋傳教簡史可見，只要教廷尊重中國的政治制度及社會的既有秩序，歷代中國政權均容許傳教士在華傳教。時代雖然已從明清過渡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但要在今天的中國成功推動傳教事業，作出變通仍是必須的。如果教廷只是專注於傳教，不在傳教的工作上滲入政治宣傳、不影響政權的穩定性，傳教工作即使不被重視，但至少也應能獲得接納。然而，若教廷堅持某些意識形態，不遵從中國的制度及規則，只會繼續加深兩國間的矛盾及令傳教工作難以進行，最終受害的也只會是三千萬中國天主教徒。

現在，教宗方濟各縱使面對著部份國際社會及梵蒂岡內部人士的批評，仍願意卸下歷史包袱，以和善的姿態與北京重新搭建橋樑，致力讓中國地下教會走出陰影及彌合地下教會和愛國教會天主教徒之間的裂縫，當中的胸襟及博愛精神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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