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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魔缠身:刘少奇在中南海的最后日子

那时,连刘少奇的房间里,也有“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这样的标语了,甚至有的标语把刘少奇的名字倒过来写,并打上了叉字。刘少奇有时就会对着这样的文字,驻步凝视良久,然后轻轻地无奈地摇摇头。


继《红墙童话:我家住在中南海》、《红墙医生》、《红墙警卫》“红墙三部曲”之后,纪实作家王凡、东平新近力推的又一部亲历者口述著作《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书中的十位讲述者或曾亲历重大历史事件,或曾与历史风云人物近距离接触。其中包括红墙内的女护士长马晓先、中南海的工程师田恒贵、毛泽东的秘书兼英文“老师”林克……他们经历了一个怎样的“不寻常年代”和“特别经历”?这种大历史中的小人物的讲述,值得我们深思,从中体现的大事件中的小细节,大人物的小故事颇堪回味。

作为护士,初进中南海“文化大革命”初期,马晓先和北京医院的部分医生、护士,突然被指派进驻中南海。据说是周恩来亲自给北京医院的院长打电话,提出组织医务小组进中南海。她记得那一天是1968年的2月17日下午。

进中南海以后,马晓先他们就到了国务院办公区东边的原中南海门诊部。从这以后,他们就在一层医疗门诊,在楼上住宿。门诊部对面是座工字形的楼房,周恩来原来的秘书顾明、毛泽东的老卫士贺清华、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等都曾住在那里,后来他们都搬走了,马晓先他们就住进了工字楼。

刚住进中南海的时候,马晓先说她的感觉特别好。因为还是单身的她就住在门诊部里,几乎不出中南海的大门,一道红墙阻隔了外面的喧腾,里面就显得分外的清静。

一进中南海的时候,门诊部就九个人,后来陆续又来了一些人,最多时有十几个人。这个小集体内部特别团结,彼此之间像是一家人。“虽然当时文化大革命已处于高潮,社会上一片混乱,但我们刚进中南海时,因为门诊部内部不搞运动,真有点世外桃源的感觉。每追忆起我们小集体那段时期的生活,就觉得特别美好。”马晓先这样说。

马晓先说她从这一进中南海,就再没有出来,直至她退休。当时进去的护士只有三人,却把中南海里所有领导的医疗保健方面的护理工作全管起来了。因为当时周恩来总理的工作最为忙碌,所以姚军、许奉生就固定在周恩来那里,一人一天倒班照顾。而其余在中南海内的领导人的护理工作,就全由马晓先一人包了。

当时还在中南海内的领导人主要有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陶铸、陈毅、李富春、李先念。没过多久,邓小平、董必武的家就搬出了中南海,虽说不在中南海了,但涉及他们治疗护理的事,也都还是由马晓先承担。

福禄居内,刘少奇病魔缠身

在进入中南海半年多以后,马晓先参与护理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就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

在马晓先他们进中南海以前,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就已经被拘捕,继而被关进秦城监狱;他的孩子也被强行迁出中南海。刘少奇本人还住在中南海福禄居自家院子里,但已处于软禁的状态。

处于软禁中的刘少奇,开始不断地出现各种病症,这断断续续的病有肺炎、糖尿病、高血压、植物神经紊乱等等。据当时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报告记载,到了1968年的4月份,刘少奇一度出现神志不清、表情呆滞、动作反常、站立不稳、脚步移动吃力、走路迈不开步子等症状。

进入夏天,刘少奇的病情更加恶化,由气管炎急性发作,转为支气管肺炎。在7月11日到14日这几天,他的病情已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经过抢救才脱离了危险。但此后的病情一直不稳定,多次反复,从7月到10月之间,仅大的反复就出现过五次。

马晓先说,她被派到刘少奇身边参加护理工作,是在10月初。此前,她对刘少奇的病一度很严重并不是很清楚,也不知道曾对刘少奇进行过怎样的救治。有关刘少奇的病情,她是到刘少奇身边后,通过以往的病历记载了解的。

在接受这项特殊任务的时候,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和即将被派到刘少奇身边从事医疗护理工作的卞志强大夫谈了话。杨德中交代说:你们要尽职地做好刘少奇的医疗保健工作,说这是中央的精神。

和马晓先同时被派到刘少奇身边的,除了中南海门诊部主任卞志强大夫外,还有中央警卫团团部的一个叫李留壮的医生,加上马晓先共三个人。马晓先还记得第一次进福禄居时留下的印象,院子里有一个大草坪,特别漂亮。

然而过了草坪,走进刘少奇的住处,就是另一番情景了。小院里贴满了大字报,走廊里也挂著大字报,窗户的玻璃上也写了标语和质问的文字,让人分明地感到文化大革命的浓浓气氛。看完大字报,他说“现在的形势,小好”进入福禄居工作,马晓先认识了刘少奇的厨师刘泰和师傅。她觉得刘师傅人挺好的,尽量想办法给刘少奇做些合口的饭菜,但刘少奇已经完全没有了胃口,几乎吃不下什么饭菜。为了保证刘少奇的营养,后来不得不采取鼻饲的方式灌注流质。

虽然由于病患和进食量少,刘少奇的身体十分虚弱,但在马晓先他们刚去时和几度抢救之后,刘少奇还能拄著拐杖在院子里散散步。每当他散步时,医护人员和刘泰和都陪着他,跟在他后面一起走。院子里并不总是安宁的,有时有些中南海机关的人员也会来到院子里。

刘少奇经常是走走,就不动了,再走走,又不动了。有时,他就站在那里,看贴在院子里的大字报。马晓先记得有一次,刘少奇看见走廊的玻璃上写了一句口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刘少奇用拐杖指著那行字,小声嘀咕了一句说:“我不认为是这样。”有人立即就追问他:“你认为不是大好,那你说现在的形势是怎样的?”刘少奇有些言不由衷地说:“是小好。”

那时,连刘少奇的房间里,也有“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这样的标语了,甚至有的标语把刘少奇的名字倒过来写,并打上了叉字。刘少奇有时就会对着这样的文字,驻步凝视良久,然后轻轻地无奈地摇摇头。

自从进到中南海后,作为门诊部主任的卞志强大夫,就一直告诫门诊部的其他医务人员:“组织上让我们到中南海来,就是搞医疗保健工作,没有别的任务。关于上层的斗争,我们也许会听说一些,但并不很清楚。我们的具体服务对象,可能是‘红’的领导;也可能把你派到‘黑’的领导那里,但不管是‘红’的还是‘黑’的,我们到那里,就只管做好我们的业务工作。”

马晓先到朱德家做护理工作时,朱德的处境已不是很好了,因为在中南海里,也能看到批判朱德的大字报。属于马晓先护理对象中的有些人,例如陶铸等,已经被划入了“黑”的范畴,即使是像董必武等领导人,在当时也都不怎么“红”了。

所以对被派到“黑”了的领导人身边工作,她还是有一定思想准备的。

然而刘少奇的情况与其他“黑”了的领导人,还是有些区别的。刘少奇已经在中南海里遭受到面对面的批斗,《人民日报》也已经陆续发表了一些一看就知道是针对刘少奇的批判文章,只不过没有点名而已,刘少奇基本上已经被划到毛主席的对立面去了,就差一个由中共中央名义的公开确认了,因此马晓先他们对负责刘少奇的护理工作,也不可能没有情绪上的不安,不引发一些负面的联想,好在她逐渐地适应了。

病情危急时用的全是进口药

马晓先记得,她参与对刘少奇的护理工作初期,刘少奇的身体状态已经非常不好了。在10月14日的《刘少奇病情报告》上,已经有了大致如下的文字:心脏有冠状动脉疾病,脑血管有硬化及脑软化,加上糖尿病,病情有可能突然恶化,今后如再发生严重反复,即可能无法救治。这就是说,他已经濒临危险的边缘。

当时常出现反复的是刘少奇的支气管肺炎,一旦发作就处于高烧状态。每逢出现这种情况,马晓先他们就分外地忙碌和紧张。因为倘若控制不住,刘少奇的病情将更加恶化。在马晓先的记忆里,还有过从北京医院等医院请专家到福禄居里会诊抢救的印象。

马晓先说在给刘少奇进行救治的过程中,医务人员还是竭尽全力的。遵循了医务工作者的道德准则,遵循了人道主义精神,对刘少奇的治疗和护理是积极认真和负责的。当时为刘少奇成立了最好的抢救组,还从空军总院、陆军总院请来了呼吸科的专家会诊。

马晓先参与了护理工作,包括给刘少奇打针和喂药等。她清晰地记得当时医生给刘少奇开的药,都是最好的。针剂和服用的药,都是进口的,抗生素药一片十几块钱,相当于那时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人一个月的生活费,所用的针剂也是十分昂贵的。这些药用下去以后,能够比较快地把支气管肺炎和高烧控制下来。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中央警卫团的李留壮医生就被调走了,卞志强和马晓先感到仅由两个人照顾刘少奇人手有些不够,有关方面就又从中国人民解放军301医院调来了黄宛大夫。黄宛大夫是国内著名的心内科专家,他在医术上是很有经验的,而且曾经多次参加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会诊。

虽然,那个时候领导上一再说:“不管怎样,不管是‘红’的‘黑’的,我们只做好我们的工作。”但真把你派到所谓的“黑”的那里,你的思想就不可能不感觉到压力重重,许多事如何处置,要特别谨慎小心,如履薄冰。

而且当时刘少奇的生命也处于比较脆弱的状态,病情反复,抢救起来又不分白天黑夜,所以黄宛大夫常常睡不好觉,要靠安眠药的作用才能入睡。有时候,工作得比较晚,他就先吃了安眠药再去吃饭,吃完饭正好药效上来,可以更充分地休息一下。

马晓先说:“我们当时特别能理解他们那种在巨大精神压力下工作的心理,其实我们当初何尝不是如此,我们也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种激烈斗争的情况啊!实际上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心理始终处在很大的压力下,老是心情紧张。即使是在‘红’的身边,也不是那么舒畅。像后来的护士小周在江青身边,江青老找麻烦,使她受到迫害,我们看在眼里能不紧张吗?而且在十年的过程中,又有多少个由‘红’变‘黑’,又由‘黑’变‘红’的?在那种动荡的历史环境中,老处于那种不安的心绪下,人的各种生理状态就不可能正常,所以你看我们这些搞保健的,不管是医生还是护士,没有一个胖的,主要原因就在这儿。”

1969年11月12日

  在河南逝世

黄宛大夫来的时候,带了两个护士,他们来实际上就是接替卞志强、马晓先,负责此后刘少奇的医疗保健工作的。

经过一段交接,马晓先他们就离开了。那两位护士,后来一直护理到把刘少奇送到河南开封。从开封回北京后,她们就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

马晓先回忆说:在和黄宛大夫他们交接时,刘少奇的病情已有所好转,面色好看了,甚至有些头发也渐渐变黑了。当时到刘少奇身边工作过的大夫,像卞志强、顾英奇等几位,都是长期从事领袖保健工作的。他们非常有经验,也知道如何进行自我保护。

因此,在他们担负刘少奇的医疗工作期间,每天是如何进行医疗护理的,都作了详细记录。例如每天的情况怎样,有什么异常,是怎样诊断的,怎样处治的,用的什么药,病人用药后的反应,都一一作了文字的记录。

当治疗显示了一定的效果,病情有所好转了,他们就马上给刘少奇拍了照片,这实际上也是出于谨慎的考虑,留下一个直观的证明。马晓先推测说,他们当年记录下来的这份文字东西,应该保存下来了。“这份文字记载可以说明我们当时在刘少奇身边,是遵循了医务工作者的道德准则,遵循了人道主义精神,对患者进行积极认真负责的治疗的。”马晓先虽然不知道刘少奇离开北京去开封时的病情,以及在路途中发生了怎样的情况,但她相信北京的这些大夫和护士,都是会全力以赴地对刘少奇进行诊治和护理的。她推测刘少奇到河南,突然病情就转向恶化,不久就去世了,大概和他的心情有关。离开北京离开中南海,预示著一位政治家最重要的政治生命从此完结了,又和家人彻底隔绝了;从北京跟去的医生、护士,到河南后工作一交接也走了。他身边一个熟悉的人都没有,又圈在一个很小的院子里,封闭的两层楼使院子更显得狭促,这可能导致他心情急剧恶化。

根据有关资料的记载,马晓先对医生、护士们的理解和推想,是比较准确的。处于重病中的刘少奇,由于从北京到开封的“途中颠簸受凉,到达开封后病情进一步加重。10月24日、31日,刘少奇的支气管肺炎等病症两次发作,经随同前来的医护人员救治后脱险……”

但就在“刘少奇病情尚未稳定的情况下,从北京来的人包括医生、护士在11月6日全部奉命返回。刘少奇的监护、医疗工作移交给当地驻军负责”。11月10日,当刘少奇的病再次发作时,进行抢救的只剩下当地的医务人员,他们也采取了相应的救治措施,但刘少奇的心脏还是于11月12日早晨6时45分停止了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