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炒家反手”的决策模式

武汉大力提高防疫级别,由周五零晨开始,停止全市主要公共交通, 而机场和火车站离境通道,暂时关闭, 大幅减少了在市内和流出武汉的人流。

在农历新年的春运期间, 在中央指示下武汉急速煞停离开武汉回乡的人群, 这是非常大胆的决策。有朋友的即时的反应是,武汉如此夸张手法, 会惹起恐慌。我认为这样看错了重点。 如今的重中之重是如何遏抑新型冠状病毒在全国散播, 其他一切考虑都属次要。

过去,在疫症扩散的时候,决策者大多怕惹起恐慌、怕小题大做、 怕影响经济…怕这样怕那样,怠慢忘身,祸灾乃作。 无论是香港的反修例风波,或者是对抗新疫症的散播, 事件苖头初起时,只是一件小事,但小事慢慢闹大, 由小风波变成大战争,这是典型的温水煮蛙的过程, 决策者头脑转不过来,决策者往往继续用和平时期的手段, 去应付一场战争,结果永远落后于形势,让危机不断地扩散。 决策者如何可以跳出温水,不被煮熟,并不是一个容易解答的问题。

政府官僚决策往往带有“渐进主义”(Incrementalism)的特色。这个决策理论由美国政治科学学者查尔斯. 林布隆(Charles Lindblom)提出。 林布隆指出很多人认为政府决策是基于理性主义, 认为政府每时每刻都会考虑各种可能因素,作出理性决策。 其实这种的想法偏离现实, 政府官员的决策并不是一个完全理性的过程, 很多时只是对以往的决策不断补充和修正,渐进地作出一些适应。 讲白一点讲,就是小修小补,不会做出大动作。 原因是政府做出大动作的行为, 很容易会招致各种类型的批评和指责。

我如果是做学术研究,会提出一个“炒家反手”的决策理论。 在股市的大炒家,当他看好股市上升,会买入期指,谁知看错了, 期指一开市便下挫,跌了200点。一般的散户通常都“不信镜”, 会坚持自己的观点,会继续看好,甚至加注做好仓去“沟淡”。 但专业大炒家遇上做好仓却跌200点的处境,会忍痛平仓, 还会反手造淡仓。若大市进一步下跌,他们不但可以回本, 还有可能“赢突”。 

我与擅于此道的专业炒家谈过,他说当大市的走势与自己期望相反, 一开始逆走已证明是看错了。一般的散户只凭著个人的愿望, 希望形势逆转, 而专业炒家则认为不理想的走势有自己不了解的因素, 最好的做法是顺势而行,反手来做。

把这个理论套入政府决策当中,政府一般决策是按“渐进主义” 的方式行事,这种做法最少争议。但当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 当危机的苖头持续出现时,政府见到势色不对,就应该马上设定“ 临界点”,一到临界点就要改变既有决策模式,换入战争思维, 以前怕人骂、不敢做的事情,要马上做,才有机会阻档灾难扩散。

作为一个期指的炒家,可以设定输280点(大约1%)作为临界点 ,一到临界点就反手。作为面对修例风波的特区政府官员, 原本可以设定某种暴力程度的示威、例如掟汽油弹, 作为扭转政策的临界点。作为面对新型流感的内地官员, 可以把新型流感出现人传人(证明病毒进一步变种适应人体传播)、 或者以医护人员受感染作为临界点,全面提高抗疫级别。 估计中央在上周知道武汉有十多名医护受感染,就高度介入, 指示武汉用最严厉的手段抗疫。

控疫手法愈严,能成功控制的机会愈大, 虽然现在很难说这场新型流感一定受控, 但可以说受控的机会提升了。顺带一提的是内地比较专制, 其实这有利防疫,试想如果香港要所有地铁、巴士甚至的士也停驶, 市民一定嘈到拆天。早前特区政府因应疫情,提出修订《 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将严重新型传染性呼吸系统疾病, 纳入为法定须呈报的传染病。 本身是医生的反对派立法会议员郭家麒却质疑没清晰准则去判断, 却要将病人和家属、同事都隔离,或影响香港的贸易或旅游业云云。 小小事都有人大力反对,香港根本很难做到武汉那样严厉。

你看澳门, 特首贺一诚已决定取消所有在新春期间举行的农历新年庆祝活动, 发烧的人不准离澳,若疫情加剧,更不排除关闭赌场。 若新型流感在港扩散,特区政府有无足够警觉性去抗疫, 本地脆弱的政治环境是否可以抗疫,实在令人怀疑。

卢永雄

卢永雄

** 博客文章文责自负,不代表本公司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