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有機會讀起錢鍾書的名作《圍城》,發覺跟香港如今的情景頗相類似,書中以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為背景,講述主角方鴻漸從海外留學回國,認識了一個朋友叫蘇文紈。蘇文紈講出一句金句說:「婚姻是圍困的城堡,城外人想衝進去,城內人就想逃出來。」這就是《圍城》故事的精髓。
香港也像一座圍城,有些媒體老是喜歡叫人移民台灣,說到香港狀況很差,移民台灣可以尋找「小確幸」的生活云云,但是同一張報紙訪問旅港的台灣人時,那些台灣人就覺得香港很好,很容易賺到一、兩萬港元的月薪,在台灣只能賺得五、六千港元。
上世紀七十至九十年代,是香港經濟蓬勃發展的時代,香港如一座新城,撇除當中經過的政治風波,很多人想湧入這新城生活,感覺前景璀璨,光芒四射。近年香港慢慢變成一座圍城,不少人的著眼點在政治衝突和低壓,但亦都忽略了香港經濟發展進入高原後的緩慢,大學生畢業的月薪由八十年代中的二、三千元,一路急漲到九七年時的一萬元,但之後的二十年,到現在都是一萬元多一點。單是大學生的待遇,已顯示出經濟上的呆滯特色。香港這個城市,吸引力在減退。
有學者評論上周發生的三件大事,包括泛民首次在立法會單對單的直選中慘嚐敗果、《壹週刊》的紙面版停刊,以及李嘉誠退休,形容這是香港政治、文化、經濟的一個時代的終結。或許香港當年出現這些經濟社會文化現象,跟英國政府行將撤走,以及中國政府尚未接收有關,在各方面形成一個很大的空隙,讓各種形式的本地力量走上舞台,成為主角,一度改寫歷史,最後回歸平淡。
在香港經濟起飛、政治權力真空的二、三十年間,香港的確展現出一個很獨特的面貎,但隨著中國愈趨強大,遇上2014年佔中前後本地一度出現撕烈性政治抗爭,最後令中央落閘,香港就由政治高熱中急促降溫。
有人問我阿爺的種種措施,是否會令香港再無兩制。我就覺得這倒未必,如果用一個圍城的概念,在香港此城之內,還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有著自由的特色,但阿爺的確會在香港的周圍劃一個圈,出了這個圈之外就是一國。香港執政者就不要指望將香港的一套輸出去中國,中國並不覺得香港的自由體制,特別是政治上的自由(民主都只是半吊子的)有何優越性,值得中國學習。所以香港的圓圈之外,一國不容侵犯。
但話得說回來,香港的圍城故事,只在政治方面,所以並不一定有悲慘的結局。當我們戴上一副政治眼鏡,將甚麼問題都用政治角度去衡量,香港的確會有局限。但我們若除下政治眼鏡,從一個社會經濟角度去看,香港亦都不一定是一個圍城。
按阿爺的設計,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正好跟圍城的概念相反,大灣區就締造各種機遇,希望讓香港年青人有機會盡展各長。如果年輕人不滿在香港住190呎的納米樓,又覺做事的機會有限,對自己的能力有信心,對未來有憧憬的話,何不走出這座圍城,去看看別處的風光。生於西雅圖、波士頓的年輕人,不會介意去紐約、三藩市打工,相信香港的後生仔,將來也可以在大灣區工作生活,周末可花一小時搭高鐵回港,那樣就會有更多發展的機遇。
一個時代的終結,正正是另一個時代的開始。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