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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叶剑英的毛泽东、邓小平会是什么样子?


1968年毛泽东和叶剑英(资料图)

1969年12月,因“战备疏散”到了湖南的叶剑英,向前来探望的王震了解因同样原因到了江西的邓小平的生活状况,并说:“中国可以没有我叶剑英,不可以没有小平同志。”20世纪70年代末,面对“非毛化”浪潮,叶剑英多次说:“如果没有毛主席,我们今天可能还在黑暗里徘徊,还在上海的租界里开会。”这些都是叶剑英发自肺腑的真心话。中国不能没有毛泽东,也不能没有邓小平,正如一首歌颂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和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的很有名的歌曲《走进新时代》中所唱的那样:“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我们唱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

然而,真的“中国可以没有叶剑英”吗?没有叶剑英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没有叶剑英的毛泽东、邓小平会是什么样子?相信读者在了解了晚年叶剑英之后自然就会明白,中国同样不可以没有叶剑英。

“文革”期间 叶剑英被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干将”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说:“叶剑英,父亲解放前与他共事并不算多,但在解放后,特别‘文化大革命’以后,两人可真是肝胆相照,共解国难。”

“文化大革命”中期,邓小平之所以能在政治上“死而复生”即通常所说的“二落二起”,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毛泽东对邓小平采取了与刘少奇不同的处理办法。1968年10月31日,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闭幕会上,毛泽东还说:“邓小平大家要开除他,我对这一点还有一点保留。我觉得这个人嘛,总要使他跟刘少奇有点区别,事实上是有些区别。”“我这个人的思想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替邓小平讲几句好话。”

叶剑英对毛泽东的用意是明白的。他意识到,把刘、邓拆开来,话只是一句,但含义很深。叶剑英也明白,毛泽东树立林彪为接班人,公开场合都是由林彪亦步亦趋紧随其后,但在私下里,毛泽东却从未与林彪“亲密无间”;明知道林彪不容邓小平,而毛泽东却偏偏保留邓小平。把刘、邓拆开,难道仅仅因为邓的“问题”没有刘的大?看来也许在那个时候,在林彪最“红”的时候,毛泽东就想到或者已经在准备着些什么。

叶剑英尽管在总体上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尽管努力跟上毛泽东的步伐,却仍然因为对林彪、江青极左势力的抵制引起毛泽东的不满。1967年1月,叶剑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了关于稳定军队的专题发言。会后,他拿着全国军分区以上军事单位受到冲击的统计表,当面斥责江青,指出:“内忧必然引起外患”、“稳定军队是党和国家根本利益!”1月20日,他在军委碰头会上,义正词严地拍案斥责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打倒老干部和反党乱军的罪行,愤怒之下,以致右手第五掌骨远端骨折。2月14日,他又在政治局碰头会上愤怒地质问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你们把党、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你们到底想干什么?”结果,叶剑英被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干将”,遭受围攻批斗和打击迫害。虽然叶剑英在1969年4月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议,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是实际依然处于“靠边站”的状态。

林彪叛逃之后 叶剑英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主持军委工作

1970年7月上旬,叶剑英结束长达300天的“战备疏散”生活,从长沙飞回北京,8月下旬上庐山出席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会上,林彪、陈伯达等人搞突然袭击,抛出所谓“称天才”的材料,坚持设国家主席,迫不及待地要抢班夺权。毛泽东决定先拿陈伯达开刀。叶剑英在毛泽东处领命后,以周恩来特别顾问的身份,率领工作组到福建、广东等地调查陈伯达的历史问题,为批陈整风做出了特殊的贡献。1971年9月13日,感到末日即将来临、如惊弓之鸟般的林彪一伙驾机叛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随后,叶剑英重新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0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

叶剑英受命于危难之际,深感责任重大。在考虑如何加强中央军委的领导、整顿军队、肃清林彪的流毒和影响、提高部队的战斗力的时候,他想到了已经被“打倒”六七年、此刻还远在江西的邓小平。据当时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李德生回忆:“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叶帅重新以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当时,军队建设受到严重破坏,亟待整顿,有大量工作要做,在做这些工作时,又必须同江青反革命集团作斗争。‘投鼠忌器’,斗争形势复杂艰巨。我是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和总政治部主任,负责承办清查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具体事宜,这时我同叶帅有了密切接触……叶帅曾向我谈起,小平同志具有安邦治国的卓越才能,表示要向党中央、毛主席提议,尽快让小平同志出来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并安排我去看望小平同志。他曾经多次对我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治政治军离不开他们。”叶剑英不顾打倒邓小平的文章、口号依然充斥报纸和街头的情况,多次向毛泽东建议:恢复邓小平的工作。

林彪事件给毛泽东精神上的打击是沉重的。他开始进行审视和反思,并在一些场合进行一定程度的自我批评,为一些人恢复名誉和工作。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人员时,当着叶剑英的面对大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们‘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在同周恩来、叶剑英谈话时又表示:现已证明根本不存在“二月逆流”,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

中央关于林彪集团罪行的通知是逐级传达的。在远离政治中心的江西步校,邓小平跟普通老百姓一样很迟才知道林彪自爆身亡的消息。1971年11月8日,邓小平在听中央文件传达后的第三天,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1972年8月初,邓小平在第四次听了关于林彪集团罪行的中央文件传达后,再次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工作。8月14日,毛泽东看了邓小平的信并写下如下批语:“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和《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有功的,有战功。除此以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批示,它表明毛泽东已经在考虑重新起用邓小平的问题了。


叶剑英元帅与夫人危拱之(资料图)

1973年邓小平复出后,叶剑英主抓军队整顿

1973年,形势依然错综复杂。毛泽东一方面继续坚持“左”的路线,另一方面,他又支持周恩来和叶剑英的工作。毛泽东对于周恩来,既不太满意,又离不开他,因为他觉得周恩来的一些想法与他相距甚远,但整个党政军和全国大局全靠周恩来支撑著。偏偏这个时候,周恩来得了不治之症。运动要搞,国家的日常工作也总得有人来维系,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做出了让邓小平尽快复出的决定。

1973年2月,邓小平回到阔别多年的北京。叶剑英特别高兴,立即前去看望,向他介绍军队的情况,征求他对军委扩大会议筹备工作的意见。随后,周恩来抱病连续几次主持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邓小平问题。3月10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1973年8月,党的十大召开。与九大相比,十大的组织路线没有多大变化,更多的追随中央文革的投机人物和造反派进入中央委员会。让人庆幸的是,一些被打倒的老干部被选进中央委员会,其中就有邓小平。在随后召开的十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继续当选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被选为副主席。会后,叶剑英向毛泽东提议,让邓小平在军内兼职,并参加政治局的工作。毛泽东表示可以考虑。12月,邓小平参加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工作。从以下一段毛泽东的谈话中可见叶剑英在非常时期的特殊作用和地位: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追认。”散会后,除毛泽东以外的政治局成员转到人民大会堂,周恩来主持继续开会,落实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会议一致同意邓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和参加政治局工作,作为政治局委员将来提到十届二中全会追认,并补为军委委员,参加军委和军委办公会议的工作。

话,并让王洪文转告周恩来: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是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一项重要决定。10月20日,毛泽东通过陪同外宾前来长沙的王海容、唐闻生向中央转达他的建议:“邓做第一副总理兼总长,这是叶的意见,我赞成他的意见办。”11月6日,毛泽东见到陪同外宾来长沙的李先念,当李先念讲到“小平同志问题解决了,没有问题了,一致拥护毛主席的指示”时,毛泽东说:“我拥护叶剑英同志的意见。”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圈阅的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月8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直到1975年6月,毛泽东在一次与邓小平谈话中还说:“你当总参谋长是叶帅提议的,我赞成的。”

1975年惊心动魄的整顿,被今天的史学家称为“历史转折的前奏”,是党内健康力量同占据重要位置的江青集团展开特殊斗争的一年。在周恩来病重住院的情况下,邓小平和叶剑英,一个主政,一个主军,密切配合,为挽救危局做出了巨大贡献。

叶剑英继续大力抓军队的整顿。1月26日,他写信给毛泽东,鉴于1971年成立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有所变化,为了加强对军队和战备工作的具体领导,建议以西沙战后成立的军委六人小组为基础,扩大组成军委常委会,并对军委组成人员提出了具体意见。叶剑英的信得到毛泽东的批准。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有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等11人为常务委员的中央军委常务委员会。这次军委领导成员的变动,对于军委和全国局势的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军队的整顿对1975年全面整顿来说至为关键。自从2月毛泽东同意叶剑英的建议,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恢复军委常委会,使得一些将帅重新走上最高军事领导岗位以后,叶剑英就在他主持的军委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把酝酿已久的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的筹备工作提上议事日程。经毛泽东同意,军委扩大会议于6月24日至7月15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军委常委,军委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军事科学院和军委直属军事院校的负责人共70多人。会议由叶剑英主持,集中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7月14日,邓小平在会上就军队整顿和“消肿”问题,做了重要讲话。15日,叶剑英做了会议总结讲话。

形势陡然逆转 邓小平再次被打倒

叶剑英的总结讲话,首先分析了美苏争霸的国际形势,重申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强调整顿军队、加强战备的重要性。然后重点讲了部队精简整编和安排超编干部问题。叶剑英最后谈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问题。他在发言中,还揭露了江青插手军队、妄图搞乱军队的恶劣行径。他提醒大家:你们要注意,现在有的人到处送书、送材料、写信,把部队思想搞乱了。以后没有军委的同意,任何人不得这么做!不容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

军委扩大会议以后,中共中央于7月25日发出通知,将邓小平和叶剑英在会上的讲话转发全党学习。叶剑英抓紧时机,趁热打铁,对军队各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组织调整。经党中央、毛泽东批准,组成了以叶剑英、聂荣臻、粟裕、陈锡联等为成员的领导小组,从8月至年底,对军队25个大单位的领导班子逐个地进行调整配备。他直接了解各单位领导班子主要成员的情况,特别注重了解他们在同林彪集团斗争中的表现和对“四人帮”的态度。政治上不强的干部,坚决不予重用。对于一些犯了错误而又能改正的人,本着党的干部政策也予适当地安排工作。在调整大单位领导班子的同时,叶剑英还着手对驻北京市及其附近战略要地的部队进行整顿和调动。总之,通过1975年军队整顿,调整配备了军队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使枪杆子牢牢地掌握在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人手里,在决定民族、国家和党的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使江青反革命集团无法插手军队,最终只能束手就擒。1975年的整顿,为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做好了物质和精神准备,这就是历史做出的结论。

1975年,善于抓住机遇的邓小平将毛泽东的几次讲话精神归纳为“三项指示为纲”,并以此为旗号,将全面整顿引向高潮,使全国各项工作出现了转机。直到1975年9月,毛泽东对邓小平进行的全面整顿,还是持支持的态度。在他心目中,仍然把邓小平作为周恩来的接班人及他本人身后主政的人选之一。9月24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时说,现在天下最穷的不是你们,而是我们。我们有8亿人口。我们现在有领导危机。总理身体不好,一年开过四次刀,危险。康生身体不好,叶剑英身体也不好。我82岁了,我也有病。毛泽东用手指著陪同会见的邓小平说,只有他算一个壮丁。

不幸的是,形势在很短时间里陡然逆转,而逆转的直接缘由是两件引起毛泽东重视的事情。第一件事是毛远新在向毛泽东汇报辽宁省的情况时说:“自己感到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这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毛远新的话刺激了毛泽东,因为他认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而反对的人不少,所以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是原则问题。第二件事是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给毛泽东写信。刘冰等人的两封信分别写于8月和10月,都是由邓小平转交的。毛泽东看第一封信后没表示什么;看了第二封信后感到很不满。他认为刘冰等的意见代表了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甚至要算账的一批人的态度。10月19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后对李先念等人说:“他们信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11月2日,毛泽东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对毛远新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显然,毛泽东不能容忍任何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事情发生。不过,毛泽东这时对邓小平的批评还不是要打倒他,而是为了统一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他要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做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但是,毛泽东没有想到,邓小平以自己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为由,委婉地拒绝了这个要求。毛泽东十分失望。在毛泽东的默许下,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对邓小平进行了错误的批判。

“文革”以后,邓小平与叶帅肝胆相照,共解国难

视屏幕上的最后一次露面。此后,一场更大规模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了。

与此同时,国内外舆论密切关注著由谁来接替中国总理的职务。本来,早已主持国务院工作并排名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理应是最适当的人选,但当时的情况已没有这个可能了。如果按副总理的排序,下一个是张春桥。江青集团也渴望张春桥能取得这个职位。这是一个牵动全局的关键问题。作为最终决策者的毛泽东也在郑重地考虑这件事。在险象环生的关键时刻,重病中的毛泽东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也正如叶剑英所分析的,“有些事情主席不会全交给他们”,毛泽东最终没有把总理的职位交给江青集团。1月21日,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关于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汇报时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吧,他自以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一、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二、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以中央文件形式向全党通报共和国元帅生病,这是破天荒第一次,来得非常突然。不过,叶剑英早有思想准备,拒绝医生要他去外地休养的建议,继续留在北京。他早已将个人的荣辱、职位的升降置之度外,他担心的只是国家和军队的命运。2月16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下达文件,批转中央军委2月6日关于停止执行1975年7月叶剑英、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和讲话。3月底,中央政治局召开继续批邓的扩大会议。邓小平在会上没有发言,也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会议临结束时,他说:“我已经老了,听力不太好。你们说的一句也听不清。”4月,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恩来、反对江青集团自发的群众性运动遭到镇压,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7月,唐山大地震导致死24万、伤无数的特大灾难。8月18日,毛泽东圈阅了一生中最后一份文件《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9月8日下午,毛泽东一生最后一次看文件。入夜,中央政治局成员分批前往看望处于弥留状态的毛泽东。毛泽东还没有完全丧失神志,报告来人姓名时他还明白。当叶剑英走近床前时,毛泽东忽然睁大眼睛,并动了动手臂,仿佛想说话。只顾伤心、泪眼模糊的叶剑英一时没有觉察,缓步走向房门。这时,毛泽东又吃力地以手示意,招呼叶回来。当叶剑英回到床前时,毛泽东用一只手握住他的手,眼睛盯着他,嘴唇微微张合,似乎有话要说,但已经说不出话来了。9月9日凌晨,毛泽东去世。毛泽东临终召唤叶剑英,到底想说什么话?尽管人们可以有多种猜测,但无论如何,都可以证明叶剑英在毛泽东心目中的特殊地位。毛泽东握别叶剑英,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以后的历史表明,一个从毛泽东时代向邓小平时代的过渡时期开始了,而叶剑英在这个过渡中依然扮演着历史的主角。

关于1976年秋天那段惊心动魄的中国高层兵不血刃的政治历史,尤其是华国锋、叶剑英等粉碎江青集团的传奇故事,已有众多的文字记载,而且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实,越来越凸现叶剑英作为这段历史的主角的决定性作用。叶剑英、华国锋、汪东兴最后商定以“智取”的方式处置江青集团,具体方案是,以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为题召开中央常委会,吸收姚文元参加,会上即对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三人采取行动,江青另行处置。行动时间定于10月6日。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为了提高警惕,避开王洪文的监视,行动之前,叶剑英随时变换住处,让“四人帮”摸不着他的行踪。同时,他还对军队作了相应的部署。

10月6日,这一天到来了。会议定在晚8时开,叶剑英和华国锋二人提前一小时到达怀仁堂,做具体部署工作的汪东兴已带着警卫人员在大厅守候。

此后,仅仅在一个小时之内, 从1966年5月起,横行了整整10年之久的江青集团,就被叶剑英和华国锋、汪东兴等人不费一枪一弹,干净利落地彻底解决了。

很快,在京政治局委员接到上玉泉山9号楼叶剑英寓所开会的通知。叶剑英请华国锋到自己的卧室休息。两人一边吃着临时准备的简单夜餐,一边商议著即将在会议上讨论的包括提出主席人选在内的重要议程。叶剑英说,主席生前已经有交代,你应当担此重任。华国锋谦虚地说,我提议,还是由叶帅主持中央工作。叶剑英坚定地说,你是主席生前指定的接班人,我们提交会议讨论决定吧。晚上10时,叶剑英、华国锋手挽着手,面带笑容地与到会的政治局成员见面。华国锋主持会议,叶剑英报告粉碎“四人帮”的经过。会议直到第二天早上5时才结束。会场一片沸腾,叶剑英的报告不时被一阵阵的掌声所打断。会议决定,为通报粉碎“四人帮”一事,从10月7日起全国范围内由上而下地召开“打招呼”会议。

叶剑英急切盼望邓小平东山再起,治国安邦

叶剑英首先想到的是要把粉碎江青集团的消息通报给已经被打倒半年的亲密战友邓小平。从毛泽东病重、去世到江青集团被粉碎前夕这一特殊时段中,邓小平的忧心而无助的主客观境况如他的女儿毛毛所回忆的那样:“我们在宽街的这一家人,由于基本上处于半封闭状态,消息相当闭塞。在中央进行粉碎‘四人帮’的筹划和行动时,我们的心中还在为‘四人帮’越加明显的夺权企图而忧心忡忡。如果‘四人帮’真的攫取了政权,那将是中国历史上的弥天大祸。到那个时候,父亲和我们这一家人的命运自不必说,整个中国将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头落地。父亲挨‘批判’时,我们没有这样担忧过。‘天安门事件’后父亲被再次打倒,我们也没有这样担忧过。而在毛泽东逝世后,眼见得局势陷入新的危难,我们心中的忧虑便随着时间的推移,日复一日不断增加。父亲更加沉默。从不语之中,看得出他那蕴藏在心中的万千思虑。毛泽东去世了,政治格局出现了巨大的裂口,斗争只会愈演愈烈。祸兮福兮,心中全然无数。面对党和国家可能面临的最坏的局势,作为一个被‘打倒’的人,父亲没有行动自由,完全无能为力。他唯一能做的,只有静等事态的发展。”毛毛还回忆邓小平获悉“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的一个细节:“父亲十分地激动,他手中拿着的烟头轻微地颤动着。”10月10日,父亲“致信汪东兴并转华国锋和中央,表示坚决拥护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果敢行动。信的最后,父亲用他从来没有使用过的词语写道:‘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他还对前来看望的李先念、陈锡联和吴德说:“我可以过一个安宁的晚年了。”12月初,邓小平因患前列腺炎住进三○一医院,接受精心治疗。

叶剑英想的不只是让邓小平安度晚年,他急切盼望邓小平东山再起,治国安邦。在粉碎江青集团后的较长时间里,中央领导都在西山集体办公。1977年2月初,邓小平康复出院后搬到西山住下。毛毛回忆:“出院后,在叶帅的亲自安排下,父亲住进京郊西山军委一个住处的二十五号楼。这个楼,原来是王洪文住过的。……是在山的最上面,从车道转下去,就是叶帅住的十五号楼。有一天晚上,我们全家正在吃饭,叶帅的小儿子头头来了。他悄悄地告诉我们,他是奉命来接我们家的‘老爷子’,去见他们家的‘老爷子’。父亲听后立即起身。”“头头的车子停在大门外面,父亲上车,是坐在汽车的后座上,我和头头坐在前面。头头开着车,神不知鬼不觉地把父亲接到了叶帅住的十五号楼。父亲下车,快步走进大门。刚一进门,远远地就看见叶帅由人搀扶著,从里屋走出来。叶帅是专程出来迎接邓小平的。父亲高声喊道:‘老兄!’赶紧趋步向前。父亲和叶帅两人走到一起,热烈而紧紧地握着手,长时间不放。然后,他们互相搀扶著,走进里屋。门紧紧地关着,他们谈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叶剑英和邓小平闭门长谈到底谈了些什么东西,已是一个永远也无法解开的谜。然而,无论如何,都可以说明叶剑英在这个历史过渡阶段的特殊地位。叶剑英握迎邓小平,象征著一个新时代的序幕已经拉开。

粉碎江青集团,叶剑英又一次在关键的时刻为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高度夸奖。陈云说剑英同志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徐向前连声高呼“好得很!好得很!”聂荣臻激动地说“中国得救了!”此时,叶剑英的政治威望如日中天。

粉碎江青集团后,叶剑英第一个提出请邓小平出来工作

作为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过渡到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关键人物,叶剑英高瞻远瞩,以博大的胸襟和高超的艺术,十分妥善地处理了评价毛泽东的问题、自己与华国锋的关系问题并最终实现邓小平的复出。这里仅仅简单叙述叶在邓小平复出中作出的不懈努力和所起的关键作用。

粉碎江青集团后,叶剑英第一个向党中央提出请邓小平出来工作。1976年10月8日,在华国锋召开的中央打招呼会议上,叶剑英向华国锋说:“小平同志具有治党治国的丰富经验,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人才,毛主席和周总理曾多次赞扬过他。党内军内多数同志和全国人民都强烈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应该尽快请他出来。”尽管这一提议遭到华国锋拒绝,尽管华国锋依旧坚持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叶剑英仍采取实际措施为邓小平的复出做准备,如前面提到的安排邓小平住进西山。叶剑英对他的办公室主任说:“凡是我看的文件,都要送给小平同志,让他看,熟悉情况。”

不久,中央政治局开会,叶剑英第二次向华国锋提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针对有人提出“你们能保证邓小平同志站出来以后绝对地支持我们吗?你们能保证他出来以后和我们好好地团结在一起再不搞分裂吗?你们能相信他出来以后不会使全党发生分裂吗?”叶剑英首先说明邓小平才能卓越和善于团结同志,然后用反问的形式说:“我建议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吧?恢复工作参加了政治局总不会跟我们挑剔吧?”对此华国锋保持沉默。1977年3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前,华国锋将其在会议上的讲话稿拿来征求叶剑英的意见。叶剑英借此第三次向华国锋提出让邓小平复出,他提出两点意见: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的评价,应把提法改变一下,为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讲话稿起草人把叶剑英的意见写上去,但华国锋仍没有接受。会议期间,叶剑英找华国锋谈话,第四次提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陈云、王震、李先念也都发表了与叶剑英同一意思的意见。大势所趋,华国锋不能不开始让步,他在总结讲话中,一方面说: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乱的地步。另

一方面又说:邓小平出来工作,要等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具备一定条件。

究竟要具备什么条件,才算是瓜熟蒂落呢?中央工作会议后,华国锋向邓小平提出:虽然邓小平和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但要承认自己有错误,要承认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些无理要求,当然被邓小平坚决拒绝。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认为宁愿不出来工作,也不能违背事实作出上述承认。

4月10日,邓小平又向党中央写了第二封信。叶剑英和华国锋商量了邓小平的第二封信的问题,就“反击右倾翻案风”、天安门事件的后台和邓小平的复出等问题进行了长谈。叶剑英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1975年的整顿,邓和自己的观点一致,这些整顿是完全正确的,而将其看成是“右倾翻案风”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叶剑英还以工作人员和子女抄录的诗词,特别是四五前夕自己亲自到天安门广场观察的事实,说明天安门事件是怀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革命群众运动。而邓小平当时受软禁,根本不可能成为总后台。如果硬说有后台的话,那我也算一个。叶剑英同意由党中央转发邓小平的信,华国锋也接受了。两人还向邓小平提出对信的修改意见。

4月14日,邓小平再次致信华国锋、叶剑英,说明根据他们的意见修改10日写的这封信的情况。一个月后,5月14日,邓小平到叶剑英家祝贺叶剑英80寿辰,并赞扬叶剑英为党和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

5月3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1976年10月10日和1977年4月10日两封信转发至县团级。7月16日至21日,中共中央召开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终于第三次复出。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

叶剑英和邓小平又在一起并肩战斗了。到了1978年下半年,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已成为历史发展的一种迫切要求。粉碎江青集团快两年了,在恢复遭受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方面虽有所好转,但仍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左”的思想仍然在政治上、经济工作中起著指导作用,尤其是在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和一些“左”的政策还在发展。面对粉碎“四人帮”后出现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和中国的发展前途问题,邓小平和叶剑英都坚定地认为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排除现代教条主义的束缚,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提出符合中国实际情况、有自己特色的新的发展道路,向着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前进。这就迫切需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消除对党和人民事业极其有害的“左”的指导思想,制定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方针政策,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经过邓小平和叶剑英磋商,向华国锋提出的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并在此基础上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建议,得到华国锋的同意。

11月10日至12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叶剑英在闭幕会上做了重要讲话。他着重强调要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首先,要有好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中央要有好的领导班子。他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条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不容置疑的。他的讲话与邓小平在会上的讲话精神一致,实际上成为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要指导思想。

关于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作用,于光远在1998年很有感触地回顾说:“中央工作会议的成功,叶剑英功不可没。他提出‘摆开来讲,免得背后讲’,他对小平的鼎力支持,以及在会上提出要培养接班人的建议,与会者都能理解他的用意。他关于民主与法制的许多精辟论断,即使今天也很有价值。”于光远还指出:“在纪念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的时候,作为一个历史的见证人和科学工作者,我感到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把历史的真实写出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这重要的一页上应写下‘叶剑英功不可没’这几个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2月18日至22日举行。叶剑英同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人一起主持了这次全会。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做出了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在中央领导机构的人事安排上也做了重要变动;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地恢复和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时华国锋虽仍担任党中央主席,但就体现党的正确指导思想和决定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方针政策来说,邓小平实际上已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1980年底,叶剑英于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在坚决推辞华国锋提议他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并再次向党中央提出离休的同时,又一次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小平同志在历史上对党做出过杰出的贡献。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每一个重要关头,他都敏锐、果敢地提出一些正确的决策和主张。在我看来,小平同志具有安邦治国的卓越才能,他当全党的‘军师’和全军的统帅,是当之无愧的。”

王恩茂是这样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看叶剑英的特殊功勋的:叶帅“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起了主要作用。我们取得粉碎‘四人帮’斗争的胜利是由各种因素决定的,但是叶帅起了主要的作用,事实上,叶帅是粉碎‘四人帮’的主要领导,是粉碎‘四人帮’的总指挥”。“粉碎‘四人帮’,结束了灾难深重的‘文化大革命’,挽救了我们党,挽救了我们国家,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又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点”。“在粉碎‘四人帮’后,他大力支持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出来领导,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粉碎‘四人帮’后,小平同志之所以能成为党中央第二代领导核心是由各种因素形成的,但是叶帅起了主要的作用。粉碎‘四人帮’后,全党、全国的形势,叶帅的历史功绩、地位、身份、威望、影响、作用等等,都是大大不同于一般,他对小平同志的支持是举足轻重的,他有马克思主义的远大战略眼光,胸怀大略,特别顾全大局,他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支持小平同志。”“逐步形成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实现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到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过渡,开创了全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新局面。正因为有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才又逐步形成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完成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