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pload_article_image

中共叛徒蔡孝干:生活腐败 诱奸小姨子为情妇


蔡孝干(1908-1982),台湾省彰化县花坛乡人,曾用名蔡干、蔡前、杨明山。蔡孝干的祖先是郑成功带往台湾的300福建家族之一,祖父是私塾先生,父亲是米店账房先生。他原名蔡干,双胞胎弟弟叫蔡坤。蔡干自幼事亲至孝,除帮助父母料理家务外,还在上学路上捡拾田螺到学校请校工烧熟当午饭,以尽量减轻家庭的负担。校长知悉他的孝行后,主动在他的名字中加进“孝”字,改为“蔡孝干”,从此这位孝行楷模遂成为全校师生无人不知的好学生。

上世纪20年代初,或出于祖国意识,或看中大陆学费低廉及入学手续简便,一些台湾学子纷纷到大陆上学。据统计,1920年之前,台湾留学大陆学生仅19人,但到1923年10月,已经增加到273人。蔡孝干在父亲和台湾文化协会的资助下,于1924年春来到上海求学。

1924年至1925年,他在中共创办的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读书,受到当时任教的瞿秋白、任弼时等人的影响,接触了马列主义,参加了进步组织上海台湾青年会,组建了新的旅沪台湾同乡会。1925年12月主持召开上海台湾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

1926年7月返回台湾,宣传革命,帮助组织了台湾文化协会左翼联盟。1927年2月1日,日本警察在台北逮捕了蔡孝干,11月被放。后为台湾文化协会机关报《大众时报》咨询、顾问和撰稿人。

1928年参与组建台湾共产党,4月15日,他在上海缺席被当选为台湾共产党(即共产国际领导的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中央委员、常任委员兼宣传鼓动部长,负责宣传部工作,主张建立台湾共和国。随后,他在台湾建立了支部。

唯一参加长征的台籍党员

1928年8月,蔡孝干为了躲避日本当局搜捕,离台湾潜至福建漳州。从1929年2月起,他先后在漳州的石马(龙海)中学和龙溪中学断断续续教了几年书,还在诏安当过短时期的公路工程处临时职员。为了做台湾学生的工作,蔡曾在厦门住过一个时期。那时他与中共中央只有横的联系,在组织工作上直接受上海的台共总部领导。

1932年4月25日,红军攻下漳州后的第五天,地下党员李文堂邀请他去苏区工作。李文堂是海南人,海员出身,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苏区执行委员,1930年,他曾以巡视员的身份与蔡孝干接触过。

在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安排下,1932年6月,蔡、李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红色战士报》编辑,后在列宁师范学校(团校)任教,教社会学和土地学,后参加“反帝同盟”,负责殖民地人民部工作。

在瑞金几年,蔡孝干为周恩来翻译过日文本马列著作,如佐野学着的《国家论》,以及另外一本日文书,列宁原著《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1934年1月作为台湾代表,蔡孝干参加了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二大”,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1934年10月,他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长征中唯一的台籍共产党人。

参加长征是蔡孝干最大的资产,蔡才在后来得以脱颖而出,当上台湾地下党最高领导。

1935年10月到陕北后,蔡孝干担任了“反帝联盟”(后改为“抗日联盟”)主席。

八路军敌工部部长

1937年抗战爆发后,蔡孝干随八路军总部赴山西抗日前线。1938年上半年至下半年任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敌工部部长(至1939年),负责管理日俘和对敌宣传。

1937年11月4日,美国友人史沫特莱来到山西阳泉火车站八路军总部,发现蔡孝干几人正在研究日本人的文件,这些敌工部的工作人员都会讲日语,有些还是日本留学生。蔡负责处理一切缴获的日方文件、日记和资料,也负责管理敌军俘虏和对敌宣传工作。蔡给她一份八路军政治部致日军官兵的宣言。以后几天,史沫特莱和蔡孝干等人同住黄土崖的一个山洞里。翌日,一个日军的汉奸翻译被抓来,该翻译是日本人办的沈阳警察专门学校的毕业生,史沫特莱发现蔡孝干义愤填膺,对这名汉奸颇为鄙视。

1938年12月,蔡孝干任八路军民运部部长兼敌工部部长。后因我党“保护干部”的政策,考虑到前线危险很大,而蔡这样的人才太少,遂将他调回延安。

日本士兵田光繁于1938年8月29日夜,在河北邢台附近被八路军游击队俘虏,不久被送到八路军政治部。1984年,他回忆道:“十分幸运,平时接触我们的八路军干部都是精通日语的知识分子,他们十分平易近人。敌工部蔡部长是台湾人。”

调回延安后,蔡孝干曾在《群众》、《八路军军政杂志》、《解放日报》上发表过《怎样进行敌军工作》、《台湾的今昔》等文章。1941年10月,他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各民族反法西斯大联盟执委。12月在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联盟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同盟常委。他还是有20多名成员的“台湾独立先锋社”的负责人。

台湾省工委会书记

1946年夏秋之交,中共中央上海局成立了,刘晓任书记主持全面工作。

1946年3月,蔡孝乾和张志忠(化名杨春霖、老吴,台湾嘉义人,曾在抗大受训,新四军军官)等准备回台湾工作。5月,刘晓正式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简称“台湾省工委”或“台湾省工委会”),蔡孝干任工委会书记,陈泽民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洪幼樵任宣传部部长、张志忠任武装部部长。

1946年7月,蔡孝乾化名老郑,从上海秘密返台开展工作。陈泽民化名老陈、洪幼樵化名老刘,为他最重要的两个助手。陈泽民在抗战前在上海左翼作家联盟时就加入了中共,奉命随蔡来台时,已是有10多年党龄的中共老党员了;洪幼樵1916年出生于广东揭阳,1937年入党,曾在抗大学习过,抗战时在广东、苏北打游击,具有武装斗争经验。从此,蔡孝干、陈泽民、洪幼樵、张志忠和林英杰五人组成台湾省工委,即成为共产党在台湾的“五巨头”。

离开台湾18年的蔡孝干,发现家乡物是人非,他对战后台湾情况十分陌生,只好侧重于联络老台共党员,建立组织。到1947年“二二八”起义前夕,台湾省工委只有70多名党员,弱小的台共在起义中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1948年5月,蔡孝干赴香港,参加了华东局主持的关于台湾工作的会议。会上,蔡孝干受到批判,说他在“二二八”起义中作风独断专行,严重脱离群众,犯有主观主义错误,未能将毛泽东思想与台湾具体情况相结合。

蔡孝干返台后,台共组织发展迅速,截至1949年12月,党员已有1300多名。在台工委的领导下,发动了彰化永靖乡的农民减租斗争、台北机务段员工运动,以及1949年3、4月的台大与师范学院的学生运动等等。此阶段,蔡的工作是配合中共解放台湾。

1949年9月30日,蔡被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共108名)。新中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

1949年4月6日,台大学生与台北警察发生冲突,即“四六学潮”;7月,台北邮政局员工发动请愿风潮,国民党断定幕后有中共地下党在策划。

此时,蔡孝干领导的台湾省工委,一面采取合法统一战线,将组织渗透入国民党党政军宪特机关内部,发动工潮、学潮,引起台湾动荡,以孤立国民党的统治;一面采取游击战,利用台湾人民仇恨国民党的情绪,在各地建立“武工队”,发动起义,夺取政权,来达到推翻国民党统治的目的;同时积极发展党组织,壮大队伍。蔡还亲自拟定了开展高山族工作的具体方针,强调分化、争取两手策略。

被捕与叛变

国民党破获中共台湾地下党,是从破获台湾省工委地下出版物《光明报》开始的。1948年8月,国民党在基隆中学发现该报,又发现基隆某公司职员王明德邮寄过该报给女友,因此,秘密逮捕了王明德。王叛变,国民党顺藤摸瓜,1949年11月,省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陈泽民被捕。

国民党特务在破获基隆市工委支部时,获悉台北市大同中学女教师季云与老郑(蔡孝干)有组织关系,并发现季的丈夫杨春霖(张志忠)嫌疑重大,于是在1949年除夕,将张志忠逮捕。张志忠坚贞不屈,1954年3月16日,他被特务绑赴台北马场町枪决。1998年1月,中共中央经多年核实,确认他为烈士。

1950年1月29日,在台北泉州街26号,蔡孝干落入特务手里。他落网最初几天,保密局特务对他进行一连串侦讯,但是,他毕竟久经阵仗,对特务的问话,总是不着边际地兜圈子。

国民党国防局保密局局长叶翔之对他没有用刑,而是劝诱,7天后,蔡答应合作。当时,蔡家有一张10元新台币,上有两个地下工作者的电话号码,一个计小姐(马雯娟),一个是朱谌之,蔡答应打电话诱捕他们。叶考虑到蔡可能借机逃脱,所以对蔡直说:“你的资格这样高,我们自然不会为难你,但希望你能合作,不要逃跑,跑不掉的。再抓回来,那就由不得我们了。”蔡满口应承,待走到一处黑暗的转角,他冷不防窜进一家黑漆漆的木材行,尾随特务赶忙冲进去追捕,可他早已在暗夜中逃得无影无踪。他逃走后,我党一大批干部得以转移,摆脱了特务的魔爪。

蔡孝干第一次逃脱后,保密局认定此人好色,必然会同马雯娟(化名刘桂麟、计小姐)会合企图离台。保密局特务侦悉,蔡孝干脱逃之后,起初一直带着他的小姨子马雯娟栖身在老台共黄天家里,立即赶赴黄家抓人。蔡孝干警觉到台北不宜久住,已早一步搬走,特务埋伏在黄天住处数日,没抓到蔡孝干,却抓到了黄天。黄天挨不住酷刑逼供,终于招出蔡孝干的落脚处。保密局特务直奔嘉义粪箕湖(今改名奋起湖)林医师家。天下就有这等荒谬戏谑的巧事,特务到嘉义乔装成农夫模样,骑一部破旧脚踏车,沿着乡间小路,四处寻觅可疑人等。不多时,一个特务瞧见远处有个穿西装的身影正迎面走来。他满腹狐疑,生活条件如此贫困的台湾南部农村,哪来穿西装的阔佬?正纳闷著,与那人逼近至仅20米之遥,“瞧!这不是老郑吗”!两人四目对望,蔡孝干绝望地说了一句:“怎么又是你们!”特务一把揪住蔡孝干,铐上手铐说:“这次不会再让你跑掉了!”

这次,特务酷刑侍候蔡孝干,他的嘴巴、鼻孔、眼角喷出了鲜血,头发也渗出血水,不断沿着额头汩汩冒出。晚上,蔡孝干被关在台南看守所时,大呼与其有染的小姨子马雯娟的名字,特务将已投降的马雯娟送进蔡孝干房中,蔡孝干也投降了。正如蒋介石所言,最“无志无用”的他背叛了他20多年来一直追求的红色事业。他的叛变导致台共高干大部分被捕,台湾左翼机关纷纷被破坏,造成中共台湾省工委会成立以来的一次毁灭性打击,组织几乎全部瓦解。

1950年2月,洪幼樵在基隆赴香港的轮船上被捕,不久叛变。

后来,与我党有关的1800多人被捕,3000多人被枪毙,8000多人被判10年以上的重刑,此即台湾历史上的“扑杀红色时代”的白色恐怖。

在国民党国防部任参谋次长的吴石中将、国防部中将高参陈宝仓、国民党东南行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上校交际科科长聂曦(吴石副官)等地下党纷纷被捕,我党地下工作者朱谌之(朱枫)被捕。朱谌之为浙江镇海朱家四小姐,曾在新四军中工作,吴石参加中共是她做的工作,来台后受上海的刘晓书记领导。她被捕后吞金自杀未遂。不久,吴石、聂曦、朱谌之等均被敌人杀害。此即轰动一时的“吴石间谍案”。

蔡孝干、陈泽民、张志忠、洪幼樵等几名地下党干部被捕之后,曾在牢房中集体批斗蔡孝干。张志忠指著蔡孝干破口大骂,指摘蔡孝干生活腐败奢侈,诱奸14岁的小姨子马雯娟为情妇,侵吞1万元美金工作经费,天天上波丽露西餐厅(台北最贵的西餐馆)吃早点,中午和晚上在山水亭餐厅吃山珍海味,吃过晚饭上永乐町看戏,完全是一副腐朽的资产阶级的嘴脸,竟然还敢到处张扬他是共产党在台湾的领导人。

白区研究“赤共”的“专家”

蔡孝干、陈泽民、洪幼樵三个叛徒加入保密局后,待遇表面上与同级人员一样,但毛人凤坚持,他们不能在保密局内办公,要另外安置,安排了严密的警卫,以防中共地下工作者处决叛徒。蔡三人非常不高兴,抗议说:“我们已经自新了,还监视我们干什么?”国民党只好撤走警卫,每人配两条德国大狼狗。当时台湾经济不佳,而这些狼狗要吃牛肉,每月所耗,相当于一个少校的薪水。

蔡孝干后任国民党中央国防部保密局设计委员会委员。1956年任职于国防部情报局“匪情研究室”,后升任该室少将军衔副主任兼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副局长。

他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在1970年前已被翻译成数国文字。

1968年以来,他以“江西苏区回忆”和“红军西窜回忆”为主题,撰写了24篇文章,连载于台湾《中共研究》杂志,1970年汇编成册,命名为《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分别在台湾、香港发行。1982年10月,蔡孝干病逝于台北,终年74岁。他和马雯娟育有一子蔡艾安。

本文摘自《炎黄世界》201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