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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国外交人员与英国警察互殴原因(组图)

8月10、11、15日,造反派在外交部和人民大会堂连续三次举行陈毅批判会,姬鹏飞、乔冠华等陪斗。

8月14日上午,造反派冲砸了外交部政治部。事前他们曾向王力请示,王力表示不赞成砸 ,但他又居心叵测地说:“除重大原则问题找我外,不要事事请示,大方向对了就干,自己解放自己。”造反派心领神会,便自行其事地照原计划行动。8月16日,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通过了由姚登山抓总的“业务领导小组”夺权方案。8月17日,外交部“九九兵团”抛出由姚登山当主任的“革筹”夺权方案。8月18日,“革命造反联络站”又议定了由姚登山当主任的“革委会”夺权方案。在此期间,造反派还在外交部和天安门广场刷出“强烈要求姚登山当外交部长”的大标语。

的办法施加压力,迫使中央承认他们的夺权。在造反派夺权后,外交部发往驻各国领使馆的电报中竟出现“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的口号。整个外交业务陷于混乱,大权一时落入造反派手中。


 


中方外交人员被打伤抬走

二、经过

在外交部被夺权的混乱时期,发生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涉外事件——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8月20日,外交部就“香港抗暴斗争”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发出照会:“最强烈抗议港英疯狂迫害香港爱国新闻事业。港英当局必须在48小时内撤销对香港《夜报》、《田丰报》、《新午报》的停刊令,无罪释放19名香港爱国新闻工作者和三家报纸的34名工作人员。”[5]当天,由谢富治主持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数万人参加的声援声讨大会。

“反帝反修联络站”决定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声讨大会”。周恩来闻讯后,紧急召见“反帝反修联络站”负责人,劝说他们不要这样做,双方一直争执到深夜,周恩来在得到保证不进入代办处的允诺后才离去。

8月22日晚,“反帝反修联络站”组织数万群众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会后以英方逾期不答复最后通牒为由,大批造反派和群众不顾警卫战士的阻拦,冲进英国代办处,放火烧毁了办公楼和汽车。

北京外语学院红卫兵率先突入西墙。22时40分,大批群众组织冲击代办处正门;10分钟后,一些高校红卫兵又越过北墙。不多时,从三面进入英代办处院内的群众已达数百人。

造反派突入代办处东、西两院后即开始点火,顷刻间,烈焰升腾,东院的门窗、地板、汽车房、油库及7辆汽车均被大火呑噬;西院楼内3个卧室、档案室及2辆汽车也都被烧毁。北京卫戍区的战士们奋力扑救,同时将代办处的十余名官员从烈火中救出,其中英国驻华临时代办唐纳德·霍布森。

“代办处外,中国军队站成一排,仿佛要阻止街上那些高呼著侮辱性口号的人,以保护里面的外交人员。示威者在树上架起了高音喇叭,还举著强烈排外的标语。天色渐晚,一个红卫兵组织架起了探照灯。另一个组织领着人群唱起了革命歌曲。大约晚上10点半左右,红卫兵拥进了代办处——战士们让开了道。他们先烧着了停靠在游泳池附近的汽车,然后冲入大楼,砸坏窗户,捣毁室内设备,并用自带的汽油在代办处内放火。”“英国临时代办唐纳德.霍布森和工作人员一起躲进了保险库,这是入口处左边大楼里用来存放档案和密码的一间地下室。但他们又被红卫兵从迎风口灌进的烟熏了出来。”

后来唐纳德·霍布森在给他夫人的信中说:

“我打开门先走出来,其他人随我之后,院子里大约有5000人。我立刻遭到一顿毒打,任何可以触及我的人都用他们手中不同的武器打我。妇女们发疯似的扑过来,想用棍棒将我打倒。他们抓住我的头发拖我,揪住我的领带勒我。”“我的头上遭到重击的地方鲜血直流,被打得昏昏沉沉。……”

克莱尔·霍林沃思还写道:

“代办处的几位女士想到对面阿尔巴尼亚大使馆避难,但遭到拒绝,被关在铁门外。

阿尔巴尼亚人还用嘲笑的目光看着她们受凌辱。然而,有两位姑娘在芬兰大使馆受到保护。全体代办处工作人员不仅遭唾挨踢,还被迫向毛主席像鞠躬。更令人发指的是,一位外交官告诉我,暴徒中竟然还有英国人。其中一个领头的还穿着精制翻毛皮鞋在女王像上乱踏。”

美国友好人士韩丁(William Hinton),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于1971年夏天访问了清华大学,他亲自访问了清华大学的许多干部、教师、学生,根据大量的访问记录,写成了一部纪实性的著作:《百日战争——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6]。其中有亲身参与了“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的一些造反派的回忆。

话,要他们动员起来,到英国代办处前去示威。广播喇叭一喊,全体“414”的拥护者集合开会,一个“反帝反修联络站”的干部对他们说:“今天我们要去向英国人显示我们的力量,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我们造反派不是好惹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英国人非法窃取了许多情报。如果他们不按时答复,我们就要全力予以报复。带上改椎、钳子,我们到那儿要打开他们的档案柜。大家要穿深色的衣服,他们可能会向我们射击,不要给他们明显的目标。所有能说英语的人到前边来。带上电筒。”

发言者随后打开一张地图,指出代办处的位置,以及电源闸盒、水管、水箱的位置。

“我们都很兴奋,”高衡庆(音)说:“我们出动了一个庞大的队伍进城,后来还觉得不够,又派出了一些人。我们的队伍帮助包围了英国代办处。开始是守纪律的,我们整齐地一排排坐下,遵照总理规定的五条,他说,我们可以写抗议书、集会等,但绝对不许冲击代办处。

“我们的抗议大会于晚上9点开始,通过高音喇叭,我们愤怒地谴责英国人在香港的暴行。‘你们将何去何从?’我们一遍又一遍地问。10点钟,通牒限期到了,该怎么办呢?我们只知道要向他们显示力量!那时,解放军围绕着代办处。总理曾经说过我们不能冲击,我去问该怎么办,我得到的答复是:虽然总理是那么说了,但是群众要采取革命行动,谁能阻挡得了?

“实际上,那些妄图打倒总理的人,早就策划了这次冲击,‘反帝反修联络站’的活跃分子拿着喇叭跑上来,有些人跳起来向代办处大楼的墙上扔墨水瓶,这是佯攻。当前面飞舞墨水瓶时,其他的人从后面设法进入了代办处大楼,他们开始把椅子、沙发从窗户里向外扔,我们身后的喇叭鼓动我们行动起来。我们冲向解放军的防线,喊著:‘闪开,让我们进去!’解放军的防线由八层士兵组成,有几个小伙子想从他们头上爬过去,但他们摔下来了。士兵的防线终于被冲开了一个缺口,我们冲过去爬栅栏,士兵们把一些人拉下来,但其他人却过去了。

“11点,我们看见起火了,最初是从代办处的车库里的一筒汽油开始燃烧的,后来大门开了,人们冲进来,汽车也开始燃烧,三辆汽车著了火。消防车来了,但人们不让他们进来,他们只得回去了。火势越来越大,消防车又回来了,许多消防员冲过拥挤的人群,接近了大楼。就在火起之时,周总理和江青下了命令,要我们全部停止进攻。但这个指示没有广播,我们一直到后来才知道,但我们一知道,马上就撤离了那个地方。但已经太晚了,我们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被打伤的中方外交人员


 

“解放军的防线让开路,让英国人跑进地下室并把他们自己锁在那里,但人们破门而入将他们揪了出来。警察过来干予,他们把英国人带到街对面的阿尔巴尼亚大使馆,但在穿过街道时,我们的一些人还过去撕他们的衣服。

“实际上,我们多数人都认为这种举动不大好,为什么在我们国家要采取这种暴力?接到总理的指示后,我们都撤离了,都感到是做错了什么事。大楼是怎么烧起来的?我们414由始至终参加了这一著名的反革命事件。

从那以后,许多人反对我们,批判我们,给我们施加了许多压力,我们检讨了很多次,而团派没有卷入这一事件,他们便利用我们的这一错误拚命整我们。”

三、善后

报给国外,完全是非法的,不算数的。外交大权是毛主席、党中央授权国务院来管,如果你们说国务院没有这个权力,你们要直接行使这个权力,我今天就去报告毛主席。”[7]周恩来在讲话中断然否定了外交部的夺权方案并命令北外“红旗造反团”撤离外交部。周恩来表示,对这件事,还要做进一步调查处理,同时向毛泽东报告。

:“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一万多人昨晚涌到英国驻华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举行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激于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

周恩来凭著丰富的政治经验,早已觉察到在造反派的背后有坏人在操纵群众运动,在他们最猖狂的时候,也就是他们暴露得最充分的时候。在外交工作中制造严重混乱,是毛泽东决不允许的。周恩来抓住时机,果断地进行反击。

8月25日凌晨,周恩来单独约见才从上海毛泽东处回京的杨成武,向他谈了对近来一系列事件的看法,特别提到王力的“八七”讲话,指出,这个讲话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并连锁反应到外贸部和国务院其他部,还有火烧英国代办处以及借口揪刘少奇把中南海围得水泄不通,宣传上又提出‘揪军内一小撮’(指《红旗》杂志在8月1日发表由关锋主持起草的社论,提出“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臭”,并说“这是斗争的大方向”。接着,各地出现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武器弹药、派性武斗激化等严重状况。)周恩来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周恩来说完,将一份王力“八七”讲话交给杨成武,要他转送给毛泽东看。26日,毛泽东即对杨成武发出指示:“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可先解决王、关,戚暂时不动,以观后效。”随后,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第二年1月,对戚本禹也作了同样处理。

8月31日,周恩来同外交部的一些负责人谈话,他对姚登山说:“你在外面的几个报告煽动性很大,在外贸部的讲话修改了中央的精神。

你是个刚回国的代办,客观上在对抗中央的精神。”姚登山辩解说:“我是根据王力讲话精神讲的。”他哪里知道,王力、关锋这时已经被隔离审查了。

几天后,在伦敦的中国驻英国代办处遭到英国人的报复,在冲突中,一些中国外交官被打得头破血流。

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极大地损坏了我国的国际声誉,在对外关系上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恶劣影响,迫使我国政府付出重大代价以善其后。

1971年2月,中国外交部出资为英国代办处修复房屋工程峻工。24日,英代办处为修复迁居举办了招待会。中方出席人员没有在这一场合说明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情况并庆贺英国代办处修复。周恩来针对此事批评外交部领导说:火烧英国代办处大楼是当时一小撮坏人干的,中国党和政府都不赞成。对这件事应公开向英方作出解释,当着其他外国大使的面也可以讲嘛!外交部给英国代办处修房子是送我批的,可是修复迁居时你们却不报告我。

3月2日,周恩来在接见英国新任驻华代办谭森时,向他解释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问题。周恩来说:那天晚上,以我为首的几个人联名广播劝包围英代办处的人不要冲、烧,但是那些坏人不听。你们的代办后来由解放军保护起来了。我们祝贺你们搬回新居,修复费用应由中国方面负担。[9]

“火烧英国代办处”后,部分英国民众到中国驻伦敦代办处外抗议。中方人员与民众起冲突,认为警察偏袒示威人士,遂挥舞大棒等物与英警互殴,各有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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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毛泽东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1970年12月18日。

[2] 指北京的造反派于1967年6月18日砸了印度驻华大使馆; 7月3日砸了缅甸驻华大使馆、8月5日砸了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8月22日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

[3] 参见连生等编著《中国百年外交风云录》下,沈阳出版社1995年版,第1381-1382页。

[4] 这次和缅甸警察之间发生的流血冲突是由中国外交官挑起的。见《从“洋娃娃”到外交官───冀朝铸口述回忆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6页。

[5] “48小时通牒”照会事先经周恩来签发。当时在外交部掌权的造反派,故意在深夜周恩来极度疲惫、已上床就寝之际,以特急件让他签批。事后,周恩来常自负疚,引为教训,并无一字推诿。

[6]〔美〕威廉·韩丁:《百日战争》(英文版《Humdred Day Wa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singhua University》by William Hinton New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1972)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81页。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66-968页。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