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有機會讀起錢鍾書的名作《圍城》，發覺跟香港如今的情景頗相類似，書中以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為背景，講述主角方鴻漸從海外留學回國，認識了一個朋友叫蘇文紈。蘇文紈講出一句金句說：「婚姻是圍困的城堡，城外人想衝進去，城內人就想逃出來。」這就是《圍城》故事的精髓。
香港也像一座圍城，有些媒體老是喜歡叫人移民台灣，說到香港狀況很差，移民台灣可以尋找「小確幸」的生活云云，但是同一張報紙訪問旅港的台灣人時，那些台灣人就覺得香港很好，很容易賺到一、兩萬港元的月薪，在台灣只能賺得五、六千港元。
上世紀七十至九十年代，是香港經濟蓬勃發展的時代，香港如一座新城，撇除當中經過的政治風波，很多人想湧入這新城生活，感覺前景璀璨，光芒四射。近年香港慢慢變成一座圍城，不少人的著眼點在政治衝突和低壓，但亦都忽略了香港經濟發展進入高原後的緩慢，大學生畢業的月薪由八十年代中的二、三千元，一路急漲到九七年時的一萬元，但之後的二十年，到現在都是一萬元多一點。單是大學生的待遇，已顯示出經濟上的呆滯特色。香港這個城市，吸引力在減退。
有學者評論上周發生的三件大事，包括泛民首次在立法會單對單的直選中慘嚐敗果、《壹週刊》的紙面版停刊，以及李嘉誠退休，形容這是香港政治、文化、經濟的一個時代的終結。或許香港當年出現這些經濟社會文化現象，跟英國政府行將撤走，以及中國政府尚未接收有關，在各方面形成一個很大的空隙，讓各種形式的本地力量走上舞台，成為主角，一度改寫歷史，最後回歸平淡。
在香港經濟起飛、政治權力真空的二、三十年間，香港的確展現出一個很獨特的面貎，但隨著中國愈趨強大，遇上2014年佔中前後本地一度出現撕烈性政治抗爭，最後令中央落閘，香港就由政治高熱中急促降溫。
有人問我阿爺的種種措施，是否會令香港再無兩制。我就覺得這倒未必，如果用一個圍城的概念，在香港此城之內，還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有著自由的特色，但阿爺的確會在香港的周圍劃一個圈，出了這個圈之外就是一國。香港執政者就不要指望將香港的一套輸出去中國，中國並不覺得香港的自由體制，特別是政治上的自由（民主都只是半吊子的）有何優越性，值得中國學習。所以香港的圓圈之外，一國不容侵犯。
但話得說回來，香港的圍城故事，只在政治方面，所以並不一定有悲慘的結局。當我們戴上一副政治眼鏡，將甚麼問題都用政治角度去衡量，香港的確會有局限。但我們若除下政治眼鏡，從一個社會經濟角度去看，香港亦都不一定是一個圍城。
按阿爺的設計，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正好跟圍城的概念相反，大灣區就締造各種機遇，希望讓香港年青人有機會盡展各長。如果年輕人不滿在香港住190呎的納米樓，又覺做事的機會有限，對自己的能力有信心，對未來有憧憬的話，何不走出這座圍城，去看看別處的風光。生於西雅圖、波士頓的年輕人，不會介意去紐約、三藩市打工，相信香港的後生仔，將來也可以在大灣區工作生活，周末可花一小時搭高鐵回港，那樣就會有更多發展的機遇。
一個時代的終結，正正是另一個時代的開始。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