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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一怒安天下:对英国人一点也软不得

小平语气很严厉,他说:香港的情况我很清楚,“香港问题就是一句话,对英国人一点也软不得。”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就讲:“对他们背信弃义的做法,必须坚决顶住,决不能让步。要质问他们,中英协议还算不算数?如果他们一意孤行,我们就要另起炉灶。”


布什(右一)“巧”遇乔冠华(左二)。左三、四为吴建民、周南

布什“巧”遇乔老爷

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到联合国的时候都穿着中山装。美国报刊说:中国代表团大概都要举著小红书,身穿“毛装”,排列进入联合国。那时候“文革”还没完呢!当时规定,正式的宴会,正式的场合,要穿民族服装,不能穿西装。我们中山装是穿了,但没有排著队,是举著小红书进去的。

记得当时最有意思的就是老布什,当时他还没当总统,是美国常驻联合国的代表。我们去的前几个星期,他还根据国务院的指示,拚命地拉票反对我们,无论如何不让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是,我们已经进沙祖康去了,那时候基辛格也访华了,双方不能老是僵在那里,他也要搞点现实主义,但转弯子又不好太露痕迹,怎么办呢?据说他向联合国秘书处礼宾官事先打听好了,中国代表团几时几点到联合国总部。然后他有意识地在大会厅的自动电梯前边的走廊上跟一个人随便聊天。等乔冠华一行经过的时候,假装“偶然”碰见了,然后握手表示欢迎。

老布什当时态度一下子就变了,非常热情。大概过了两三个星期,他邀请我们几个外交官和有外交官身份的人到纽约州北边他的私人别墅去吃饭,那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他把夫人、孩子都请出来,和我们一起聊天,一起吃饭。老布什在联合国的那段时间,多次主动提出来要中国代表团请他吃饭。

 身在龙潭虎穴中

我们到联合国后,因为找不到房子,开始时住在罗斯福旅馆,包租下旅馆的二层楼房。等乔冠华他们出席本届联大的人员回国后,常驻代表团的人员还住在那里。但除开会外老关在旅馆里,没有文娱活动也不行。怎么办昵?团领导关心大家,就安排放电影,在旅馆走廊里面放。有一个公务员叫王锡昌,他原来在匈牙利使馆当公务员。我们去纽约的人员是配套的,从团长到司机到公务员、厨师全有。住在旅馆里面,公务员的事情就少了。晚上在饭店走廊上放电影,是小王放的。第二天早上,出事了。怎么回事呢?小王平常每天都起得很早,这天早上很晚不见他起来,大家就敲他门,没有回音。然后就打电话,电话也没有人接。旅馆方面有万能钥匙,把人找来,用万能钥匙一开,发现里面的铁链子是锁上的。冲开后一看,人躺在床上,已经凉了,死了。我们马上叫救护车.美国的救护车来了,一看人死了,调头就走,说不是他们的事。

我们马上报告了警察局,跟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也进行了联系。他们提出来要解剖,要不然不知道死因是什么。所以就由我们两个同志陪同到医院去解剖。化验结果发现小王是中毒死的。中国人有喝茶的习惯,有人在热水瓶里下了毒。小王晚上回去的时候,睡前喝了一杯水。很有可能是台湾特务买通了服务员下的毒。后来大家回到旅馆里,喝水都非常小心。后来我们向美国方面交涉,要他们追查凶手,他们口头答应了,但最后没有下文,不了了之。这个事情报到北京,周总理很着急,要我们赶快搬家,让财政部特批500万美金,让我们找房子搬出去。所以我们找到66街林肯中心对面的motel(汽车旅馆),立即决定买下来。为了怕人家安窃听器之类的东西,合同一签,不等客人全部搬走,我们就往里搬。空出一间,我们就进去占一间。

过了一年,我们让安全部的人带着仪器去查。就在我那个房间的暖气包边上,还有别的房间,找出不少微型窃听器,还有的是在厕所里找出来的,一共有十几处。看来有的房间里原来的客人还没有走,就被他们安上窃听器了.国际间公开战线和隐蔽战线的斗争是很复杂、很尖锐的,可不能够掉以轻心啊!

剑气箫心两未残


周南、黄过夫妇在纽约

我去联合国的时候是1971年,就是说我去的时候,还是“文革”的后半段,还没完。林彪虽然垮台了,但是“四人帮”还在台上。因此,外交部也好,代表团也好,派系斗争并没有停止,有时还很激烈。“老爷”派的人相互之间有矛盾,“老爷”派跟“小姐”派之间有矛盾。(“老爷”,指乔冠华;“小姐”,指王海容、唐闻生)两边都想拉我参加,去整对方。鄙人不感兴趣,下定决心“不参加”。所以除了开会之外我就关起门来,一个人在房间读书。我经常到旧书店,一美元能买好几本简装书、旧的小说英文小说等,我买了好多。另外,如果有空,我就去看看博物馆,逛逛公园散散步,晚上回到家里看电视,有一个13台,放的尽是外国名著改编的电影。我就这样消遣,尽量躲开外界的干扰。那次回国之前,有一个派别的小头头和我谈话。他在那颠来倒去的,一会儿这派,一会儿那派。我就说:大家都是自己同志,不应该搞这些玩意,还是“和为贵”吧。我当时没想这是孔夫子讲的话。我听黄华讲过,毛主席好像有一次还在延安讲过要“和为贵”。

在北京“批林批孔”动员会开过之后,部里就开会组织与会者分组讨论。1974年,批判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江青说意大利电影《中国》是反华的片子,其实并不是反华的,是纪实的。驻意大利大使沈平开会那天,“哗”地一下站起来,连连检讨说:我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不该推荐《中国》这部片子。开会当中有人捅我,说:你不也讲过“和为贵”吗?实际上等于在逼我检讨,那我就不得不检讨了。但检讨完就算了,我还是继续“不参与”。当时我见到何英,跟何英说:“有精力要用在对外斗争上,对于人民内部的事,我的方针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也不犯人。’这个‘人’讲的是自己的同志。”他听了哈哈大笑,说这是周南哲学,还四处给我宣传。

报给中央,黄镇、乔冠华、黄华表示坚决支持、拥护中央,要我给他们起草,发回国内来了。后来,黄华当了外长,乔冠华则挨了批。据说,最后他一定程度上卷进了上层的争斗,但是具体什么样的情节我不清楚。无论如何,从他一生来讲,恐怕还是功大于过的,人无完人嘛!要讲起来,包括毛主席在内,哪一个没有过呀!小平同志很坦率,他跟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说:毛主席犯的过错我们都有份,我本人也有份。

外交部办公厅“行走”


周南与新任港督卫弈信在北京商谈香港立法机构选举问题并达成共识(1989年)

我是1981年11月回到北京的,休息了几个月。1982年年初,吴学谦接替黄华出任外长。他找到我,让我帮他起草一份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方面的文件。这样我就到了办公厅,负责起草的事。我名义是外交部大使,暂时成了办公厅“行走”。文件是我找了新闻司几个会写东西的同志,又找宦乡等一起讨论,自己动手改了几遍,部党委讨论了几遍,主要还是根据小平同志的思想来写的。小平不是讲“和平和发展”是主流嘛!毛主席不是讲“世界大战迫在眉睫”,“一触即发”,要“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嘛!那个时候,大家估计,世界大战一时还打不起来。通过外交工作,有可能为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于是,我们建议外交政策做一些调整。既不倒向苏联,也不倒向美国,不再搞“一条线”了。不同任何大国或集团结盟,而是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总方针。我们是最大的不结盟国家,遇到重大国际问题时,要根据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和我们国家的利害来考虑中国的态度。

争取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搞好。除了政治外交,同时还要注意经济外交。这些都提出来了。当时的国务院领导表示赞许,很快就批了。

这个任务结束了以后,到了1982年,我当部长助理了,1984年9月又担任副部长。首先我分管地区司西欧司,再是一些业务司,如研究室、教育司和翻译室等,还有港澳办。后来港澳问题出现了,又成立了一个港澳事务办公室,实际上,除了日常的西欧各国的外交业务以外,重头的任务就是香港问题。

小平一怒安天下

我们在香港回归的中英谈判中遇到了一个大一点的问题,就是在实行“高度自治”的同时,中央要保留必要的权利,当时首先就提出国防、外交必须由中央直接管理,不包含在“高度自治”里。一个国家的国防、外交大权,这是主权很重要的方面。那么,既然国防、外交由我们中央掌握,我们就有权驻军。英方又百般抗拒,说不要驻军。驻军了以后,香港老百姓就吓坏了,都要移民了。我说:哪里有这样的事?你们能驻军,我们为什么不能驻军?他说:我们不一样啊!英国离香港十万八千里,万一有什么事我们来不了。可你们就在旁边啊,你们不需要在香港驻军,你们在广州、深圳有军队就行了。因为中国近,所以不需要驻军。英国远,所以要驻军。这又是一个荒唐的逻辑。英方还说:万一发生香港受到外国侵略的事情,得事先征求港府的意见,特区行政长官的意见。他同意了,立法会同意了,你可以暂时来一下,没有任务了就马上回去。这又是一个涉及主权问题的重大的争论。在谈判中,我代表中方明确地讲;这个问题已经谈了多次,你们反对驻军毫无道理。中央负责香港的防务,必须在香港驻军。驻军是主权的体现,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不管英方赞成与否,中国都不会在这个问题上让步;而且驻军对香港的繁荣稳定有利无弊,希望英方采取合作的态度,不要再无理取闹了。对此,小平同志的态度也是十分坚定的。早在1984年4月,他在审阅外交部《关于同英国外交大臣就香港问题会谈方案的请示》报告时,就在关于驻军问题的一条下亲批:“在港驻军一条必须坚持,不能让步。”

中国的某某领导人讲香港不必驻军,是中国政府的意见。

正好那时候小平同志接见香港代表团。谈话之前,可以允许记者进来在拉着的绳子后面照相,然后退场。那天会前已经把这个事报告给小平,小平同志很生气。记者在退场的时候,要出门了,小平说:哎!你们回来!回来!等一等!我还有话讲,你们出去给我发一条消息,就说某某,某某讲这个……是胡说八道。你们给我辟个谣。胡说八道!香港怎么能不驻军呢?驻军是主权的体现嘛。为什么中国不能在香港驻军?英国可以驻军,我们恢复了主权反而不能在自己的领土上驻军,天下有这个道理吗?驻军起码是主权的象征吧,连这点权利都没有,那还叫什么恢复行使主权哪?必须要驻军!小平同志震怒了。第二天清早我一上班,伊文思大使就来电话了,说奉政府之命紧急约见。我想:是不是跟这个事有关呢?他到了外交部,果然是这个事情。伊文思当时说话很紧张,像唐朝的韩愈讲的,有点“口将言而嗫嚅”,有些心虚。因为小平同志生气了,他奉政府之命来谈这个事。伊文思说,听说昨天邓主任在人民大会堂说Mr x和Mr y胡说八道,英方很关注。伊文思不敢讲出具体人的名字。他说:邓主任的讲话在香港各界引起极大的震动。港英当局还是很怕这个问题,希望你们中国政府慎重考虑,是不是不一定要在香港驻军。我说:你们关注什么,谈判谈了很久不就是为了这个问题嘛!我说:你不要再讲了,我们讲了多次,这是恢复行使主权。国防要中央管,就必须在香港驻军。邓主任已经发了脾气,你还讲什么!他说:我是奉政府之命来表示这个态度。我说:你回去就说中国这个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没有谈判的余地!他就灰溜溜地走了,从此不敢再提了,把我们说的话真实地传回去了。这又是一场严重的斗争。我后来讲,这叫做“文王一怒而安天下”,此话是两千多年前孟夫子讲过的。后来小平同志又讲了:“在香港驻军还有一个作用,可以防止动乱。那些想搞动乱的人,知道香港有中国军队,他就要考虑。即使是动乱,也能及时解决。”

英国人开始动作


周南和卫弈信在北京就香港形势和面临问题交换意见(1990年)

香港、澳门问题都谈完了,1990年《基本法》起草也结束了,也颁布了,后过渡期也就开始了。在开始的一个阶段,中英合作应该说基本还是好的,虽然也有摩擦的时候。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从90年代初特别是1992年开始,中英关系发生了特别明显的变化。英国在香港问题上从合作为主变成对抗为主。什么原因?1992年不就是彭定康上任大搞对抗嘛!其实这个问题不自彭定康开始,也不只是彭定康个人的原因。彭定康对香港的态度从根本上讲是英国政策改变的问题,就是英国错误估计了中国的形势。这无非是两个事件,一个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一个是发生了“八九政治风波”。这两个事件一发生,英国统治阶级认为好机会来了。他们认为中国也要步苏联的后尘,步东欧的后尘,要垮台。我看了他们英国议会外交委员会的一个内部文件,上面公开地讲,说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现行政府能否维持到1997年,是很成问题的,就是说不行了,因此英国的对华政策(包括香港)应有高度的“灵活性”。这个高度灵活性是外交语言,说明了就是要改变原来的协议。他们认为,英国同中国达成的香港问题协议,英国吃亏了。现在机会来了。舆论、议会也鼓噪说在中英《联合声明》的问题上,我们“上当了”,英国外交部的官员、英国代表团的成员太软了,“过高地估计了中国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中国的容忍限度”,“犯有遇事从中国角度看问题的过分倾向”,对中国采取了“绥靖政策”,“出卖了香港。”有的鼓噪应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态度”,要“同中国人对着干”,还有的直截了当地主张修改甚至废除中英《联合声明》。

对待英国软不得

应该如何应对英国提出的挑战呢?当时有人提出各让一步的主张。这次又是在关键的时刻,小平同志讲话了。1993年10月,在彭定康已抛出他的“三违反”方案之后,来北京访问之前,小平同志做了重要指示。

小平同志语气很严厉,他说:香港的情况我很清楚,“香港问题就是一句话,对英国人一点也软不得。”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就讲:“对他们背信弃义的做法,必须坚决顶住,决不能让步。要质问他们,中英协议还算不算数?如果他们一意孤行,我们就要另起炉灶。”“另起炉灶”这是小平讲的。小平同志还讲了更重要的一句话:“我在1982年见戴卓尔夫人时提到必要时在另外的时问、采取另外的方式收回香港的讲话,今天仍然有效。”小平还加了一句:“另外的方式,就不是和平的方式了。”他又说:“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包括军事方面的准备工作。”接着,在会见一些香港知名人士时,他又敏锐地指出:“这仍然是个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他说:“英国人最近要从政治入手,搞‘政治民主化’来保持英国在香港的影响,97后英国仍然要管理香港。”“这种讹诈的方式和主张,是吓不倒中国人的。中国人在主权问题上不会放过一分一毫,更不用说一寸。”他还指出:“在香港问题上,我们已经让得够多了,不能够再让了。愈让愈复杂,要引起动乱。”这些话是1992年下半年讲的。由于小平同志讲了话,所以彭定康在其方案公布后到北京碰了一鼻子灰,接见他的中方官员也都相应地对他做了严厉的批评。从此就展开了中英双方的全面论战。

后来,戴卓尔夫人在吉隆坡召开了英联邦首脑会议,号召英联邦各国干预香港事务。

防疫的超前思维

新型流感来势汹汹,除了中国大陆之外,各地政府都在思量如何不让疫症蔓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