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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林彪叛逃后飞机不是我下令击坠的


资料图:毛泽东、周恩来与林彪

当周恩来谈到林彪所乘飞机外逃是“自我爆炸,自取灭亡”时,有的同志写条子询问是否总理命令部队用导弹把座机打下来?总理看完条子后,非常严肃认真地说:

“我在此再说一遍,林彪的座机不是我命令打下来的,确实是迫降时自我爆炸,自取灭亡。大家可以想一想,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我仅仅是个常委。在军队他是副统帅,而我在军队没挂职,我敢命令部队把党中央副主席、军队副统帅的座机打下来吗?他是九大党章上写的接班人啊,如果我命令部队把他打下来,我怎么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交代嘛!”

周恩来说得很激动,很合情理,台下先是鸦雀无声,继而是经久不息的掌声。大家表示信服。

稍微停了一会儿,周恩来又继续说:“当然,林彪的座机外逃时,我是及时向主席请示报告了的,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的组织纪律性嘛。但是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主席尚能宽容林彪,我周恩来为什么要阻拦他呢?主席南巡时也说过,林彪还是要保的,如果他承认了错误,还可以给他当一个政治局委员。主席对林彪都很宽宏大量,我为什么要置林彪于死地呢?”

林彪所乘的飞机从起飞时算起,飞了40多分钟,才飞出国境。当时如果派战斗机拦截,完全是有时间的。把这架飞机放过去,是毛泽东、周恩来的决定。

1971年9月12日午夜林彪乘车逃离北戴河,接着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并向北逃跑一事,可谓中国现代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事件之一。这一事件不仅决定了林彪夫妻葬身异国荒野的可悲命运,也从此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历史进程。“九一三”事件的发生,事实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破产,国内有识者对“左”的错误开始有了深入的反思。尽管当年在处理林彪集团的做法上有过“左”的思想影响,众多基本事实还是清楚的。

林彪叛逃一事,在当年已经是历史铁案。然而近些年来,有些人却编造了一些不实的情节和传说,歪曲北戴河那个枪响车冲之夜的情景,以达到个人的目的。然而,已经被证实的历史,是不容篡改的……

在“九一三”事件发生的那个夜晚,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以“到大连”之名,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收拾东西,随后又仓皇出逃,离开北戴河的96号楼,出现了枪响中汽车猛冲的一幕情节。

对于“林办”的几十名工作人员,包括林立果选的“妃子”张宁,当时和事后若干天内都完全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因为林彪等人的政治图谋不可能告诉这些人。


9月13日以后的北戴河海滨,“林办”的人处于一片茫然之中。8341部队将他们看管起来,由于这时情况不明,加上中央领导人正忙于别的要务,还来不及处理这些人。

对林彪办公室的人员采取了全部拘留审查的措施,是仓促中做的决定,也是那个时代的政治气氛下的产物。据当时在“林办”工作的宋德金所写的《我在林彪办公室的前前后后》一文中记述说:

从山海关机场乘车回到北戴河住地后,我们的境遇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工作人员变成被软禁的囚徒;警卫人员成了看守。所有人员分男女集中在两个大房间中。在最初一段时间内,我们对警卫部队充满牢骚,认为我们早已将情况报告中央和警卫部队,部队办事不力,他们跑了,反而把我们看管起来。后来我也想通了,这么重大的事情,没有上级的正式命令,谁也不敢轻举妄动的。

大约过了10来天,全体工作人员被押解回京,重返毛家湾,从此开始了4年软禁审查、3年劳动改造的生活。

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向我们宣读了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由于我们亲历了那个惊心动魄的时刻,听传达文件时没有像别人那样震惊,但也是至此才获得了确切的消息及中央对这一事件的定性。

11月,我们被移交给中央专案组,改由北京卫戍区看管,住地从毛家湾迁到西山青年学生疗养院(简称“亚疗”)。在亚疗初期,要敞着门睡觉,定时放风,不许与外边通信。后来稍有松动,可以给家属写信,但不能封口,经看守检查后由他们发出。

在亚疗期间的任务是揭发批判林彪罪行,交代自己的问题,接受中央专案组审查,以及接待外调来访等。我所知道的情况一两天即可写完,有的内勤战士只来两三个月,不过是照顾林、叶生活或裱糊书画、图表等,就更没什么可写的了。经过一段揭发交代,大家无事可做,但是不能出去。我们向专案组反映,希望能有书读,这个要求总算得到了批准。一位工人出身的原团中央干部、专案组成员很理解我们,有时从市内给我们背去一些书。他的文化水平不高,但很爱读书,人也随和,愿同我们聊天,鼓励大家不要灰心,说将来出去以后,党还会信任你们的,是有前途的。虽然我们不相信他的话,但还是很感激他的。后来,大约因为他“界限不清”而被调离专案组了。

如果客观公正地看,这些“林办”的干部战士是组织上派去工作的,而且基本上都不知道林彪有什么政治阴谋活动,将这些人长年拘押审查,放出去后又背上政治包袱长期不受信任,显然是错误作法。但当时仍处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如此做法不足为怪。


9月13日凌晨林彪的飞机升空后,牵动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心怀的,是那架编号256的飞机要往哪里飞。

话,说飞机已经起飞。与此同时,林立衡也打电话来对汪东兴说:“听到飞机响了,好像是上天了。”

汪东兴显然带着情绪对她说:“你报告得迟了一点。”

林立衡说:“刚听到飞机声。”

汪东兴对她说:“我现在没有时间接你的电话。”接着就把电话挂断。

随后,汪东兴立即打电话给周恩来报告此事,并说:“毛主席还不知道这件事。您从人民大会堂到毛主席那里,我也从中南海南楼到主席那里,我们在主席那里碰头。”接着,周恩来、张耀祠和汪东兴几乎是同时到了毛泽东那里。

几个人正在向毛泽东汇报时,吴法宪从西郊机场打电话找汪东兴,说林彪的专机已经起飞30多分钟了,飞机在向北飞行,即将从张家口一带飞出河北,进入内蒙古。吴法宪请示,要不要派歼击机拦截,汪东兴马上说:“我立即去请示毛主席,你不要离开。”

当时,毛泽东的房间里没有电话,电话在办公室里,离谈话的房间还有几十米远。汪东兴马上跑步回去,报告毛泽东和周恩来。

从林彪飞行的方向看,好像是指向外蒙古和苏联,这是要出逃的迹象。毛泽东听了报告以后说:

“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由他去吧。”

周恩来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当时林彪还是国家第二号人物,起飞后不知道他要飞到哪里去,做什么事。如果拦截专机,或把他打下来,事后怎么向全国人民解释交代呢?

汪东兴得到吩咐,马上跑回值班室,只告诉了吴法宪一句话,就是不要派飞机阻拦,其他的话都没有说。

当时周恩来还是尽了最后的努力试图挽救林彪,曾通过机场指挥塔试图与256号飞机对话,请他们立即飞回北京,他要去机场接他们。虽然机上对讲机开着,却没有回话。当时有人说这是驾驶员潘景寅故意不理。不过事后看,这架飞机没带报务员、领航员、副驾驶、机械师等人,可能是无人收接。即便发现呼叫,在林立果的手枪威逼下,恐怕也回不来。事后周恩来曾叹息说:“‘萧何月夜追韩信’还追回来了,可惜啊,我周恩来没能把林彪追回来……”

当时,林彪去意已决,只能“由他去吧”。

“九一三”事件后不久,周恩来曾在部队领导机关作报告,谈了关于林彪叛逃的一些情况,并允许与会者有什么不清楚的问题可以递条子。

当周恩来谈到林彪所乘飞机外逃是“自我爆炸,自取灭亡”时,有的同志写条子询问是否总理命令部队用导弹把座机打下来?总理看完条子后,非常严肃认真地说:

“我在此再说一遍,林彪的座机不是我命令打下来的,确实是迫降时自我爆炸,自取灭亡。大家可以想一想,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我仅仅是个常委。在军队他是副统帅,而我在军队没挂职,我敢命令部队把党中央副主席、军队副统帅的座机打下来吗?他是九大党章上写的接班人啊,如果我命令部队把他打下来,我怎么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交代嘛!”

周恩来说得很激动,很合情理,台下先是鸦雀无声,继而是经久不息的掌声。大家表示信服。

稍微停了一会儿,周恩来又继续说:“当然,林彪的座机外逃时,我是及时向主席请示报告了的,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的组织纪律性嘛。但是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主席尚能宽容林彪,我周恩来为什么要阻拦他呢?主席南巡时也说过,林彪还是要保的,如果他承认了错误,还可以给他当一个政治局委员。主席对林彪都很宽宏大量,我为什么要置林彪于死地呢?”

林彪所乘的飞机从起飞时算起,飞了40多分钟,才飞出国境。当时如果派战斗机拦截,完全是有时间的。把这架飞机放过去,是毛泽东、周恩来的决定。

由于空军出了这样大的事,当时情况又不明,周恩来马上建议毛泽东下令全国禁飞,陆军部队还以防止苏军袭击和空降为名,进驻各机场,设置障碍阻止所有飞机起飞(有中央专门命令的除外)。为确保毛泽东的安全,周恩来还让他移出中南海,暂住到人民大会堂。

疾风识劲草,在此关键时刻,是被“文化大革命”中视为“右”的周恩来全力保卫了毛泽东,而那些“最革命”的“左派”,却是丑恶的原形毕露,这也不能不让毛泽东重新思考“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问题。

林彪出逃,使全军部队进入了紧急战备之中。苏联方面开始不明底细,发现边境对面的中国军队突然紧急战备,也命令驻中苏、中蒙边境的部队进入戒备之中。过了差不多10天后,苏联方面综合各方情报来源才大致搞清了究竟是怎么回事。

林彪没有能飞到苏联而中途摔死,毛泽东和中国人知道后松了一口气,感到庆幸。有意思的是,苏联领导人知道此事后,也同样感到庆幸。

当时任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的库里克后来说:“我们感到最为庆幸的,是林彪没有真的飞到苏联来。”

如果是真正了解中苏关系史的人,仔细想一下此话,就会感到有其道理。当时苏联领导确实希望中国能有“亲苏”的“健康力量”推翻毛泽东,不过林彪并不是合适的人选,因为此人在“反修”、发动“文化大革命”和搞极“左”方面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被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等人深深厌恶并一度公开谴责过。若是林彪突然到了莫斯科,怎么对待这个过去苏联十分讨厌并大力谴责过的人,真会成了大难题。


从当时的国际形势看,苏联从主要对美争霸的全球战略出发,虽不愿解除对华军事压力,也不肯从边境地区撤军,总的意图却还是想缓和一下中苏关系。自1969年9月柯西金主动要求访华后,1970年中苏两国结束了自“文化大革命”后便撤回大使的局面,重新互派了大使,并恢复扩大了贸易,两国关系已有了一点改善的势头。不言而喻,如果这个时候林彪真的到了莫斯科,中苏之间显然会增添新的麻烦,收容叛逃的林彪显然会激起中国人对“苏修”新的仇恨,双方相互对抗将会发展到什么程度都难以预测。

当年中国有些干部群众曾带有些后怕地认为,如果林彪真跑到苏联,会引来苏军大举入侵以帮助他打回来当傀儡。其实,深知中国情况的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人绝不会愚蠢到这种程度。中国领导人心里也不这样看,事后认为大不了再给苏联增加一个王明。在历史上,苏联确实曾对别国采取过颠覆和扶植傀儡的行动,对象却都是没有强固领导核心的小国,中国的情况和林彪此人的背景却完全不同。人所周知,林彪能取得“副统帅”地位,主要是靠“高举”、“紧跟”毛泽东,一旦背叛毛泽东并想分庭抗礼,不仅会使以前的威望即刻丧尽,还会引来极度的鄙视,根本不可能再号令天下求得响应。林彪如想引来外国军队扶自己上台,就更会变成国人心中的秦桧第二,也毫无得逞的希望。苏联也绝不可能为了帮助一个自己并不喜欢且没有什么希望的林彪上台,就同庞大的中国打一场根本没有获胜可能的大仗。

至于有人担心林彪跑到苏联会泄露中国的绝密,其实在深知底细的领导人看来这也不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1969年周恩来在会见柯西金时便说过,我们的核武器发展到什么水平,你们最清楚。当时中国的实力和家底,苏联大致也清楚,并不会因为增加一个林彪而有太大的新收获。

总之,一个背叛了中国想逃向苏联的领导人,摔死到途中,引来的却是中苏两国的庆幸。这种背叛祖国的行径,到头来为各方所不齿,恐怕也是历史所注定!

原载《北戴河往事追踪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