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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麾下三只铁拳之一 “文革”时惨死在一口井里

20世纪80年代,名将粟裕、叶飞、王必成等新四军战友们聚会,一回忆起艰难困苦的战斗岁月,他们常常会不约而同地想起陶勇,甚至慨叹道:“唉,如果陶勇在这儿,多好!”


陶勇中将

是的,陶勇生性乐观豁达,生龙活虎,有他在便会热闹得多了。然而,令他们感到遗憾的是:这时,陶勇早已牺牲在一个特殊的战场上……

一、“敌人的子弹没劲,打到身上软不拉塌的,没什么了不起。”

1913年1月21日,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一个不平凡的小生命诞生在安徽霍邱县叶集一个贫苦农家,他就是陶勇,原名张道庸。父母给他取名“道庸”,是希望他奉行“中庸之道”,凡事不走极端,平平安安地过日子。可是,那世道却不给穷人“中庸”的机会,小陶勇从小就给地主放牛,后来又当了几年窑工,努力想改善自己的生活,却一直生活在赤贫的边缘,并饱受当地富豪的欺凌。穷人挣扎在死亡线上,再走“中庸”之道,等于死路一条啊!小陶勇逐步认识到: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必须起来造旧社会的反!1929年2月,陶勇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本乡农民运动积极分子、农民赤卫队员。

1929年4月,地方反动民团准备捕杀陶勇,他被迫和几名赤卫队员背井离乡,一直跑到河南商城,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2师,成为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在红32师不到一年,由于能冲能拼,陶勇历任班长、排长、连长。

1930年4月,红32师等部合编为红1军,许继慎担任军长;1931年1月,红1军等部合编为红4军,旷继勋担任军长;1931年11月,红4军等部合编为红四方面军,徐向前担任总指挥。陶勇亲历了红四方面军发展壮大的全过程,个人也在炮火硝烟中成长:

1931年2月,由于出身赤贫家庭,政治绝对可靠,陶勇选调鄂豫皖政治保卫局,担任保卫队队长;6月起,历任红4军第12师第35团副连长、连长、副营长。对于他的进步,战友们评价:“每一次提升,都是血拼得来的!”1932年5月,陶勇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红军优秀基层指挥员的代表。


1948年10月在华野前委扩大会议期间。前排左起:唐亮、陶勇,后排左起:粟裕、钟期光、张震。

1932年12月起,红四方面军经营川陕苏区。身为红4军第10师第28团一营之长,他指挥本营参加了创建川陕苏区的历次战斗。在迎击川军“三路围攻”“六路围攻”中,陶勇因表现出色,升任第28团副团长。

陶勇打仗勇猛,很有一股楞劲。一次,他指挥的一个连被数倍之敌包围,但他毫无惧色,拿过酒壶猛喝了一大口,然后一口喷在了手中大刀上,大吼一声“刀枪不入”,就带着战士们冲入敌阵,猛砍猛杀,一口气杀出了一条血路。陶勇打仗从不怕流血,在枪林弹雨里笑傲战场,多次血染沙场。他的伤好得快,战友们就开玩笑说他的血好,他哈哈大笑,说:“敌人的子弹没劲,打到身上软不拉塌的,没什么了不起。”

更加令人称道的是,由于家贫没有上过一天学,陶勇却在戎马倥偬之间,硬是凭著自学识文断字,大大提高了文化水平。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踏上长征路,陶勇升任第28团团长,率部时而当开路先锋,时而当断后钢盾,深得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欣赏。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胜利结束长征,陶勇时任红9军第27师第81团团长。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红9军西渡黄河作战。由于敌情骤变,《宁夏战役计划》已无法继续实施,红9军等河西部队组成红军西路军,单独执行打通“国际交通线”的任务。从此,河西红军开始了悲壮的浴血西征。此时,陶勇又升任红9军教导师师长。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西路军最终失败,遗恨祁连山,余部分路深入祁连山打游击。由于马匪疯狂追击,陶勇和其余人员失散。他孤身一人向东走,穿越沙漠,吃尽辛苦。然而,他还是被马匪追上抓住,押到凉州监狱关押……

1937年8月,陕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北上抗日,国共抗战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周恩来亲自过问西路军战俘问题,终于使陶勇等西路军干部脱离囹圄,重新回到了革命队伍。

二、“就用‘陶勇’这个名字。陶者,无忧也;勇者,无畏也!”

1938年下半年,经周恩来亲自安排,陶勇分配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工作,而后担任新四军第二支队第4团团长。

当时,新四军第一、第二两支队已挺进江南敌后,贯彻执行党中央“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建立起茅山抗日根据地,并开始向江北发展。陶勇来到敌后,心情真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对于能征惯战的陶勇,陈毅非常重视,决定大胆使用,让他发挥出战将本色。

陶勇这时仍然用本名“张道庸”,很容易让注意情报搜集的日军知道他的基本情况。为了不让敌人掌握陶勇指挥特点,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陈毅建议他改名:“道庸?有点封建色彩,不好。”

粟裕提议:“干脆把姓去掉。一语双关,就叫陶勇吧。”

陈毅拍板:“就用‘陶勇’这个名字。陶者,无忧也;勇者,无畏也!”

陶勇欣然同意了。

从此以后,陶勇便率领所部与兄弟部队一起,驰骋于大江南北,使日伪顽闻风丧胆。

1939年冬,为冲破国民党对新四军抗日地域的限制并沟通江南、江北的联系,陈毅借为苏北友军护送弹药的有利时机,派陶勇、卢胜等率领新四军第二支队4团一部北渡长江,悄然插入扬州、仪征、天长、六合地区,以“苏皖支队”的名义,在那里扩大部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和建立游击根据地。

陶勇率部进入仪征以北月塘集地区后,便积极向日伪军发起连续攻击,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全歼伪军两个连,一个伪警察所,并一度切断了天(长)扬(州)公路。日伪顽非常震惊,连忙打探:陶勇何许人也?答复:红军时代的“张道庸”是也。

日军如临大敌,旋即纠集日伪军数百人,分进合击月塘集,企图消灭苏皖支队于立足未稳之际。此时,国民党的县大队500余人亦隐蔽于月塘集西侧,企图趁火打劫。面对数倍于己的日伪顽军,陶勇毫无畏惧,指挥若定。他悄悄将部队拉出了月塘集,设伏移居集,亲自带领第4连100余人扼守正面,将日伪军放至离阵地一二十米的近距离,出其不意地以猛烈火力予以杀伤,第5、第6连同时从两翼出击,一举击溃了敌军。陶勇又身先士卒,亲率部队乘胜猛追,收复了月塘集,此战毙伤日伪军近百人。

陶勇支队横空出世,日伪顽惶恐不已,陈毅则喜笑颜开:“‘陶勇’这块金字招牌,咱们得多亮亮!”于是,陶勇频频出击:1940年1月下旬,为粉碎日伪对皖东根据地的“扫荡”,奉命率部队顶风冒雪,星夜北上,进至天长以南横山地区,配合新四军第五支队和挺进纵队反“扫荡”;3月上旬,又率苏皖支队主力越过津浦路,配合皖东部队进行“反顽”战役;3月下旬,再与叶飞的挺进纵队东西对进,星夜驰援津浦路东根据地中心半塔集的“反顽”战斗。上述战役、战斗,都取得了出色的战果。在两、三个月的时间内,陶勇率领所部积极作战,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震撼了伪军和顽固势力,振奋了民心士气,支援了兄弟部队,扩大了中共和新四军的政治影响,苏皖支队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三、“陶勇已经让我感觉到无畏,现在又让我感觉到无忧,是了不起的好同志啊!”

1940年10月,苏北国共两军爆发黄桥决战,陶勇时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三纵队司令员,率部镇守黄桥。一开始,该纵第7团政委惠浴宇陪着他在土围墙上站着,机枪子弹飞蝗般的在身边呼啸,他顾盼自若,观敌料阵。一会儿,敌人如潮水般涌进来,他的脸色也越来越暗。第7团一个营已经被团长拉出去牵制敌人了,余部在强敌狂攻下有点吃不住了,形势十分紧急。这时,他虎目圆睁,命令惠浴宇:“调你一个营,我带着打出去!”惠浴宇怀疑自己听错了,争辩说:“该我带队出去。”他眼睛一瞪:“不要多说了!”当惠浴宇看着陶勇光着膀子,挥舞马刀,率先杀入敌阵时,激动得难以自已。他对战士们大声喊叫:“看,陶司令杀出去了!我们要顶住啊!”结果,在陶勇面前,强敌如潮退,黄桥坚如磐石,为歼灭苏北反共最烈的韩德勤部立下头功。

黄桥决战后,苏北国共两军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有利于新四军的根本性变化。这时,陶勇兼任苏中军区四分区(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司令员。

苏中四分区的国民党军总数有35000余人,他们名为“抗日”,实则拥兵自利,同日寇和平相处,对群众则欺压荼毒。陶勇率领第三纵队进入后,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总共也只有3500余人,是一与十之比。而且从政治上看,双方既已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新四军的斗争自不宜超出自卫的原则。

既然是国共合作抗日,搞好对国民党军和地方上层人物的工作,自然是首选。于是,陶勇带头在国民党军和地方士绅中开展交朋友的工作,在酒席、牌桌上了解情况,建立感情,宣传抗日,团结各阶层爱国的有识之士,争取了部分上层人物与新四军达成实行民主改革,推行抗战法令的具体协议,动摇了顽固派的反共联盟的基础。

“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对于破坏抗日的极少数国民党顽军,陶勇坚持“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底线。

1940年冬,乘陶勇率领第三纵队主力远赴海安待命参加曹甸战役之机,顽军第六纵队徐承德部倾巢围攻纵队留守机关和地方党政首脑机关驻地掘港;与此同时,保安1旅詹长佑部也陈兵于掘港以北环镇地区,与徐承德部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形势十分紧张。敌情传来,陈毅急命陶勇率部星夜回援。以他对国民党军已有的了解,陶勇认为真正的顽固派是徐承德,对詹长佑还可以争取。于是,他一面指挥部队水陆并进,一面独自带了几个警卫员,登上汽艇顺流直下,一路涉险通过敌情复杂的地区。接着,又亲自驾着摩托车,飞赴詹长佑的旅部驻地马塘。车进马塘时,哨兵喝问:“谁?”他大吼一声:“我是陶勇!”这哨兵没有见过陶勇本人,但却绝对听过“陶勇”这两个字,加上这人车合一的气势,一时间竟吓愣了,连人也没看清楚,车已直驶而过。陶勇单骑闯入詹长佑的住所,向詹长佑晓以大义,示以利害。詹长佑被陶勇大无畏的精神所慑服,答应掉转枪口,协同陶勇歼灭徐承德部。由此,陶勇得以集中兵力,将徐顽第六纵队击溃,并乘胜追击,将其主力歼灭于汇龙镇。

就这样,对国民党军部队,陶勇根据不同的情况,以对待日寇和对待人民的态度为基本界限,采取不同的手段,有的予以歼灭;有的解除武装,遣散回乡;有的派人加强和改造;有的由新四军改编和指挥。

在短短两个月内,就较妥善地解决了国民党军11个团约两万人,使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成为这个地区的主要力量,为建立新的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消息传来,陈毅笑言:“陶勇已经让我感觉到无畏,现在又让我感觉到无忧,是了不起的好同志啊。”

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皖南新四军遭到重创,党中央在苏北重建新四军军部,苏中部队改编为第1师(师长粟裕),陶勇担任第3旅旅长。在粟裕指挥下,他驰骋苏中大地,和叶飞、王必成一起,成为粟裕的“三只铁拳”!

1945年1月,陶勇出任新四军苏浙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追随粟裕下江南,经营天目山地区,为抗日彻底胜利作出了杰出贡献。

四、“他率领的部队以辉煌的战果,在我军的史册上留下了光荣的一页。”

1945年10月起,陶勇历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第八纵队司令员、第1师(粟裕兼师长)副师长、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第四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第23军军长,在华东解放战场立下汗马功劳。

1946年6月,解放战争打响,陶勇率领华中野战军第1师初到山东。一次行军途中,部队与国民党劲旅第5军遭遇,受到敌人坦克的冲击。当时,部队缺乏打坦克的经验,措手不及,边打边撤,队形混乱,正碰上赶往前沿的陶勇,战士们关心他的安危,高喊:“副师长,坦克挡不住,赶快撤!”陶勇却在路边谷场的石磙上稳稳当当地坐下来,厉声喝道:“我陶勇坐在这里,哪个敢撤?”

战士们立刻镇静下来,纷纷互相鼓励:“陶师长就在这里,怕啥?”返身冲杀过去,先炸坦克履带,再抓俘虏,一举击毁敌坦克3辆。听到捷报,粟裕开怀大笑:“陶勇无畏,粟某无忧!”

1947年夏,为了打破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配合晋冀鲁豫野战军的战略反攻,陶勇奉命率第四纵队与第一纵队(叶飞)一起,并肩向鲁南敌后实施战略出击。敌急调7个整编师12万之众对他们围追堵截。当时,部队因进入新区,供应极端困难,以野菜、南瓜充饥,还经常断炊;加之正值雨季,山洪暴发,河水陡涨,遍地泥泞,部队有时竟日在水深齐腰的泛滥区行军作战,有时接连几天在没膝的泥沙中跋涉,鞋袜走破了,背包霉坏了,双脚溃烂了。看着战士们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坚持行军、作战,性格刚强的陶勇也心痛得流下了热泪。在强敌当前、处境险峻的情况下,他和纵队指挥机关干部带头,各级机关干部和指挥员争先仿行,都把自己的鞋袜、粮食送到连队,把被子撕开给战士们裹脚。团营干部分别下到连队,他则亲自抬着担架和战士们一起行军,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他和第一纵队领导同志一起带领部队忽南忽北,时西时东,打打走走,始终拖着敌军12万人马。期间,他们渡过洪水汹涌的滕河、沙河,越过纵横交错的滦河、泗水,与第三、第八、第十纵队会师,跨过运河,成功甩掉了敌人,完成了战略出击的任务,胜利挺进到鲁西南。

整个解放战争中,华东战场打的硬仗、恶仗比较多,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主帅陈毅手上谈不上有预备队,机动力量也很少,甚至没有。为了取得战役、战斗上的以多胜少,有时一次战役中常常使用一个部队两次至三次;临时变动、增加任务的情况,也是家常便饭。不论任务多么艰巨,时间多么紧迫,伤亡多么严重,为了全局的胜利,陶勇总是二话不说地去完成。一场硬仗、恶仗打下来,不管部队损失有多大,他总是以豪迈的革命英雄主义激励著士气,同时抓紧休整、补充。部队敢打能拼的战斗作风,就这样一茬又一茬地继承下来了。这是陶勇杰出的带兵艺术的表现,也是他的坚强党性的表现。

在回忆文章中,粟裕如是评价:“在我们共同战斗的岁月里,陶勇同志一直率部奋战在战争的第一线,驰骋于长江南北的抗日游击战场,参加了解放战争时期华东战场上历次重要的战役,参加了伟大的淮海战役和渡江、上海等重要战役,他以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机动灵活的指挥艺术和顾全大局的共产主义风格,为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立下了不朽的战功,他率领的部队以辉煌的战果,在我军的史册上留下了光荣的一页。”在一份报告中,陈毅也高度赞扬了陶勇所率部队:“这个部队善于河川水网、夜间和运动作战,善于阻击攻坚,到山东后,又善于野战,战术比较全面,在华东战场作出了贡献。”

1950年底,华东我军部队入朝前,朱德总司令来视察。他紧紧地握住陶勇(时任志愿军第9兵团副司令员)的手,高兴地说:“好哇,你就是陶勇,久闻你的大名!”由衷地表达了对陶勇的喜爱和赞赏。在朝鲜战场,陶勇协助第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指挥作战,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1951年9月,军政兼优的陶勇代理了志愿军第9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这是他军旅生涯的辉煌时刻!

五、“‘封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东海舰队,起码要确保东海无事!”


1951年2月在朝鲜江原道紫霞洞,志愿军第9兵团指挥所。(左六为陶勇)

1952年11月,陶勇率领志愿军第9兵团从炮火纷飞的朝鲜战场回到祖国,出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从陆上猛虎迅速变身为海上蛟龙!他走马上任3个月后,毛泽东主席来华东海军视察。在陶勇的陪同下,毛泽东视察了泊于草鞋峡的十余艘军舰,最后又回到“南昌”舰的会议室里。正是应陶勇的请求,毛泽东欣然命笔,写下了“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的著名题词,为人民海军建设指明了方向。

1954年4月间,500余艘渔船在三门湾猫头洋渔场捕鱼,为保证渔业生产的安全,陶勇命令华东军区海军第6支队,以“广州”、“开封”、“瑞金”、“兴国”舰为主,协同舟山、台州巡逻艇大队进行护渔,其间先后进行3次海战,共击伤敌舰3艘。5月16日,他又指挥护卫舰“南昌”“广州”“开封”“长沙”号,于檀头山以东海域,击伤敌护卫舰“太和号”,保证了陆军部队进占东矶列岛的侧翼安全。

1954年5月中旬,华东军区部队攻占了东矶列岛等岛屿,直逼国民党军在浙东沿海岛屿的指挥中心和防御核心大陈岛。由于一江山岛是大陈岛的门户和前哨据点,华东军区决定先攻占一江山岛,再取大陈岛。7月11日,中央军委批准了华东军区的作战方案,并指示以海、空军轰炸大陈岛,以陆军攻占一江山岛,积极准备解放浙东沿海全部岛屿。8月,华东军区浙东前线指挥部成立,由军区参谋长张爱萍任司令员兼政委,前指下设空军指挥所、海军指挥所、登陆指挥所,还成立了三军联合后方勤务部和政治工作组。陶勇负责海军指挥所,统一指挥海军部队,配合空军、陆军,攻占一江山岛。战前,他们将参战的舰队编队,制定训练计划,不时地派舰艇到一江山岛侦察敌情。训练中,我海军碰到国民党“太平号”军舰,陶勇果断命令将它击沉。攻占一江山岛当天,陶勇奉命指挥舰队集中炮火轰击敌人滩头工事,敌人被火力压进工事,登陆部队跳入水中,抢登滩头,保证了陆军部队顺利占领一江山岛。一江山岛解放的第3天,陶勇又指挥快艇部队,击沉敌人的“宝应号”炮舰。大陈之敌吓得频频呼救,在美军第7舰队掩护下,仓皇逃向台湾,使大陈岛回到了祖国怀抱。在我军陆海空协同行动的一江山岛战斗中,陶勇与华东海军交上了一份漂亮的答卷。

1955年9月,人民军队评授军衔,陶勇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0月,海军东海舰队成立,陶勇荣任司令员,后兼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

1958年春,在福建中部海潭岛附近海面,有一艘特务船活动十分猖獗,它就是200吨的“63号”炮艇。该艇火力强,航速快,负责人国民党军少校高建武又是福建平潭县人,他仗着对地形的熟悉和特务船性能好的优势,经常到附近海域抢劫破坏,有时公开在海潭峡口外抛锚,抢劫大陆渔船、商船,以致大陆渔民不敢出海打渔,商船不敢航行。海潭岛附近渔民一提起特务船,人人切齿痛恨,称它是“海上恶霸”。平潭县政府专门派县长杨玉洪到东海舰队反映群众的愿望。陶勇与副司令员彭德清认真考虑了他们的要求后,当即决定:向海潭岛派驻舰艇部队,打掉这只特务船。1959年2月2日,在陶勇的关注下,东海舰队终于打掉敌“63号”炮艇!消息传来,陶勇感慨地说:“‘封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东海舰队,起码要确保东海无事!”


1964年夏在吴淞视察贵阳号护卫舰。左起:陶勇、吴瑞林、刘昌浩、萧劲光、叶剑英、刘道生。

作为陆军出身,陶勇非常注意学习。在海上对敌斗争中,他从作战指导原则、兵力运用、战术手段,直至编队射击,无不仔细地运筹,他的谋略超众,富有独创精神。他亲自领导了护卫艇与鱼雷艇编队协同作战的训练,即以护卫艇大队掩护鱼雷艇大队实施鱼雷攻击,使海军的合同战术得到了新的发展。1965年11月13日,在福建崇武以东海战中,大陆海军一举击沉击伤敌舰各一艘(“永昌”“永泰”号),就是陶勇亲自组织指挥的战前协同训练所取得的战果,此战中“海上猛虎艇”(588号护卫艇)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也是陶勇通过实战培养教育出来的典范。

六、“陶勇同志打日本帝国主义那么坚决,说他是‘日本特务’,这不是闹国际笑话?!”

陶勇最憎恨党内那些玩弄权术、搞阴谋诡计的人,他喜怒皆形于色,爱憎皆付诸于行:他严词拒绝了林彪的利诱拉拢,并针锋相对地批驳林彪一伙全盘否定海军工作的谬论,并且愤然拂袖退出会场……

当然,他内心十分清楚,他的处境是极端凶险的。1967年1月,对党内斗争一向守口如瓶的陶勇,突然对自己的爱子说:“我,可能要带你上风波亭了……”他以岳飞自况,并希望儿子学岳云,其忠烈之气直冲云霄。

1967年1月21日,陶勇惨死于东海舰队司令部大院一口深不没顶、宽不及米的浇花井里,死因至今未明,却被反诬“日本特务”。后来,人们异口同声地说:他是牺牲在反对林彪集团的特殊战场上。不久,他的爱人朱岚,也遭迫害致死。粟裕悲愤莫名,他向周恩来汇报了陶勇的冤情,总理愤慨地说:“陶勇同志打日本帝国主义那么坚决,说他是‘日本特务’,这不是闹国际笑话!”

1975年9月,在邓小平亲自关心下,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了为陶勇平反昭雪的报告。1977年7月,陶勇骨灰安放仪式正式举行,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以及陶勇老战友粟裕、萧劲光等参加了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