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初的美國總統湯瑪斯傑佛遜曾經講過一句名言，「如果要我選擇一個只有政府而沒有報紙的社會，或是一個只有報紙而沒有政府的社會，我會毫不猶豫地支持後者。」這句說話，被不少傳媒工作者視為金句，將監察政府視為記者天職。連前任特首曾蔭權也曾引用這句名言，以討好香港記者。
可是，這位多才多藝的美國總統，並不是真心真意認為傳媒對社會有著正面影響。因為傑佛遜也曾經說過，「一份報紙最可信的就是廣告」，諷刺不少記者喜歡歪曲事實，無是生非。
試想想，在傳媒行業並不發達的十九世紀，記者的操守和道德水平也為人垢病，何況是這個道德標準每況愈下的年代呢?
最新的例子，就是有電視台記者及攝影師在北京採訪時，聲稱被內地公安查閱記者證後不願交還，繼而以暴力將攝影機壓倒在地上，造成受傷，引來香港記者及反對派的起哄，批評內地政府限制新聞自由及香港政府對記者的安全保護不足。
及後，根據網上流出的完整片段，發現真相是該名攝影師意圖搶走在公安身上的記者證，然後才被公安以合理武力制伏。由於攝影師的行為涉及阻差辦公，加上主動挑釁執法人員，公安採取行動實非過分，反是看出肇事傳媒工作者的言行極有問題。
筆者相信，類似事件只是冰山一角，確實部分記者自恃「監察政府」的光環，加上掌握發放訊息，影響大眾觀感的工具，經常胡作非為，斷章取義，嘩眾取寵。
事實上，傳媒工作者自詡持平客觀，報導真相，反映社會真象，統統都是漂亮的謊言。任何媒體的存在，必然是希望建立和擴展社會影響力，試圖影響公眾輿論及政治取態。為此，從屬媒體公司的記者，只是執行媒體意識形態的人，透過資料搜集、採訪、編輯、報導等工作，為身處的立場而戰。由於所有媒體都有政治定位，並由意識形態主導工作，記者根本不可能以中立、客觀的態度看待任何社會事件。
撇開香港媒體不談，君不見美國的老牌新聞機構、所謂公信力高的紐約時報，也只是民主黨的口舌嗎?每當共和黨總統上台，紐約時報才會發揮「監察政府」的責任，盡力尋找政府缺失，大書特書。反之，只要是民主黨人，不論是國會議員、州長、市長，也會有讚無彈，儼如聖人一樣。
說穿了，媒體就是政治鬥爭的工具。由於它們影響力巨大，可以改變輿論走向和公眾觀感，政客或是野心家往往視之為重要的工具，以此打擊敵對政治陣營。無怪乎現時多個龐大新聞機構，如電視台、報紙等，都由少數野心勃勃的商人或家族持有。
既然媒體意識決定記者立場，這正好解釋為何往往與內地政府發生衝突，或是喜歡報導內地負面新聞的，大多是某幾個新聞機構。當然，筆者相信，記者願意緊隨公司立場，本身也是同道中人。
筆者並不認為所有記者都是壞人，筆者相信傳媒行業仍有不少人士緊守崗位、履行責任、專業認真、願意發掘社會真相的，但是，既然那些被意識主導思考的記者曾經以「一榮共榮，一損共損」批評個別警員的行為問題影響警隊聲譽，那麼，筆者也只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以上的說話，相信甚少出自政治人物之口，尤其是深受劣質傳媒所害的當權人士，否則，記者又會以老掉牙的言詞，「政府打壓新聞自由」、「干預編輯自主」等，將當權人士玩弄於股掌之間。
黃遠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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