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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危机意识是最大的危机

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持续扩散,现在是国内农历年的春运高峰,如何在这样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潮下控制疫情,是中国政府要面对重大挑战。而2002年底开始的沙士防治经验,绝对可以借鉴。

2002年11月16日,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确诊第一宗不知名的肺炎。佛山第一人民医院向疾控中心报告病症,疾控中心展开流行病学调查。但是,由于这种新型肺炎并不属于中国当时的《传染病防治法》所规定的35种传染病,因此当地的疾控中心并没有向国家上报。其后疫情扩散到河源、中山,然后在广州市爆发。国家卫生应急体系建设指导专家王宏伟总结了当年沙士事件的经验,认为当时“没有危机意识就是最大的危机”。

今次疫情的爆发的时间点与当年的沙士很接近,都是在11、12月。回顾当年沙士爆发的经验,春运是一个关键,中国的春运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去年的春运,全中国旅客来回发送量便达到29.8亿人次,单是使用铁路的,便达到4.1亿人次, 病毒可以透过大规模流动的人口迅速扩散。而北京是中国的首都,也是交通四通八达的枢纽城市。专家估计当年的沙士病毒就是由广东省流转到山西,再进入北京,自从北京出现从山西流入的首例沙士感染个案之后,北京成为疫情的中转站,向全国扩散。除了新疆和黑龙江之外,全国大部分的地区都未能幸免,而位处北京附近的华北区成为重灾区。当年未能控制疫情在春运期间向中转城市扩散,成为了疫情大爆发的根源。

沙士这个散播经验,让人类上了宝贵的一课。当年病发来源不清,传播路径不明,但有不少人轻信“可防可控”,没有使用最高规格来防范戒备,铸成大错。

总括当年防治沙士的经验,由于武汉市有最多人受到感染,第一要务是防止带病毒者从武汉流散到各地。因此,政府如今采取措施减少进出武汉的人流,是减低病毒散播的最好方法。而重点的交通城市如北京,更要极度严格设防,以免成为疫情扩散的中转站。香港的情况也是一样,如何加强人流进出口的检疫,特别是针对从武汉来港的飞机航班和火车检疫,至关重要。

其次是医护人员要有极高的戒备。目前被感染的15名武汉医护人员,主要来自脑外科,而不是传染病科。有一名病人在脑外科做手术,当时并没有肺炎的迹象,他在手术完成之后才病发,结果感染了照顾他的医生和护士。在疫情快速扩散的情况下,整家医院其实都要高度戒备,不能只把重点放在传染病科。香港当年的例子也是一样,虽然广州来港的“超级播毒者”刘剑伦到广华医院就医,但广华医院的医护人员受到感染的反而较少,疫情并没有在广华大爆发,主要原因是广华医院的医护人员已做好高度戒备,很快地把刘剑伦送入负压病房(即连通风系统也受到隔离、令病毒不易扩散的病房)。但另外一些受到感染的病人进入威院,由于院方防御不足,疫情便在威院大爆发。

第三,透明度至关重要。2002年的沙士,由11月发现初例到翌年5月在国内及香港大爆发,期间相隔了半年的时间。事后看,一定是有些地区有瞒报和危机意识不足的问题。一场疫症,让它有半年时间传播,最终的大爆发不可避免。今次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只发生了一、两个月,病毒已得到医学确认,并通报全球,作出了高度防疫,是成功阻截危机的第一步。在疫情扩散的时候,透明度至关重要,不能够考虑一个城市、一个省甚至一个国家可能因为防疫而带来的经济损失,阻慢了疫情的通报,最后令全国以至全世界深受其害。内地有意找了香港传染病专家袁国勇出任卫计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加强透明度的动机显而易见。

政府官僚决策有一个特色,有时并非隐瞒,只不过是因循。即过去的做法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遇上重大危机,例如战争的时候,也不懂得换脑、换思维。在这场抗疫战争当中,要跳出因循的思维,用打仗的心态去抗疫,才有机会成功。有危机意识,至关重要。

卢永雄

 

卢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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