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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泽平:中美贸易协议中国二次入世 两国博奕4种结局

中美达成首阶段贸易协议,新格局对中国影响,有待探讨。内地经济学家、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的团队,在微博发文,详析协议的影响,形容协议将推动中国加大改革力度,可比二次入世。并分析中国崛起,中美仍然难改竞争格局,并有4种可能结果。原文颇长,节录如下:

任泽平。

任泽平。


 
一、中美达成第一阶段协议,降低了脱钩风险,避免了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稳定了投资者预期,若落实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进展,堪比第二次入世。

2019年12月13日,中美双方均宣称已就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后续需完成法律审核、翻译校对以及正式签署等步骤。协议内容涵盖知识产权、技术转让、农业、金融服务、货币、扩大贸易和争端解决七个方面。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协议部分内容:1)关税方面,美国同意取消12月15日对剩余16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同时对9月已加征的商品(约1200亿美元)关税税率从15%降至7.5%,但继续保留对2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2)扩大贸易方面,中国承诺在未来两年内增加自美国进口商品和服务总额不低于2000亿美元(以2017年进口商品和服务总额为基准,2018年已增加约500亿美元)。3)农业方面,中国增加购买美国食品、农业和海产品,解决非关税壁垒问题,解除对美国禽肉输华禁令。4)知识产权方面,中美在保护商业秘密、制药相关知识产权、地理标识、商标以及打击盗版和假冒商品的执法等领域达成共识。5)技术转让方面,中国承诺在透明、公平和正当程序下进行技术转让和许可。6)金融服务方面,中国扩大服务领域市场准入,包括银行、保险、证券和信用评级等服务。7)货币和外汇方面,中美在汇率政策和透明度方面达成共识,包括避免竞争性贬值、制定汇率目标和提高透明度等。8)争端解决机制,设立领导层级别和执行层面定期双边磋商机制,并建立解决争端的有力程序,以确保各方以公平和快速的方式解决争端。

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文本的达成对中美双方均有利,是当前形势下中美的共同需要。表面看美方以较少妥协换取中方较多承诺,但从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自身需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和赢得更好外部发展环境方面看,该协议降低了中美全面脱钩风险,避免了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和恶化。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化压力为动力,大幅加快了久拖不决的改革开放进程,坚持了市场化方向,给保守派和意识形态左派以压力,矫正了航线,为经济社会转型赢得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中国方面:1)短期赢得稳定的外部发展环境,出口环境将好转,有利于稳定资本市场和出口企业预期,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当前中国经济持续下行,三驾马车疲软,总需求不足、PPI通缩、核心CPI下行,财政收入增速大幅下滑,工业企业利润增速负增长。1-11月,中国对外出口-0.3%,较去年全年下降10.2个百分点,但对美出口却大幅下降23.8个百分点,累计增速-12.5%。2)大幅进口美国优质农产品等有利于平抑当前偏高的消费品价格,改善民生,满足居民美好生活需要,扩大中美贸易合作符合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扩大国内需要的先进技术设备和关键零部件进口,在满足国内企业生产需要的同时,有利于中国企业在更高水平上进行更有效投资。3)改革开放举措符合中国发展需要,释放经济增长潜力。一是注重知识产权保护。利于鼓励创新,营造公平竞争环境。二是改善技术转让。汽车和家电行业在加入WTO前后选择不同的开放程度,结果是汽车竞争力低下、家电国际竞争力强大,中国汽车市场沦陷和汽车产业发展落后向我们证明了缺乏竞争机制的“市场换技术”是失败的,也换不来先进技术,竞争和开放是提高竞争力真正的出路。应该加快开放部分垄断行业的对内对外进程,由市场优胜劣汰激发创新活力。三是金融开放。当前中国正逐步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鼓励创新发展,金融开放符合中国自身发展需要。我们建议证券业开放优先银行业开放,保险行业谨慎开放。四是提高货币和外汇的透明度。利于市场形成稳定预期,避免汇率大幅波动对微观企业的影响。五是建立争端解决机制。借外力倒逼改革开放进展,给保守派和意识形态左派以适当压力。

美国方面:特朗普政府近期有达成协议的诉求,大选争取连任是其最大诉求,但面临民主党弹劾、经济下行周期、党内支持率高但全国民调支持率不敌民主党候选人、与欧盟拉美贸易摩擦开战等内忧外患。1)众议院正式弹劾特朗普。当前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已通过总统特朗普的两项弹劾条款,下一步众议院审议和投票表决就弹劾条款进行。12月10日 RCP民调显示,85.6%的民主党人支持弹劾,87.0%的共和党人反对弹劾,两党政治观点走向两极。2)巩固摇摆州票仓的需要。2016年特朗普赢得摇摆州的选票进而赢得大选,但中美贸易摩擦导致农民等群体利益受损,目前支持率相较上任之初大幅下降,特朗普支持率在全国性民调中不敌民主党拜登、沃伦、桑德斯、布蒂吉格和布隆伯格任意一人,其在密歇根、宾夕法尼亚、威斯康星、亚利桑那、俄亥俄等摇摆州和倒向州的净支持率均下降18个百分点以上,特朗普急需达成协议争取中国对美农产品、能源等产品大幅采购。2015年至2017年,每年中国从美国平均进口242亿美元农产品。受加征关税影响,2018年中国自美农产品进口减少到162.3亿美元,同比下降了32.7%。2019年1-10月份,中国自美农产品进口达到104亿美元,同比下降了30.8%。3)当前美国经济虽仍有韧性,但已进入下行周期,缓解贸易摩擦有利于提振美国经济,为总统大选季准备。美国库存周期、产能周期向下,产能利用率连续三个季度下降,美出口负增长。

我们认为,中国应以第二次入世的勇气和决心,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展现开放自信,释放巨大的发展潜力。这不仅是中美贸易摩擦外部形势倒逼所致,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自身的需要。同时,对内对外一视同仁开放,建立公平竞争透明的市场环境,对外资开放的同时对民企开放,消除所有的所有制歧视,提振各类企业家和投资者信心。


二、中美贸易摩擦暂缓未结束,具有长期性和严峻性,不可盲目乐观

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中美贸易摩擦只是再次阶段性缓和,但并非结束,即使签订部分协议也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中美贸易摩擦问题,未来仍存变量。事实上,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的总体态势是打打停停、形势总体升级、领域逐步扩大。
我们切不可盲目乐观,中美贸易摩擦已上升到金融战、科技战、地缘政治战、国际舆论战、国际规则战等全方位的博弈,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第一,中美“第一阶段协议”主要围绕经贸领域展开,且关税仍未全部取消;第二,当前只是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后续还需双方法律程序和签字通过,仍存变量;第三,如果未来协议执行层面双方出现重大分歧,不排除废除协议,中美贸易摩擦反复;第四,地缘政治博弈等方面反而有恶化的趋势,美国借中国香港和新疆问题牵制中国。

我们始终要清醒地认识到贸易协定并非美方的根本诉求,美方试图通过贸易战收取关税利益并让制造业回流美国,通过科技战遏制中国创新活力,通过金融战获得更多打击中国经济的手段,通过地缘战搞乱中国及周边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通过舆论战混淆是非欺骗世界人民,最根本也是最本质的是遏制中国崛起、维护美国霸权,这就是美方的底牌。

具体来看,1)在经贸领域,美国仍将对约2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维持25%的关税,对约12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维持7.5%的关税。2)在金融领域,美国发起对中资银行的调查,强行认定中国为“汇率操纵国”,近期又有阻止中资企业赴美上市、禁止美国养老基金投资中国市场、将人民币汇率纳入到谈判协议的计划。3)在科技领域,美国禁售、打压华为、海康、大华等高科技企业,彰显遏制中国高科技意图。4)地缘政治领域,美国对中国开展了三个层面的打压:插手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事务挑战主权及领土完整;制裁对华相对友好的国家,间接挑战中国海外经济和政治利益;削弱并污名化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继美国将新疆公安机关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后,近期,美国通过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和“新疆人权法案”,试图牵制中国。5)在国际组织与规则领域,美国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和发展中国家地位等,单方面施压WTO修改国际规则,在其现实利益被触犯时,甚至打破其自身建立的体系。6)在国际舆论领域,美国基本把控传统媒体、新兴社交媒体舆论,联合盟友共同诋毁中国国际形象,抹黑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三、中美贸易摩擦本质是霸权国家对新兴大国的战略遏制,根本出路在于改革,未来四大结局
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中美产业分工从互补走向竞争以及中美在价值观、意识形态、国家治理上的差异愈发凸显,美国政界对中国的看法发生重大转变,鹰派言论不断抬头,部分美方人士认为中国是政治上的威权主义、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贸易上的重商主义、国际关系上的新扩张主义,是对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的全面挑战。中国经济崛起挑战美国经济霸权,中国进军高科技挑战美国高科技垄断地位,中国重商主义挑战美国贸易规则,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挑战美国地缘政治,中国发展模式挑战美国意识形态和西方文明。

中美贸易摩擦从狭义到广义有四个层次:缩减贸易逆差、实现公平贸易的结构性改革、霸权国家对新兴大国的战略遏制、冷战思维的意识形态对抗。缩减贸易逆差可以通过双边努力阶段性缓解,但如果美方单方面要求中国做出调整,而不彻底改变自身高消费低储蓄模式、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美元嚣张的超发特权等根本性问题,美国的贸易逆差不可能从根本上削减,无非是类似当年美日贸易战之后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从日本转移到中国,未来再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在实现公平贸易的结构性改革方面,中国可以做出积极改革,这也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但是,这些都难以满足美方战略遏制中国高科技升级和大国崛起的意图。

中美贸易摩擦无异于最好的清醒剂,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科技创新、高端制造、金融服务、大学教育、军事实力等领域与美国的巨大差距;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减少投资限制、降低关税、保护产权、国企改革等领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美关系从合作共赢走向竞争合作甚至战略遏制;必须坚定不移地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保持战略定力。

同时,我们也要清晰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和优势,新一轮改革开放将释放巨大红利,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中国有全球最大的统一市场(近14亿人口),有全球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4亿人群);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距离发达国家仍有20个百分点的空间,潜力巨大;中国的劳动力资源近9亿人,就业人员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高素质人才有1.7亿人,每年大学毕业生有800多万人,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新一轮改革开放将开启新周期,释放巨大活力。
在中美贸易摩擦初期,主流媒体和市场出现了严重误判,“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影响不大”等观点流行。但是,我们在一开始就鲜明提出了一些与市场流行观点不同但被后续形势演化所不断验证的判断:“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这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号的遏制”“中美贸易摩擦,我方最好的应对是以更大决心更大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冷静和战略定力”。

美国真正的问题不是中国,而是自己,如何解决民粹主义、过度消费模式、贫富差距太大、特里芬难题等。20世纪80年代美国成功遏制日本崛起、维持经济霸权的主要原因,不是美日贸易战本身,而是里根供给侧改革和沃尔克遏制通胀的成功。
中国真正的问题也不是美国,而是自己,是如何建设高水平的市场经济和开放体制,贸易战本质上是改革战。

更深层次来看,中国需要制定新的立国战略。过去4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受益于两大清晰的立国战略:对内改革开放,对外韬光养晦。今天的中国正处于战略转型期和战略迷茫期,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新的立国战略问题,即面对未来政治经济社会形势演化趋势以及世界领导权更迭,确定一种对我有利的长远战略定位,类似当年英国的大陆均势、美国的孤立主义和中国当年的韬光养晦。中国对内的立国战略十分清晰,即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对外方面,中国最重要的外交关系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的本质是新兴崛起大国与在位霸权国家的关系模式问题,即选择韬晦孤立、竞争对抗还是合作追随。从过去几百年新兴大国崛起的历史来看,当前中国所面临的贸易战、经济战、资源战、金融战等都是无法避免、必须面对的。但是今天的中美关系,跟过去英德、英美、美日、美苏的关系不尽相同,既不是英德、美苏那种你死我活的全面竞争对抗关系,也不是英美那种同种同源的合作追随、顺位接班关系,更多的是竞争合作关系。因此,中国需要在美国回归到本国利益优先的霸权思维大背景下,树立并宣扬一种对全世界人民具有广泛吸引力的美好愿景和先进文明;在美国回归贸易保护主义的大背景下,以更加开放大气的姿态走向世界;在美国四面开战的大背景下,全面深入地建立与东南亚、欧洲、日韩、中亚等的自由贸易体系以实现合作共赢;历史是有规律的,凡是不断吸收外部文明成果、不断学习进步的国家,就会不断强大;凡是故步自封、阻碍时代潮流的国家,不管多强大,都必将走向衰败。

从历史和国际经验看,中美大博弈最终无非四大结局。1)中国被遏制,美国维持世界霸权,如美日贸易战。2)中美脱钩,形成两大对立阵营,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如美苏对峙。3)中美合作共治,形成以中美为核心的G2集团,如德法推动欧洲一体化。4)中国崛起,美国衰落,如历史上大部分的霸权国家与新兴崛起大国。只要中国保持战略定力,做好自己的事,坚定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没有什么能阻挡中国的伟大复兴。中国应尽量避免中美关系走向第一种和第二种结局,而尽量将中美关系向中美共治、中国崛起的第三、四种结局努力。美国绝不会拱手将世界霸权的主导权主动让出与中国共治或接受中国崛起、美国衰落,因此中美大博弈仍将具有长期性和全面性。
我们十多年前从事“大国兴衰的世纪性规律与中国崛起面临的挑战及未来”相关研究。自美国大选开始,我们便系统研究并持续跟踪美国经济社会发展背景、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抬头背后的经济社会基础、美国各界对华态度和战略转变、特朗普新政主张及进展等。

只有深入研究大国兴衰的世纪性规律、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抬头的经济社会背景、中美关系演变历程和趋势,清醒认识特朗普新政的核心诉求和底牌,才能避免战略误判,放弃幻想,着眼长远,沈著应对。

毛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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