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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十字会的危机1911:同样是美女 同样是诘难

一位美女在媒体上掀起了对中国红十字会诚信的质疑,这是发生在1911年的一件“小事”。

而对于中国红十字会来说,这件“小事”却直接关系到它的终身:诞生初期的基因变异,令这个以崇高使命相标榜的机构,在日后的岁月中,极难摆脱血液中先天而来的权争、内讧因子。一个有着极大利益、而无严密制约的机构,即便它高高举著十字架,试图建立自己的高尚,也依然难免沦为利益角逐的工具。


图为广东北伐炸弹队,中坐者是队长徐宗汉,她也是黄兴妻子、张竹君的闺蜜。

一位美女在媒体上掀起了对中国红十字会诚信的质疑,这是发生在1911年的一件“小事”。

之所以是“小事”,是因为这一年发生的“大事”实在是太大了:辛亥革命爆发,大清王朝轰然倒塌。在改朝换代的大变局中,红十字会的诚信问题,对于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

而对于中国红十字会来说,这件“小事”却直接关系到它的终身:诞生初期的基因变异,令这个以崇高使命相标榜的机构,在日后的岁月中,极难摆脱血液中先天而来的权争、内讧因子。

殷红的十字架,有时无非是名利的另一个战场而已。

 美女发难

危机来自于一位美女的公开发难。

美女的名字叫做张竹君,广东番禺人,这一年35岁。后世史学者将她形容为“身材高挑,鹅蛋脸,高鼻梁,大眼睛,喜欢穿洋装,穿高跟鞋”,尽管这些都没错,也尽管不少著名人物曾为她神魂颠倒,但从今日能找到的老照片上看,张竹君实在难以称得上“美女”的。

当然,“美女”之美,也有一些是容貌及照片难以体现的。

可以肯定的是,张竹君绝对无愧于“才女”的称号。作为上海滩知名的西医大夫,张竹君刚刚创立了一个机构“中国赤十字会”,组织救护团到武汉前线救死扶伤。这位拿手术刀的好手,也娴熟地拿起了笔,在《民立报》上刊登了一封公开信《致沈仲礼书》,语气激烈、措辞尖刻,字里行间才华与霸气一并迸溅而出。

她所攻击的沈仲礼,名为沈敦和,字仲礼,浙江鄞县人,彼时45岁。沈敦和也是上海滩的名人,早在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就组织了相关机构,对战区的中国百姓提供救助,被普遍看做是中国红十字运动的最早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如今,他也新建了一家慈善机构“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同样宣称要到武汉前线提供人道救援。没想到,刚开张就受到了张竹君劈头盖脸的猛烈攻击。

张竹君的话说得很重:“公窃慈善二字,欺世盗名利久矣。今又欲将牛头马面之红十字会,以混世人耳目。”信中,张竹君要求沈氏将全部账目公诸于世,同时,还指责沈敦和“善变”,始则“以万国红十字会名义”,“未几而万国红十字会变为大清红十字会”,如今“又将大清红十字会变为绅办红十字会”。

通篇看下来,张竹君对沈敦和的指责,核心就是利用红十字搜刮资财。

这篇激烈的檄文,见报日期是10月26日,武昌暴动之后的16天。见报这天,张竹君已经离开上海两天了,正率领她的“赤十字会”救护团,开往武汉。在武汉,起事的革命军与清军正在进行激战,双方死伤不少,正是最需要人道救援的时候。

“赤十字”公开抨击“红十字”,这国际红十字历史上怪异的一幕开演了。

面对张竹君的攻击,沈敦和在两天后进行了回应。他在《申报》上发表公开信,题为《沈仲礼驳张竹君女士书》。在信中,沈敦和首先回顾了自己与红十字会的渊源,驳斥张竹君对他“善变”的指控。但在否定自己搜刮钱财的同时,也同时承认了并未及时向捐款者公布捐款的使用情况。

 暗度陈仓

人们后来才知道,在张竹君高效建立并开往武汉的“中国赤十字会”救护团中,有4名并无医护执照的“男女医生”,而且使用了化名,因为他们的真名实在太如雷贯耳了:黄兴、宋教仁、陈果夫、徐宗汉。

国民党的革命史料中,毫不隐晦地承认:黄兴等人能够平安、迅速赶到武汉前线,尤其是黄兴能够顺利接掌武汉的革命军军事指挥大权,必须归功于张竹君利用“赤十字会”旗号的出色掩护。尽管根据 “国际惯例”,红十字会在敌对双方之间,必须严格保持中立(Neutrality),这样才能获得交战双方的安全承诺,在战区获得相对自由的通行权。如果红十字会向交战的任何一方提供情报搜集、人员装备运输等支持,则毁坏了红十字会的中立及信用。张竹君利用“中国赤十字会”,主导和实施了作战一方主要将领的护送,这种“超常规”的做法绝对违背了红十字的原则,实际上等同于参与了敌对的军事行动。当然,主流革命史观中,革命者是可以不择手段的,而敌人则是不可逾越规则的。

对于10月10日的武昌暴动,事后分享了主要胜利果实的革命党,其实没有任何心理准备。枪炮声响彻武昌时,黄兴正在香港养伤。听到武昌暴动的消息,黄兴十分兴奋,决定赶到武汉去。张竹君提供的“赤十字会”通道成为最佳的选择。

一场大“运作”开始了,时间节点拿捏得恰到好处:

10月17日,黄兴等人离开香港,辗转赶往上海。次日,张竹君就在上海的报纸上刊登《发起中国赤十字会广告》,表示自己“愿率同学数十人先赴鄂、次赴蜀”以尽医生天职;

10月24日,黄兴等人抵达上海。当天,“中国赤十字会”的救护团就从上海出发,开往武汉,同时开始公开征召“第二团”;

在红十字旗帜和白大褂的掩护下,黄兴等人轻松地通过了政府设立的层层封锁,在10月28日顺利地到达了武汉……

对于相差两天而先后成立的“中国赤十字会”和“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我们可以肯定:张竹君的“赤十字会”,主要的、甚至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掩护黄兴等革命党骨干开赴前线;而沈敦和的 “红十字会”,其目的极为单纯,救死扶伤而已。

吊诡的是,张竹君在对沈敦和突然发难后,便没有了下文,除了沈敦和那份迟到两天的辩解,这场“赤”、“红”口水战几乎迅速地烟消云散了。而张竹君如果真是为了规范慈善事业,她本来已经点中了沈敦和及其“红十字会”的死穴:善款使用黑箱运作。如果抓住这个问题继续深化,则完全可能令善款管理的规范化更早成为公众关注焦点,这对树立“赤十字会”的形象绝对是个大好机会。但是,张竹君却突然放弃了,如同其突然发难一样,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甚至连她的“赤十字会”也迅速解散,昙花一现。

对于这一切令人费解的现象,合理的解释似乎只能是:张竹君的所有行为,其本质并非一场人道救援行动,或者说,并不主要是为了人道救援,而是为了护送革命党首脑们抵达前线。红十字的大旗、义正词严的公开诘问,都只是为了将水搅浑,以便暗度陈仓。

果如此,则在这风云年代里已无山头可依的沈敦和及红十字,有幸当了一回革命的台阶和道具。

 政治纠葛

辛亥年的乱局中,高举著红十字大旗的,不仅是张竹君的“中国赤十字会”,沈敦和的“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还有许多家同类机构。而其中将旗帜举得最高的,就是官方的“大清帝国红十字会”。一国之内,并列著三家颇具知名度的红十字会,这无疑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景观。

从红十字运动进入中国的第一天,它一直都在艰难地扛着政治的十字架负重前行。

1904~1905年,日俄两国以中国东北领土为战场,爆发日俄战争,中国政府却被迫宣告中立,战区内成千上万中国民众面临严重的人道危机。为此,1904年3月10日,中、英、法、德、美五国人士数十人在上海英租界成立了“上海万国红十字支会”(万国红会)。一周后,他们又正式改名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这就是中国红十字会的正式发源。沈敦和就是“万国红会”的主要发起人和管理人。而宣告中立的清政府,自己不便在战区出面,对这个“民间机构”也给予了大力支持。“万国红会”在日俄战争中,为救助中国百姓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战后,“万国红会”本应解散,但应官方要求,为救助海参崴地区的华人华侨,继续服务辖区。1907年7月21日,吕海寰、盛宣怀等上奏请旨试办“中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于1908年5月核定照准运营,取代了“万国红会”。1910年2月27日,官方任命盛宣怀担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6月正式更名为“大清帝国红十字会”,并启用了新的关防(印章)。

“大清帝国红十字会”的建立,标志着官方对红十字会管理的深度渗透。此后,红十字会内部,官方与民间两股力量开始不断摩擦、争斗。

作为红十字会内部“民间”力量的代表,沈敦和其实也算是“体制内”的官员。他出身于宁波的茶商世家,早年赴美、英攻读政治和法律,毕业于剑桥大学。回国后在各地辗转任职。义和团-八国联军动乱后,沈敦和出任山西洋务局督办,同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相识。次年(1902年),沈敦和出任山西大学堂(今山西大学)督办(校长),与李提摩太一道,将山西大学堂建设成为北方改革开放的思想教育基地。1904年成立万国红会后,李提摩太帮助沈敦和获得了列强的支持,及日俄两个交战国的认可。

“大清帝国红十字会”成立后,他作为“总董”,留在上海,负责为红十字会筹款,而会长盛宣怀则常驻北京,负责与政府各部门的周旋——其实,红十字会的会长职务,对于盛宣怀来说,不过是诸多兼职中一个极不起眼的职务。不久,盛宣怀就出任邮传部尚书,主管大清国最为重要的铁路、航运、电报、邮政等支柱产业,根本无暇顾及红十字会的工作,沈敦和是红十字会的实际灵魂人物。

沈敦和相当反感官方对红十字会的控制,这种控制与反控制的拉锯战,始终贯穿在“大清帝国红十字会”内部,这造成了内部官、商两界,及北京、上海两地之间的巨大分歧和离心。

武昌暴动发生后,“大清帝国红十字会”处境尴尬,在交战区,一方是政府军、一方是反叛者,而红十字会的业务,依法必须接受陆军部指导,是有基本政治立场的,绝非国际红十字会标榜的中立。加上帝国政府被一连串的打击弄得发懵,政治、军事上的反应还没到位,更谈不上人道救助之类的“不急之务”。这其实就是被张竹君指责的“红十字会”反应迟钝的真正原因,也是沈敦和最后下决心另行组建“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的根本动力。实际上,沈敦和是撇开了官方的“大清帝国红十字会”,另起炉灶,新的红十字会更为中立,能够在交战双方获得更为严肃的尊重和礼敬。显然,这是稳重妥当之策。

“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组建后两天(10月26日),盛宣怀因推行铁路国有政策而触犯了既得利益集团,并被朝野当做激发保路运动和武昌暴动的罪魁,遭到了“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其红十字会会长的职务也同时被免,一些议员甚至要求政府处决盛宣怀(参阅雪珥著作《辛亥计划外革命》)。自此,“大清帝国红十字会”实际已经瘫痪,直到19天之后(11月13日),中央才任命前外务部尚书吕海寰接任红十字会会长,沈敦和继续当总董,而在任命状中,中央已经不动声色地将“大清帝国红十字会”改为“中国红十字会”,这是对沈敦和“独立”行为的让步和追认,也是为自己所留的退路,体现了危机下的与时俱进新思维。

与政府和沈敦和这边的复杂局面相比,张竹君为革命需要组建“中国赤十字会”,就简捷便当许多。

张竹君的社交网络,为她组建“中国赤十字会”奠定了坚实的人脉基础。仅仅经过两天的动员,她就获得了足够的资金,在南市上海医院召开了成立典礼。上海滩名人李平书、杨千里、陈继武等纷纷到场,发表演说,而董事会更是群星灿烂,令人侧目。报纸上称赞张竹君是“救死扶伤,志虑宏远,宗趣正大,南丁格耳(尔)之再见”。这种风头,是循规蹈矩的沈敦和所难以企及的。

在武汉前线,“赤十字”、“红十字”两家机构的救护队,都忙得不可开交,而张竹君本人也因“心力交瘁,加以开刀时为毒气侵入,发热臂肿”。值得注意的是,张竹君在前线,依然动用红十字的特权,为革命党提供便利。11月27日,政府军经猛烈攻击后,夺取汉阳,封锁长江,黄兴急需逃离汉阳,撤到武昌去。在这紧急关头,就是张竹君动用了人道救援专用的渡船,将黄兴夫妇等人护送到了武昌,再次为革命而牺牲了红十字的基本原则。

12 月14 日,张竹君率领救护团一部分队员先期回沪,频繁地接受媒体采访,与新闻界的互动十分顺畅、娴熟,各报纷纷连载她有关前线战况和伤病救助的演讲。吊诡的是,她除了大谈前线的情况外,再也没有提起对于沈敦和的“中国红十字会”的任何指责。

 问题继续

“赤”、“红”之争并非辛亥年的孤立现象,战乱之中,红十字大旗如同护身符一般,到处飘扬、随意飘扬:广东红十字会、中华红十字会、粤东红十字会、济群红十字会、大汉红十字会、广东河南赞育红十字会等等,以及与时俱进换上了红十字大旗的各种传统慈善团体,与各地层出不穷的都督们一般,如雨后春笋到处涌现。

这具鲜红的十字架,突然成为新时代的人气产品,当然是因为有“利”可图。已经多少掌握了国际惯例的各派枪杆子,都给予佩戴红十字徽章者一定的便利甚至特权,扛着红十字大旗,不仅能更为安全地在战区通行,避免受到双方士兵的骚扰和侵袭,甚至还能在交通、税收等方面享有直接的好处。兵荒马乱中,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能吸引人的呢?

几年后(1918年),在美国红十字会对中国红十字会进行的一次秘密调查中,发现红十字的滥用遍及中国:如在成都,一有风吹草动,整条街道都会挂满红十字会旗帜;而在万县,商人们为保护自己的财产,都悬挂红十字会旗,并出售会旗与其他红会标识,赚取大量钱财;甚至有军队以红十字会作掩护进行战斗突袭。

一时之间,加入红十字会成为最为时髦及划算的投资。沈敦和的“红十字会”对上海之外的民众放开申请后,表格及会费蜂拥而来,红十字会一时成为各种利益集团关注的对象,也成为不同利益集团争斗的舞台,上海法租界内甚至发生了红十字会会员住宅遭到炸弹袭击的事件。对于红十字会的大力发展会员,有读者甚至投书《申报》,呼吁沈敦和 “瞻顾大局,别谋生财之道”。

至于利用红十字会的名义搜刮钱财,更是防不胜防。红十字会多次登报澄清,自己“并未派人在本埠外埠挨户募捐,亦无分赴内地及围场、车站逢人敛款情事” ,敬告人们不要上当,同时要求会员“格遵会章,束身自爱,严守中立……幸勿自失信用,损害本会名誉。人会诸君所得佩章、凭照,幸勿顶替借用。”

至于交战双方的特工人员,甚至军人,将红十字作为掩护,也成为刺探军情、发动偷袭的好办法。

这些都令这具来自西方的红色十字架,面临着中国特色的艰巨考验。

混乱的局面引起了朝野的共同关注。张竹君率先退出了这场游戏,1912年4月27日,她在上海集会,宣布“中国赤十字会”完成了使命,主动退出。

半年后(10月30日),在民国政府的支持下,全国红会组织统一大会在上海汇中旅馆开幕,整顿中国地面上凌乱树立的红色十字架。副总统黎元洪、外交、内务、海军、陆军四部,奉天都督赵尔巽、江苏都督程德全,及各省分会,均派代表到会。

沈敦和在大会上说,国内红会名目繁多、参差不齐的状况与国际通例不符,“求合乎世界大同,此本会之所以急谋统一也……苟不谋统一,必至各自为政,办法分歧,既无团结之精神,即无巩固之基础,对内对外,能力薄弱”。

在公权力的保驾护航下,红十字会在组织形式上很快地统一起来,但是,其内部粗陋的管理、不息的内讧,却成为难以根治的顽疾。在上世纪30年代,中国红十字会内部,为了领导班子的改选,竟然“大打出手”,甚至出现了暴力威胁的恶性事件,官方与媒体的调查都显示居然有黑道插手其中。

一个有着极大利益、而无严密制约的机构,即便它高高举著十字架,试图建立自己的高尚,也依然难免沦为利益角逐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