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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韦诺:【香港的“沉默的大多数”去那儿了?】 青评会 成员

自 6 月 “修例风波” 爆发以来,香港局势不断恶化,由起初的游行集会,上升到非法堵路、冲击立法会、中联办及机场,甚至四处打砸抢烧,甚至袭击无辜路人至危殆。香港的爱国阵营,以至内地官媒一直有一种假设:当动乱持续升级,不断危害公众安全及破坏社会秩序时,社会将会出现反制力量,“沉默的大多数” 将会站出来发声支持政府镇压动乱,甚至亲身组织行动对暴徒作出反击。例如,7 月 21 日,环球时报发表社评 《香港 “沉默的大多数” 不会永远沉默》,认为“维护法律的权威、反对暴力注定是香港主流民意中最大的锚”。

8 月 9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评 《止暴制乱,“沉默的大多数” 不能再沉默》,指出:“香港不能再乱下去了,“沉默的大多数” 不能再沉默下去了。止暴制乱,形成合力才能事半功倍,驱除 “黑色恐怖”,大家都要动起来”。

11 月 18 日,新华社发表社评《打破沉默,让香港市民的 “正义之声” 更大更多更响亮》,呼吁“更多热爱这片土地的人能够敢于从沉默中走出,涓涓细流汇成滚滚洪流,浩浩汤汤,激浊扬清,让正义之声成为社会的最强音,彻底驱散笼罩在香港上空的乌云”。

然而,由 6 月至今,我们完全看不到社会上出现一种具规模、强而有力的反制力量去对抗暴徒。即使不亲身出来反抗,建制派本以为在 11 月区议会选举之中,“沉默的大多数” 会透过选票,和平地表达对暴乱的不满。笔者身边很多建制派朋友亦表示,选前他们对选情仍然很乐观,认为暴乱已经发生了很长时间,而且影响范围愈来愈大,“沉默的大多数” 应该会起来投票支持他们,继而获胜。结果建制派大败,失去了大多数议席。由此看来,经历近 6 个月持续升级的动乱,在爱国阵营及内地官方媒体千呼万之下,“沉默的大多数” 也没有出来。到底这是怎样回事?香港 “沉默的大多数” 到底去那儿了?

一。对民情的误判:沉默的暴乱支持者

首先,笔者认为,“沉默的大多数” 这个概念本身就存在着缺憾,导致我们对局势产生了误判。虽然 “沉默的大多数” 是相对于 “有声的少数” 而提出,但在香港,“沉默的大多数” 远远比我们想像中复杂得多。上文提及过,基于假设,“沉默的大多数” 基本上是反对暴乱的,只是由于容忍度高,才一直没有起来发声反对暴乱,导致 “有声的少数” 吸引了社会目光,掌握了对形势的主动权。然而,在香港的政治环境下,即使因为一些原因或考虑而没有亲身参与暴乱的人,也很大机会是支持暴乱的(所谓的“和理非”)。因此,即使他们是 “沉默的” ,也不代表他们对暴乱反感。因此,“沉默的大多数” 本身就包含着两种立场的人:沉默的支持者及沉默的反对者。假如我们认定所有 “沉默的大多数” 都是反对暴乱的,就会误判了民情及形势。因此,我们眼中 “沉默的大多数” 才没有出来。

正如这次区议会选举,即使社会已出现长期的动乱,甚至出现严重危害人身安全的暴行 (例如平民被暴徒焚烧),即使投票率自回归以来最高 (达近 70%),民意亦没有逆转,没有与暴徒 “割蓆” 的泛民主派参选人仍然赢得超过 80% 议席。难怪美国的《大西洋》杂志会借此选举结果来证明香港没有亲中国的 “沉默的大多数”。当然,《大西洋》杂志的评论无疑是太夸张了,但这次选举结果的而且确提醒着我们,当我们尝试分析 “沉默的大多数” 之前,我们必须先懂得区别当中包含的两种立场回异的群体,而且要认清民意,分辨那一方属于大多数,才能作出客观的分析。片面地以为 “沉默的” 市民都是反对暴乱的,无疑是一场误会。

二。沉默的暴乱反对者为何没有出来?

虽然从现时的情况来看,沉默的暴乱支持者占了多数,但社会上总有对暴乱持负面态度的市民。那么,为何经过近半年的暴乱,这些沉默的暴乱反对者并没有走出来发声反对暴乱呢?

舆论阵地的缺失与寒蝉效应

笔者观察到,反对暴乱的人,大多数都较为年长,而支持暴乱的人则较为年青。众所周知,年青人运用社交媒体的能力及活跃度比年长人士较强,因此,社交媒体充斥着大量支持暴乱的资讯,反对暴乱的力量在网络上变得势孤力弱,完全被支持者的声音所淹没,这意味着社交平台这个重要舆论阵地已经被支持者所占据。这样一来,支持暴乱人士能够利用社交媒体,不停宣传能够煽动群众的资讯 (例如示威者被捕时被警方制伏导致头破血流的照片),甚至制作假新闻,不断激发市民对示威者的同情心及对警察的仇恨。这样一来,即使暴乱影响市民的日常生活,他们仍然同情示威者,因而容忍暴乱。

即使反对暴乱者在网络上有渠道发声,他们亦要面对一定的风险。假如你在脸书发表言论,亦有可能被其他人“起底” (即人肉搜寻),个人资料或相片等个人私隐资讯被他人发掘后公诸于世。不单止你自己,连家人、朋友及同事的资料亦有机会被公开。笔者就有一位朋友,只因在脸书发表了支持警察的言论,就受到网络欺凌,个人手机号码、住址及公司地址都被公开,导致她马上删除脸书的个人户口。结果,反对暴乱者即使懂得利用社交媒体,亦只敢在小范围内 (比如透过脸书及微信建立非公开群组) 发声,因此影响力较为微弱。

至于传统媒体,虽然反对暴乱的人接触较多,但并不代表他们较有优势。在香港,我们不难发现《苹果日报》、《明报》、《香港电台》等主流传统媒体经常刊登倾向支持示威者的报道及文章,而拥有爱国爱港立场的媒体如大公报、文汇报则沦为“史前动物”,被市民所忽略。

结果,舆论阵地的缺失,导致反对暴乱的力量无足够渠道发声及发挥影响力。而“起底”则造成强大的寒蝉效应,吓怕了他们,使反对者 “敢怒不敢言”,即使对暴乱咬牙切齿,亦只好保持沉默。

二。香港人的思想传统:政治冷感与恐共心态

正如《中国经济周刊》的文章《一位香港人的来信:我们为何渐渐成为沉默的大多数?》指出:“绝大多数香港人只想平平安安过好日子,能够安居乐业”。

理论上,反对暴乱的人,为了阻止社会进一步被破坏,他们理应起来反制暴乱。然而,这种假设忽略了香港人的“政治冷感”心态。根据刘兆佳教授的“低度整合的社会政治体系” (Minimally Integrated Social and Political System) 及“功利家庭主义” (Utilitarianistic familism) 理论,港人倾向保障个人及家庭利益,对政治漠不关心,而这些家庭群体就组成了“华人社会”,与官僚体系互相建立界线,互不干涉。这意味着香港市民与官僚体系的疏离,港人之间亦缺乏组织性。即使回归后港人的政治参与意识相对增加,这种态度亦只是集中于年青一代,年长一代大多数仍然不愿意亲身参与政治活动。因此,即使他们对暴乱反感,他们倾向于将止暴制乱的责任完全交给政府及警察,甚至是中央政府,祈求中央派出解放军镇压平乱,自己则保持沉默。

然而,即使祈求社会稳定的人,亦会支持暴乱,选择对暴乱容忍。如上述所言,除了受“文宣”影响而对示威者产生同情之外,香港人普遍存在的反共主义亦影响了他们对暴乱的态度。香港的年长一代,大多数都从内地偷渡来港,这意味着他们普遍对中共产生恐惧。直到现在,这种恐共心态仍然影响着他们。正如《逃犯条例》的修订,被他们视为中共侵蚀香港自由人权的阴谋。他们认为中央政府正正是破坏香港社会稳定的元凶,认为所有的错都在于中共及被他们视为 “中共傀儡” 的香港政府及警察身上。因此,无论暴徒作出多少恶行、造成的破坏有多大,都是中共破坏香港在先,因此他们仍然视示威者为捍卫香港的义士,仍然选择对暴乱容忍。可见,反共主义亦会导致香港市民选择沉默。

有一点笔者想补充,是香港人的忍耐力确实出奇地高。有一段长时间,暴乱主要发生在假日的某一两个地区。香港人认为,只要他们不到那些发生暴乱的地方,只要暴乱不影响平日的上班,就能够忍耐。即使有示威者尝试发动所谓罢工,意图阻碍地铁列车车门关上,亦只要少数香港人忍不住指骂那些示威者,看不见有大规模的反制力量。可见,香港人的目光非常短视,只要即时的切身利益没有受到严重影响 (所谓“针不刺肉不知痛”),他们就能够容忍,就像作家陈冠中的著名小说书名一样:什么都没有发生。

三。如同一盘散沙的建制阵营

有意思的是,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暴乱的香港人,都会认同香港政府及建制派非常窝囊。如上述所言,沉默的暴乱反对者由于政治冷感,总会倾向将止暴制乱的责任交给政府及警察。然而,政府与建制派的无能使他们大为失望。

香港政府在这次 “修例风波” 所展示的无能,相信经已路人皆知,就以《禁止蒙面规例》为例,即使它是特首根据《紧急情况规例条例》制定的法律,但条文只规定违法者可判处监禁一年或罚款港币 25,000 元。问题是,当暴徒面对着最高可判处监禁十年的暴动罪,他们会因这条最多判处一年的《禁蒙面法》而受到阻吓吗?而且在警力与示威者人数相对不足的情况下,条例往往难以执行,我们不难看见,在条例订立以后的游行示威中仍然有大量示威者带着面罩。堂堂一条为了止暴制乱而特别制定的法律,变成了纸老虎。当然,还有官员的不痛不痒的谴责以及毫无感情的痛心。

至于建制派,则更加无能。自 6 月至今,建制派跟政府一样只懂不断地 “强烈” 谴责,充其量只能组织为期数小时的集会去支持警察。

笔者的朋友曾经多次建议民建联、工联会等建制派大党组织及发动群众去反对暴乱,例如在与警方协调下,组织群众清理路障、保护议员办事处及公共设施,但相关人士总是支吾以对,说什么“还未到时候”。上月,工联会的立法会议员麦美娟曾经提出是时候民间“抗暴自救”,最终还是不了了之。

结果,反对暴乱者即使想作出反制行动,亦只能靠自己,例如推开阻碍车门或升降机门关上的示威者、独自清理路障等,充其量只能透过一些爱国小团体或私人建立的微信群组,相约十多名至数十名人士一同行动,无法凝聚成一种有组织、具规模、强而有力的反制力量。

势孤力弱的他们更要面对严重的人身威胁。在 “修例风波” 之中,因清理路障或阻止暴徒而被暴徒袭击至头破血流的事件几乎数之不尽。就以上月个案为例,11 月 11 日,一名李姓男子在马鞍山站阻止暴徒破坏港铁站设施,先被暴徒用棍棒在背后袭击及围殴,其后更被暴徒淋泼易燃液体并点燃,导致全身严重烧伤。11 月 16 日,十多名市民在漆咸道南清理路障,结果有 2 名清路障的市民被暴徒用砖头袭击,头破血流。11 月 30 日,一名男子在旺角清理路障时,更遭暴徒用渠盖袭击头部至昏迷。

这些恐怖个案,无疑吓怕反对暴乱的人,令他们不敢出来对抗暴徒,唯有保持沉默。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面对如此恶劣形势,我们必须弄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先入为主地将所有保持沉默的市民等同于反对暴乱的力量,是极其错误的判断。我们需要面对现实:沉默的大多数分为暴乱反对者及暴乱支持者,而前者并非占大多数。

然而,这不代表我们能够忽略沉默的暴乱反对者。他们仍然是爱国阵营非常重要的力量,他们的力量足以改变整个局势,而且要求他们自发行动,是极其不负责任。

建制派在区议会选举大败,除了反映市民对反政府势力的支持之外,亦反映了市民对建制派大感失望。正如土瓜湾北选区的其中一张问题选票,该选民虽然投予民建联主席李慧琼,但在李慧琼一列写上“帮唔到我” (帮不到我),又在梁国雄一列写上“无帮过我” (没有帮助过我),充分反映出市民反对支持暴乱的泛民主派,又无法勉强支持建制派的无奈心态。

因此,爱国阵营必须痛定思痛,摆脱以往严重脱离群众的错误路线,积极主动去组织及动员群众,否则无论中央政府如何号召,没有在港爱国阵营的配合,沉默的暴乱反对者亦不会主动站起来,正如毛泽东所言:“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

作者是香港青年时事评论员协会成员

香港中文大学大中华地区的政府与政治社会科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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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年时事评论员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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