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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波斯两大文明 古丝路长期碰撞丰富文化内涵

中国与波斯都是古丝路重要国家,东西文明交往影响世界。

中国与波斯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国家。两大文明在相互碰撞、交融和创新,将异质文明内化为各自的本土文明,丰富了各自的文化内涵。

公元前1000年左右,中国与古代波斯已有间接交往。中国的丝绸通过北方草原或经由印度传入波斯。到了公元前6世纪,波斯帝国加强与中国交往,中国曾多次发现刻有“居鲁士文书”铭文的马骨,说明两国在居鲁士时期或已有直接联系。中国到了西汉时期张骞“凿空”西域,开辟横贯亚洲大陆的“丝绸之路”之后,与波斯建立直接联系。《史记·大宛列传》载:“安息王密特里达提二世令两万骑迎汉使于波斯东界,随后遣使中国。”从公元87年到公元101年,波斯两次遣使中国。在南北朝时期,萨珊王朝波斯使节出使中国十多次。

敦煌莫高窟第323窟壁画,描绘张骞出使西域 (网上图片)

由于政局问题,中波两国政治联系时有中断,但贸易、文化交往不绝。中国有希腊和罗马远远追不上的技术,所以波斯十分珍视与中国交流。安息、萨珊、阿拉伯及土库曼斯坦都有谚语云:“希腊人只有一只眼睛,唯有中国人才有两只眼睛”,意指中国不仅精通理论,还拥有技术。东方成为波斯对外交往的重心,并一度垄断丝绸贸易。近年中国出土上千枚萨珊波斯银币,足见当时波斯商人与中国贸易交往如何活跃。

塔里木盆地克孜尔千佛洞壁画,人物穿戴着萨珊服饰 (网上图片)

丝绸之路的兴盛,还激发中国与波斯的文化交流。安息王朝时期,许多波斯佛僧来华传教。早期的汉译佛经多为安息僧翻译,波斯人安世高是最早在汉地译经的翻译家,自公元148年起,共译出佛经百多部。当时著名的波斯译经家还有安玄、昙谛、安法贤、安吉藏等,而南北朝时期的名僧菩提达摩可能也是波斯人。

到了唐宋时期,中国与波斯交往达到高峰。唐初,适逢阿拉伯帝国崛起,威胁萨珊波斯王国,萨珊波斯君主伊嗣俟三世三次遣使来华求援。波斯亡国后,虽影响唐朝与波斯的政治交往,但双方商贸、民间交往盛极一时。

西方文献中的伊嗣俟三世画像 (网上图片)

当时,波斯商人被称为“藩客”,云集长安、广州、扬州和泉州。唐代高僧鉴真发现,仅海南的波斯村寨,据《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总是若芳奴婢之住处也。”波斯商人将中东和东南亚的宝石、药材贩卖至中国,又将中国的丝织品、铁制品、茶叶和香料转运至其他地区。一些波斯商人“安居不欲归”,甚至被授予高官。

密切的经贸交往促进波斯文化东传,“三夷教”即祆教、摩尼教和景教便是典型。其中尤以摩尼教影响最大,一度成为回纥国教,直至明清才逐渐消亡。波斯文化作为异域文化也吸引著唐人效仿,胡饼、胡乐、胡服皆受青睐。

高昌遗址出土8-9世纪摩尼教抄本残页 (网上图片)

元明时期,宋代中断的陆上丝绸之路再次勃兴。元朝与统治波斯的伊尔汗国是宗属关系,到了明朝初年,帖木儿3次遣使明朝,递交国书和国礼。公元1395年,明朝使臣傅安也曾回访帖木儿帝国。公元1405年帖木儿暴毙,沙哈鲁继位,中国史书称为“哈烈国”。从公元1368年到1581年,波斯遣使中国50多次。明朝在波斯的政治影响甚大,甚至调解波斯政治纷争。但到嘉靖朝,因不堪入贡重负,限制西域诸藩入贡,至此中国与波斯的联系日渐疏远。

与唐宋时期相比,元明时期的中波文化交往更深,中医、陶瓷、绘画等影响波斯甚大。早在10世纪,阿维森纳的《医典》就介绍了中医的脉学,拉施特的《中国药学》收录了中国《千金要方》、《外台秘要》、《苏沈良方》等。当代伊朗裔学者玛扎海里认为,波斯医学的药剂半数来自中国。中国的缝纫技术、服饰、衣橱等在波斯也十分流行。

至于波斯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同样引人注目。元代著名天文学家郭守敬,在研定《授时历》时就参考波斯天文学家扎马鲁丁的《万年历》。元明两朝也分别设立回回国子学、四夷馆培养波斯语翻译人才,而波斯语在元代是除汉语、蒙古语之外的第三种官方语言。可以说,波斯语是古代除梵语之外影响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外来语言,也是古代汉语外来词汇的重要来源。

马欢著《瀛涯胜览》(网上图片)

元明之际,大量旅行家往来于两国,加强双方认知。陈诚和李暹的《西域行程记》、《西域藩国志》,马欢、费信和龚珍的《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等详细记载波斯的地理风貌和风土人情。波斯的《中国人的治国策略》、《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中国志》等亦介绍中国的典章制度和社会风俗,并高度推崇中国文化。

中国与波斯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国家。两大文明在相互碰撞下丰富拓展各自文化内涵,为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中波交往使东西方物种交流、商品贸易、宗教传播、文明传承和创新成为可能,客观上是东西方文明交往的纽带,影响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