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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暴,要换人或者换脑袋

今次所谓的“大三罢”引发的中大占领事件,到今天仍然有很多市民不明所以,问周二警方为什么尝试“攻入”中大校园,酿成特大冲突?

其实整件事很简单,中大旁有条横跨吐露港公路的2号天桥,周二黑衣人在2号天桥上向吐露港公路抛下大量杂物,要阻断交通,警方要进入该天桥清场制止阻路,便与中大学生及黑衣人发生激烈冲突。当晚中大校长段崇智与警方的谈判,讲来讲去都是讲警方是否要撤离天桥。问题的本质并不是警方想攻入中大,而是政府要保持到吐露港公路畅通。不过政府的舆论战打得极差(或者根本没有打),只得警察孤军作战去解说。结果当天晚上,警方撤离,2号天桥被不知道是否中大学生的黑衣人占据。吐露港公路被堵塞超过60小时才逐步重开。连中大学生会也要和占领2号天桥的黑衣人割蓆,承认从未知悉黑衣人的诉求。

把镜头拉远一点看,黑衣人这个星期的整个行动极有部署,中大学生占据横跨吐露港公路的天桥,理大学生就去占领横跨红隧入口的天桥,而港大和浸大也有学生在大学附近的公路堵路。吐露港公路和红隧是香港的两大交通要道,一旦截断了这两条要道,主要地区交通半瘫痪。在连串的行动背后,显然有高手策划,进可以截断交通,退可以在大学制造大流血。一方是有深谋的策略部署,对上了政府的见步行步。

有人问我,在抗暴方面,政府可以做什么?应该是软或是硬?我反问:“还有软的空间吗?”在这场运动的事发之初,政府放软手脚,或许有人想倒逼中央接受五大诉求向示威者让步。但事到如今,示威者由叫“香港加油”,变成叫“香港复仇”,软的大门已经完全关上。要抗暴,只能硬。

有人又问,政府即使想硬,第一,这不是本届特首的风格;第二,想硬也不够警力硬起来;第三,不想见到开枪流血。我认为这种提问方式已经错了,已跌入对方的思维模式。在一场战争中,落入了对方的思维模式,便永远不会可以走得出来。要换一个角度,政府如果不改弦更张,全力止暴,无论是警方、示威者以至无辜的市民,伤亡数字将会大量增加。所以,并不是开不开枪的问题,而是有何方式可以尽快止暴,停止大流血。没有足够警力当然是一个问题,在其他国家的大城市,一旦发生暴乱,可以调动国内的其他城市的警力协助,香港便不可以了。不过,现在政府最大题是“未的起心肝”,全力抗暴,够不够警力尚属其次。若所有参与暴乱者被捕就不准保释,拘捕了最激的1000人后,警力就会变得足够。

我又再举香港1967年的暴动为例,当年整个港督府,变成一个心战室,由港督坐阵,由朝到晚应对暴动。当时的抗暴工作主要有两个,一个舆论战,另一个是地面战。政府所有部门所有工作,要以抗暴为首要目的,港督、高官也停止外访,不够强硬的关键官员要换掉(67年换了软弱的警务处处长),香港目前也要这样做。

有人再问,政府高层一直没有这样做,这种情况又如何可以改变呢?我认为所有事情都应该由结果决定,过去的5个月,政府未能够把暴乱平息,就要知道所做的事情是错的,所以需要一朝变脸,做过去不做的事情。一般人会想到要换人,当然,可以换人,但也可以换脑袋。

美国巨企英格尔的前行政总裁格罗夫,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有一次英格尔遇到很大的经营问题,遇上“范式转移”的冲击,有灭顶之灾。格罗夫说:“我会走出这个董事会会议室,当我再进来的时候,将变成一个新聘请回来的行政总裁,重新思考怎样营运这家公司。”格罗夫就靠换脑袋,把英特尔带出危机。特区政府由特首以至主要官员,也应该用这种思维,改换自己的脑袋。他们可以假设自己是新上场平乱的特首、高官,问1967年港府抗暴,或者英国2011年打击伦敦暴乱,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

现时的抗暴关键,不是政府应该具体做什么事情,而是要彻底改变过去思维,把打击暴乱,放在所有工作的首位,从所有方面,用最大的力度去抗暴,这样还是有机会成功的。若领军的没战意,以认输为起点,此战必败,整个特区政府,将会被历史巨轮淘汰。

卢永雄

卢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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