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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因察觉出刘少奇“有问题”?


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在天安门城楼上

本文摘自《中南海政坛人物春秋史》,顾保孜著,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八届十二中全会,在人数不足半数的情况下,却宣判了刘少奇政治生命的死刑。毛泽东说,他在1962年就看出刘少奇“有问题”,解决的办法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

山雨欲来之时,刘少奇接到出访任务,国外鲜花铺路国内却风雨满楼

进入1966年,全国的政治气候出现了微妙的变化,那就是由上海作为中心发起的文化艺术领域的学术争论此起彼伏,后来在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不断推波助澜下显得异常活跃,并在他们授意之下逐步往历史纵深和政治生活等领域扩展,让大家嗅出了山雨欲来的味道。然而处于政治高层的领导人对这种味道更为敏感和警惕,二月初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向中央递交了一份名为《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就是想将这种来者不善的“学术争论”控制在文化领域之中。

既然有人发现江青等人“来者不善”的用意,那么“来者”们当然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很快江青在林彪那里寻求到巨大的政治支持,而且得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2月2日至20日,江青就受到了林彪的委托,在上海召开了只有几个人参加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林彪和江青的名字第一次紧密地连在一起。林、江的政治合作拉开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十年悲剧由此登场。

但是善良的人们只是从字面上看到了“文化革命”的字眼,还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式提法。谁也没想到也没法想到“文化革命”会演绎发展成“政治革命的全面内战”,把全国推进一片昏热混乱的海洋之中。

就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应巴基斯坦、阿富汗和缅甸三国的邀请,从1966年3月26日到4月19日对位于东南亚的三国进行友好访问。陪同访问的有陈毅副总理和夫人以及其他随行人员。刘少奇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国家的形象,和以往一样此行肩负著对外友好发展的神圣使命,从准备出行到正式成行,一切依照有序而正规的程序进行着,他需要更多时间和注意力了解熟知这三国的情况,正是肩负特殊使命的缘故,此时的他可能还能暂时避开“文化革命”词汇的侵扰。

一同出访的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和陈毅夫人张茜格外抢眼。的确,夫人们的随同访问,为出访增添了幽雅和温馨的感觉。王光美与张茜穿着中国民族特色的旗袍,更加衬托了东方女性的含蓄气质和优美风韵。

就在刘少奇出访专机在北京机场跑道腾空而起的瞬间,他可能根本无法想像,他内心印刻的几个画面已经由江青、林彪、康生等人开掘成一条政治暗流,正奔腾涌动跃跃欲试着破土而出,而他很快就要被这条可怕的政治暗流彻底吞没……

专机引擎轰鸣,在碧蓝的空中单调地飞了三个多小时,下午降落在乌鲁木齐机场。一般情况,中央领导人出国访问,飞机都要降落在边疆城市加油、补充给养。

乌鲁木齐这座边城还没有卷进政治风云中,显得宁静、清幽。城市处处都飘散著羊肉串的香味,就连代表团晚上住的最好迎宾馆里也飘散著这种特有的香味。

第二天上午,刘少奇、陈毅由新疆自治区领导陪同,一同去参观新疆工业展览。走进大厅,这时刘少奇从衣兜里掏出一包“中华”烟,他犹豫了,看看四周是油亮的木质地板,把烟就这么一直夹着,直到从展厅出来才点燃。整个观看中,他很少问话,只是非常仔细地观察每一件展品,能在一份说明书前逗留10来分钟,几乎是弓著身子贴著玻璃吃力地阅读。见他这样专注凝神,杜修贤不由地举起相机,抓住他神情凝思、目光深沉的一瞬间。

看完展览,刘少奇和自治区的领导座谈。会上,刘少奇打破沉默,思路非常敏捷,谈吐沉稳。一头银发给他有涵养的气度增添了威严,让人感到有种说不清的非凡魅力,是自然流露的庄重感?还是分寸得当的权威感?或许两者兼而有之。

第二天中午,访问团离开乌鲁木齐前往第一站——巴基斯坦。刘少奇等领导人由欢送的人群簇拥著走向飞机,刘少奇同自治区领导人握手告别后,正想登机……他突然转过身,退著步子朝欢送的人们挥手……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刘少奇最后的出访,最后的挥手。

中国代表团到达巴基斯坦已是下午。如果这次不是亲眼目睹,所有人真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迎宾的汽车刚跑到街道上,立即被四面八方涌来的群众围住了,黑压压的人群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鼓掌声,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汽车仿佛被这沸腾狂欢的场面搞懵了,突然熄火窝在那儿不动了,人还在不断地围拢……这时听到尖锐的哨声,人群开始朝街道的两边移动,为中国代表团乘坐的汽车闪出行车道。有的人不甘落后,不住地朝前挤,立即遭到警察的严厉阻止。

车子开动了,群众又蜂拥随车涌向代表团的住处……车子几乎是被数万的群众抬担架似的抬到国宾馆门口。

刘少奇和陈毅脖子上套著巨大的彩色花环,那上面托著的不再是忧愁的眉结,而是明朗由衷的笑容。

3月28日,刘少奇在阿尤布·汗总统的陪同下,参观兴建中的新首都伊斯兰堡,下午由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布托陪同去拉合尔访问。

拉合尔是巴基斯坦的历史名城,西巴基斯坦首府。中国客人在这里再次受到了热烈欢迎。

当刘少奇等乘车从拉合尔机场去省督府时,受到了近100万人的极其热烈的欢迎。一路上,欢迎的人群密密层层,汇成一片海洋。道路两旁的树上、房屋上,都高高低低地站满了人。人们挥舞著旗帜、彩带,作出种种欢迎的表示。

车队开出后不久,两旁的欢迎队伍突然失去了控制。拥挤的人群冲破警察的警戒线,兴奋地站在马路中央高呼欢迎口号,争先恐后要近距离目睹中国领导人的风采。无数工人、学生、白发苍苍的老人和天真的儿童都争着把手伸进汽车窗口,同中国客人握手。整条马路水泄不通,中国的车队一再被热情的群众阻住,通过这条5英里长的道路,车队用了整整一个半小时。

鲜花、笑容、欢歌……铺撒在中国国家主席友好访问的路途上!

与此同时,国内政治风雨更加狂烈,彭真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终于在4月10日被中央下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彻底否定。这就意味着前一段时间的学术讨论冲破了文化的范畴,终于进入了政治领域之中,一场大风雨一个大漩涡即将形成。

林彪在给中央军委的信中还写道:“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刘少奇和陈毅出访回国,专机没有飞回北京,而是直接去了杭州,一进会场才知国内出了大事

1966年4月17日到19日刘少奇对缅甸联邦进行友好访问。缅甸联邦也是刘少奇此行最后访问的一个国家。缅甸革命委员会主席奈温将军与刘少奇多次相见,彼此熟悉而亲切。

这次刘少奇率领的访问团出国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一共走访了三个国家,其中返回国内两次。4月19日那天访问团终于结束了出访三国的任务,大家挥手告别美丽古老的仰光飞回了祖国,但是飞机没有直接飞回北京,而是降落在西南边城昆明,因为访问团在此要做一次短暂的休整,刘少奇和陈毅还想借此视察一下地方工作情况。

刘少奇一到昆明就向北京发出两封电报:一封给周恩来总理转毛泽东主席,报告已圆满结束对友邦的访问回到昆明,提出要去西双版纳看看,那里有十几万知识青年在开垦橡胶园,并请示主席回京后,可否安排一次见面以汇报出访情况;另一封给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也是同一个话题,向中央请假一星期去西双版纳等地调查研究,慰问知青。

同时刘少奇也知道了在离开北京这段时间,中央又出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揪出了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他们曾是他的左臂右膀;第二件大事,中央下发《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并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组”,全班人马都是极“左”路线下的新秀。

但刘少奇说什么也无法将这两件大事与自己日后遭遇联系起来,毕竟“文化革命”这个字眼还是平和、斯文的,是一场远离战争生死,同时也区别和平年代名利场的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运动。

尽管各方面传来的消息都是那样令人不安,但刘少奇依然按照国家主席的职责和分工安排他的工作行程。就在刘少奇、陈毅准备乘汽车赴西双版纳时,难以置信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而且就发生在他们身上。中共中央办公厅电话紧急通知,要他们马上到杭州去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个会议已经从4月16日开始召开,他们19日回来正好赶上。

手下工作人员不知道上层的事情,大家奇怪怎么没有听说中央要开会,而且是在杭州开会的消息,难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悄悄地私下打听,却不得而知。

就连刘少奇也不知道已经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内容是什么,更不知道这次会议即将决定的命运。

他们接到通知后,马上放弃到西双版纳的安排,乘车前往昆明机场。在他们专机还没有到达的空隙,刘少奇与陈毅在机场边散起了步。他们一边等飞机一边猜测此次会议的内容。陈老总到底是横刀立马、久经沙场的老帅,马上想到是不是我国边境发生了战争?刘少奇和他想的不一样,可能是国内政局有什么大的变动?他们说到政治运动,都不由地若有所思望着深邃空灵的天际和飘浮游动的云缕。

几个小时之后,刘少奇他们走进杭州会场,才知道他们一路的猜测离题万里。毛泽东在此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实际上就是为发动“文革”作准备。就连躲在上海锦江宾馆后楼负责起草《通知》的陈伯达、康生也匆匆赶到杭州参加会议。

刘少奇万万没有想到,这次突如其来的杭州会议便是他生命中的一张黑色的请柬。

此次会议毛泽东作出了撤销彭真为首起草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以及由他担任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建立了新的“文化革命小组”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的草案。

5月16日上午10点半,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体举手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草案,简称《五一六通知》。

十年浩劫,就是从这一天正式开始的。

可以说,刘少奇出访南亚三国是他与陈毅外长最后一次履行国家主席的外交职责,最后一次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亮相国际舞台。

奇特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人数不足半数的情况下,却宣告刘少奇政治生命的死刑

1968年10月13日,中共历史上最为奇特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它的奇特之处在哪呢?按规定,全会应出席中央委员87人(原97人,去世10人)、候补中央委员98人。因一些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已被打倒或受审查,被关在监狱或牛棚中,所以实到中央委员40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不足应到会人员半数,这在中外执政党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恰恰是这个不足应到会人员半数的全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政治生命的死刑,制造了中共历史上的最大冤案: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经过广大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的广泛揭发,专案组的深入调查,大量的物证、人证、旁证,充分证实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行累累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刘少奇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专案审查小组建议党中央根据党内外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作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在59位正式代表和74位列席代表中,只有陈少敏(女)一人不畏高压,坚持自己的意见,当别人高举双手的时候,她把脸俯在桌子上表示反对……

本来毛泽东和刘少奇是多年出生入死共同战斗过的老朋友。1922年,他们曾共同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后来刘少奇一直在白区工作,毛泽东在根据地探索革命之路。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时期,他们都被看成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同样受到打击。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刘少奇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为党的历史上的这次伟大转折作出了贡献。作为“左”倾危害的体验者,刘少奇积极参加清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并写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等大量著作,贡献突出。当时毛泽东给予刘少奇很高的评价,他曾对薄一波说中国革命有两个方面军,苏区是一个方面军,白区是一个方面军,少奇同志就是白区的代表。1943年,刘少奇返回延安,在中央书记处工作——当时的中央书记处实际上只有毛泽东、刘少奇和任弼时三人。在这期间,刘少奇在系统阐述毛泽东思想,确立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实际上成为党的第二把手,被誉为中国的斯维尔德洛夫。每当毛泽东外出时,刘少奇便被委托主持日常工作。1959年,他又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与毛泽东共同领导中国。国内正式出版物上,“刘主席”的称号与“毛主席”并排出现,当然也有两位主席的肖像,刘少奇也被称为毛主席的“最亲密战友”。1961年,毛泽东会见蒙哥马利勋爵时,肯定他的接班人是刘少奇。

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大体发生在1962年初。他与外宾谈话中说,他发现刘少奇有事是1962年。他所写《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也说“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造成分歧的主要原因是在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认识和态度上,刘少奇本来是赞成三面红旗的,但1961年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后,他回湖南老家宁乡县炭子冲搞调研,接触到农村的真实情况。他看到到处是荒凉的田野、饥饿的人群,妇女们在田地里挖野菜,老人孩子们在树下采树叶,许多人饿得得了浮肿病,和原来听到的汇报和想像根本不是一回事,改变了对三面红旗的看法。刘少奇讲,这次回来,看到乡亲们很苦,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对你们不起。在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中央要对这些错误负主要责任”。7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再次批评党的一些工作没做好,“这几年党成为执政党是好事情,是成绩,乱指挥人家也听你的。但是,继续这样搞下去要跌下台的,再不能这样搞了”。

到1962年1月21日—27日的七千人大会(中央扩大会议,因有近7000人参加,故名)上,刘少奇更进一步指出全国有一部分地区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不能“三七开”,不能说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诊断,认为错误原因是经验不足,但也有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有骄傲自满情绪,违反实事求是精神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还提出彭德怀信中说的一些具体事实不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人民公社当时不办也可能好些,迟几年办也是可以的,建议解放彭德怀。这些观点显然涉及三面红旗,也引起毛泽东的不满。毛泽东一直认为三面红旗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体现,是对马列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是完全正确的。他曾表示愿与全世界反对三面红旗的人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因此,谁反对三面红旗谁就被认为是修正主义,刘少奇也被他看成犯了右倾错误。这个分歧导致了老战友的分手。

造成毛、刘分手的第二个原因是对待四清运动的不同看法。毛泽东认为要从政治上搞四清,斗争的重点是解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问题。刘少奇则认为应从经济上搞四清,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不要把什么问题都往阶级矛盾上拉。1964年底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在毛泽东讲话时插话,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很生气,联想起邓小平劝他可不参加会(当时毛泽东感冒,邓好意劝他不必参加会),认为中央第一线不让他放心,认为这不是个人之间的是非,而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大是大非。这件事加剧了两人之间的冲突,毛泽东对刘少奇失去信任。

另外,在当时的外交问题上,在调整改革中出现的包产到户等事上,毛刘二人间也有较大分歧。总之,毛泽东认定,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总代表,中央也会出现修正主义,他要解决这个问题。

到了1964年底,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当时,中央已明确决定,毛主席退居二线,国家主席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会后江青请陶铸夫妇在人大小礼堂看《红灯记》。开演前,在休息室他们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问陶铸:“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参加呢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讲话的么!”陶铸他们已隐约感觉到了毛泽东说的“有人”二字,这个“人”恐怕是指刘少奇。随后毛泽东斩钉截铁地命令道:“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

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省书记们,又都被召了回来。这次是由毛泽东亲自讲话,他不紧不慢,口气却相当严肃:社教人员讲四清(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没有阶级立场,没有阶级分析。关键是要清查新生的资产阶级。新生资产阶级有的在党内,也有的在党外;有在台上的,也有在台下的;有前台的,也有后台的。

这是什么意思?大家都感到自己思路跟不上毛泽东的思想。

会议刚开完,恰逢12月26日,这是毛泽东寿辰。汪东兴和江青操办了寿宴,请了一些参加会议的同志来吃饭,包括陈永贵、邢燕子、董加耕等劳动模范在内一共三桌。这次生日宴会,毛泽东再次表达了他对刘少奇的不满,说了很多“话中有话”的话,搞得寿宴没有了做寿的喜庆气氛,特别是毛泽东说出的“独立王国”四个字令人紧张而困惑。

毛泽东这是指责谁呢?在场人那时还不敢往刘少奇身上想。可是不幸的是,毛泽东矛头所指,恰恰就是刘少奇。

而毛泽东解决的办法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

六月的北京,政治风云动荡。刘、邓决定派出工作组引导“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不同意,他认为应该“统统驱逐之”。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为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外地没有出席会议,但会议是按照他4月份在杭州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部署和他在会前的安排进行的。刘少奇主持会议,5月16日,会议下发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但刘接受“文化大革命”是勉强的。

《五一六通知》下发后,毛泽东继续在南方休养,留刘、邓两人在京主持工作,负责“文化大革命”。聂元梓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而且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清华大学出现了群众组织红卫兵,大批学者专家领导受到围攻批斗,有的被抓被押,有的自杀。中央派出工作组,却又与群众产生对立分歧——纷乱的形势让刘少奇不知如何应付。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他多次打电话给毛泽东,请示汇报,均未收到明确的回复。迫于无奈,他和邓小平乘飞机亲去杭州,与毛泽东面谈运动情况,并请毛泽东回京讨论工作。毛泽东委托他们相机处理。

刘、邓回京后,立即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工作组控制和引导“文化大革命”。但毛泽东不这样看,他认为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应该“统统驱逐之”。7月24日上午,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点名批评刘少奇、邓小平,决定撤销工作组。还是那种决定过无数重大事件的手势,还是那典型的湖南乡音:撤掉,统统撤掉。

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全会上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刘少奇成为不点名的“资产阶级司令”,他在党内的地位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决定林彪为接班人。刘当即表示:保证服从党的决议,努力去认识自己的错误,不做任何不利于党的事。此后,刘少奇处于被批判的境地。

对于革命者来说,政治上的打击往往是最沉重的,但恰恰因为他们是革命者,却又总有不屈的坚韧和宽广心胸。对刘少奇来说,工作还要做,饭还是要吃,但本来就少言的他说话更明显变少了。

他有个习惯,总是在开饭前几分钟才入桌,随便说几句话后就开始吃饭,一边吃,一边思考事,基本上不在饭桌上讲话,吃完饭再去办公室。现在,他犯了“错误”,晚饭更显得心不在焉,他要认识错误,他要准备书面检查,以让毛泽东满意。

10月份,正是北京最迷人的季节。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内,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内容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中一项议程是刘少奇在全体会上作检讨。

对这个检讨,刘少奇早就准备了。1964年的一句插话都让毛泽东大发脾气,最后作了检讨,现在这么大的“错误”哪有不检讨的道理。刘少奇很精心,很认真地作了准备,并很快把检查稿送交毛泽东审阅。9月14日,毛泽东在刘少奇的检查上作了批示:

少奇同志:

检查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革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当一些,请酌定。

毛泽东

9月14日

刘少奇照批示做了。

10月23日上午,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

在今年6月1日以后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由我来负担……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我这一次犯错误,不是偶然的。我在历史上就犯过一些原则性和路线性错误。例如……1946年初,对东北战争的指导方针,我是有错误的,当时对林彪的指导是不够的……1949年春,我对天津城市工作说过许多话……有一些讲话是有右倾错误的……在1962年我犯过右倾错误,在1964年我又犯过形式上是“左”的而实际上是右倾的错误……为什么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路线错误、方向错误?原因是:一、不理解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以及如何进行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怕乱,怕大民主,怕群众起来造我们的反,怕反革命分子上台。二、错误地估计了当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三、在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过来……四、最根本的是没有学好和掌握毛泽东思想……

当然,他是违心地按照《炮打司令部》的口径讲的,虽然他不诿过于人、敢负责,但事实上他没弄清,也无法弄清自己犯了什么错误。

刘少奇的检查没能降低“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温度,也没能因此保护更多的人免受冲击。相反,越来越多的人受到指责、批评、批判,连红墙围起的中南海也出现了刺眼震耳的大字报……作为国家主席,他有责任制止这种作为,可他没有了能力,然而,现实使他作出了选择。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辞职。

刘少奇找到了周恩来总理。

“总理,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是我怎么也没料到的,我现在这个国家主席的位子已毫无用处。为了尽早结束运动,让广大的干部免受更大的冲击,让国家少受点损失,我要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

同样忧心忡忡的周恩来安慰他说:“少奇呵,你不要太伤心,好多事情都很难办,这不行,不行啊。还有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问题。”

毛泽东会见刘少奇,刘少奇恳请辞去国家主席,使党少受损失。

就在刘少奇想办法如何使党和国家少受损失的同时,批刘高潮愈演愈烈:12月18日,名为王光美专案组实为刘少奇专案组的班子成立。当日下午,“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部分上了街。1月6日,王光美被造反派骗出中南海。1月7日,刘少奇之子刘允若被抓进监狱。1月中旬,中南海里的造反派冲到刘少奇家,开刘少奇的批斗会,让他背诵毛主席语录,若背不出,便是不忠于毛泽东思想。

1月13日深夜。一辆华沙牌卧车直驶刘少奇住处,随车秘书要他立即乘车去人民大会堂,毛主席要找他谈话。事情显得有些突然,刘少奇心里拿不准此行的意图,他拉下车窗帘子,闭目深思。都是老同事了,没有什么多想的,互相通通气,看看他的态度,反正目前工作是不好做了,实在不行,回家种地去,重要的是要保护各级领导干部,这种搞法对国家损失太大……

“噢,少奇来了,坐,坐。”毛泽东正倚在沙发上抽烟,他没有站起来。

“主席好,您找我有事情谈?”刘少奇平静地问。

“找你谈一谈。平平的腿好了吗?”很显然,毛泽东已知道造反派以刘平平腿被车轧断为名,骗王光美出中南海被扣至清华大学的事。

“根本没这回事,是个骗局。”刘少奇没表现出愤怒和委屈,“主席,这次我犯了大错误,是路线错误,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我要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毛泽东没有马上接话,他沉吟不语,不住地抽烟。

毛泽东不会接受刘少奇的请求。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刘少奇自动退出政治舞台,实际上却是一种规谏,甚至是一种无奈的抗争。毛泽东并不想把“文化大革命”到此为止,再说,让国家主席带着妻子儿女回农村种地,也是一件不好交代的事。

毛泽东避开了刘少奇的话题,他建议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还特意介绍了德国学者海克尔写的《宇宙之谜》,法国哲学家、医生拉美特里的《人是机器》和我国汉代的《淮南子》。临别时,毛泽东亲自送刘少奇到门口,要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对刘少奇来说,会谈没有实质性意义,尽管他后来说“主席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很客气,叮嘱我认真学习,保重身体”。他心里明白,毛泽东既没拒绝他的要求,也没同意他的要求,他仍然被高高地挂起,接受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