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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被捕后透露:毛主席遗体前不正常的合影


姚文元(资料图)

本文摘自《“四人帮”兴亡》,叶永烈 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6月

在王洪文被捕之后,又顺利地在怀仁堂拘捕了姚文元。

关于10月6日的行动方案的制定过程,汪东兴回忆说:

这件事是10月四号下午决定的。

逮捕四人帮的方案,是10月4日晚上十一时至5日凌晨三时,华国锋来我家,与我反复讨论后,由华国锋批准的。

我们设想的行动方案,即:以在怀仁堂正厅召集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解决。(华、叶、王、张四人是常委)当时我发了文件(通知):一是审议毛选五卷的清样;二是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排。

姚文元不是常委,就在文件上特定写明请他来做会议的文字工作,把姚文元也从钓鱼台或住地调到怀仁堂。

江青、毛远新本来就住在中南海,迟群、谢静宜等人由卫戍区负责解决。

5日上午九时三十分,我只身来到华国锋的中南秘密住处,向他汇报了这次行动的人选名单和具体部署,吃罢午饭,稍作休息,我和华国锋便分别乘车驶出中南海,直奔玉泉山九号楼叶帅家,最后共同研究行动方案,以便取得统一认识……

第二天,也就是6日上午,经过华国锋签字同意,我用中央办公厅名义发出了开会通知。

汪东兴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对于发这类会议通知,可以说是驾轻就熟。这一回,汪东兴发出的通知全文如下:

根据华国锋同志的建议,兹定于10月6日晚八时在怀仁堂一楼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主要议程:

一,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

二,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保护措施。

因部分文献需要改动,请姚文元同志列席会议。

(签字):汪东兴

中共中央办公厅

1976年10月6日。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2日凌晨,(左起)张春桥、王洪文、江青、华国锋、毛远新、姚文元、陈锡联、汪东兴瞻仰毛泽东遗体(资料图)

既然通知姚文元列席会议,姚文元也就去开会了。然而,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赴会!

姚文元是怎样度过他“政治生命的最后一天”── 1976年10月6日的呢?

在1980年7月17日姚文元的《审讯笔录》中还有这样一段记录:

问:主席去世后,你和江青于什么接触?

姚:除了几次在会议上的接触外,我同她没有单独接触过。哦,就是主席的灵(遗体)从中南海移到大会堂的那天晚上,江青打电话通知我去,在主席的遗体前照了张像。

问:去照像的都有哪些人?

姚:有江青、张春桥、王洪文、毛远新、陈锡联,还有华国锋主席。

问:有汪东兴吗?

姚:我记得没有汪东兴。

问:你是怎么知道要去照像?

姚:先是江青打电话叫我找新华社的杜修贤,因杜是摄影记者,我想找他就是要照像。江青让我找到杜修贤后一起到中南海去。到那里后,几个人就一块照了像。后来,江青又和毛远新单独照了几张。

问:江青找你去照像说明了什么问题?

姚:如果是为了加强团结,应当找全体政治局委员一起照,或是政治局常委一起照。江青叫我、毛远新、陈锡联去参加,这几个既不是全体常委,也不是全体政治局委员,这是不正常的。

问:10月6日下午,你同张春桥谈完话还有哪些活动?

姚:我从张春桥那里出来已经很晚了,就直接回到家里。我的情绪很不好,总有一种恍惚不安的感觉。吃晚饭时,我对小女儿说:“如果爸爸死了,你们不要难过。”当时孩子吓坏了,不懂我这话的意思,我便安慰她说:“活着的人都是要死的,爸爸也不例外。”孩子说:“你思想反动了。”我当时也没有多做解释。今天回忆起来,我的这些话,我的这种不安的想法,虽然是受了那封信的影响,但如果我自己思想上坚决相信党,相信人民,同“四人帮”彻底决裂,就不会说这种话的,由于我没有彻底决裂,所以我觉得自己的前途很危险,生命也不行了。尽管想把毛主席逝世后的工作做好,因为有这种心情,就不能不出错误。那天晚上,我就是带着这种心情离开家的。


毛泽东逝世时,“四人帮”已经位列高层,站在叶剑英和华国锋身边的依次是王洪文,张春桥和江青(资料图)

就这样,10月6日晚上,姚文元离家时,连帽子都忘了戴。当妻子金英拿着帽子赶出去的时候,姚文元已经上车走了。

当姚文元到达怀仁堂的时候,张春桥和王洪文已经落网。

汪东兴回忆在抓了张春桥和王洪文之后,是怎么样抓姚文元的:

姚文元住在家里,他那地方是由卫戍区管的。因此,我事先请吴忠同志在我办公室等著,如果他不来怀仁堂,就让吴忠带人去他家里解决。

结果,姚文元也来了。

我怕再发生意外,经请示华国锋和叶帅同意,没有让他进正厅,只让人把他领到东廊的大休息室,由警卫团一位副团长向他宣读了中央决定。

他听完后好象很镇静,没有争辩,也没有反抗,只说了声“走吧”,就随行动小组的几名卫士出了门。

姚文元解决后,我就打电话给吴忠,让他回家去了。

据行动小组腾和松回忆:

“晚上八时多,姚文元来了。我们一下子就抓住了他。姚文元连声喊:‘小朱!小朱!’小朱是姚文元的秘书。”

就这样,姚文元也被顺利解决了。

姚文元这位“舆论总管”刚刚被捕,叶剑英便选派了他最信得过的将军──耿飚,去夺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的领导权。

1984年6月,耿飚在接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采访时,回忆了1976年10月6日那个不平常的夜晚的不平常的经历:

我正在家等著,华国锋果真来电话了,要我马上到怀仁堂去。我知道开始行动了,放下电话就往怀仁堂赶。大概是九点左右到的。一看叶帅也在那里。我问:“解决了吗?”

叶帅点点头:“已经解决了。”我高兴地说:“太好了!”华国锋走过来说:“斗争刚开始,还不能太乐观。”于是,他就让我去占领中央广播电台。叶帅伸手指着我,严肃地叮嘱道:“快去!一定要赶快控制直播室!”我望了望四周,问:“人呢?我带谁去呀?”华国锋说:“我这里没人,等一会儿卫戍区的邱卫高同志和你一块去。怎么接管,你俩想办法。”说完,他又俯在桌上写了张条子,递给我说:“你把这个交给邓岗,就说这是中央的决定。”


姚文元(资料图)

我接过纸条看了看,上面写的大意是:邓岗同志:为了加强广播电台的领导,现派耿飚同志前来负责电台工作,你们要服从他的领导。最后是华国锋的签名。仅仅就这么几句话,向我交待完任务,华国锋和叶帅就出去了。不一会儿,北京卫戍区副司令邱卫高来了。我把中央决定接管电台的事简单说了一遍。随后我问:“你带武器没有?”他说:“没有。”我说:“不带枪不行,你马上找两支手枪,咱俩一人一支。”他答应一声出去了。工夫不大,就拎着两支手枪回来。我俩把枪挎在身上。邱卫高有些担心地问:“就咱们俩人行吗?”我问:“你下面有部队没有?”

他说:“卫戍区在电台大楼有一个营。”我又问:“这个营属于那个团?”他说:“三团。”我说:“你马上把这个团的团长找来,让他跟我们一块行动。”于是,邱卫高又立刻打电话把一个姓王的团长找来了。我一看时间不早了,就带着他们两人乘一辆吉普车,直奔中央广播电台。在车上,我把考虑好的行动方案说了一下,他俩都同意。

近十点钟,我们赶到了电台大楼。那个王团长先把警卫营的营、连、排干部全部召集起来,下令听从我指挥。我就说中央最近得到情报,有一伙特务要破坏电台大楼,我们要提高警惕,加强保卫。从现在起,没有我签发的通行证,谁也不许出入电台大楼。大伙一听,情绪都很高。我挑选了二十名战士,十名由邱卫高带着控制直播室;我带着另外十名战士直奔党委值班室,那晚正好是邓岗在值班。这个人我认识,在延安的时候曾一起在抗大学习过。文化大革命中,他也被打成走资派,我们又一块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七四年四届人大召开以后,由周总理提名他才出任广播事业局局长。虽然他工作兢兢业业,谨慎小心,唯恐出一丝差错。但姚文元对他仍很排斥,公开声称要“撤换”他。我走进办公室来。邓岗站起来吃惊地望着我。我就把华国锋写的那张纸条交给他。他仔细看了看,仍然愣愣地看着我,似乎仍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我就说:“派我来这里主持工作是华总理和中央的决定,你要不相信想打电话向姚文元请示也可以。但不许出去,电话就在这里打。”他扭头看了看守在门口的两名卫兵,勉强笑笑说:“我不打电话,没有什么要请示的,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我说:“那好,那你就把电台的党委成员,各部室主任全部找来,先开个紧急会议。”邓岗照我说的办了。等把这些人都召集到会议室以后,我又在会议室门口放了两名卫兵,任何人只许进不许出。我对他们别的没有讲什么,只宣布说,我和各位一起在此办公。至少在三天三夜之内,你们谁也不许离开这间屋子。吃饭、喝水,部队的同志会给送来。你们都明白了?这些人都忙不迭地连声说:“明白了!明白了!”

就这样过了三天。一看情况还不行,我说:还要加两天。一共关了五天。 到第六天,我就允许一部分党委委员回家了。临走之前,我对他们说:“这几天这里发生的事,你们出去以后一个字也不准说,谁要是到外面泄露了被查出来,什么后果我不说你们也该懂得。” 这些党委委员都点头表示:“我们懂!我们懂!”

台的同志一起共同搞了十多天。在这十几天内,我鞋袜不脱,瞌睡了就在地板上打个盹。

与地同时,另一个行动小组在中南海拘捕了江青以及毛远新。

就这样,不费一弹,未流一滴血,四颗“灾星”被一举扫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