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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理论的困局: 民粹主义VS效率主义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英国首相约翰逊的抗疫工作做得很烂,美国周二单日有2.6万人确诊,英国单日有3000人确诊,数字惊人,但他们的民意支持高企。据英国民调机构易普索莫里(Ipsos MORI)的民调显示,约翰逊尽管提出“群体免疫论”备受质疑,但他的支持率达到52%,创下他去年赢得大选以来的最高纪录。72%的英国选民对约翰逊的表现感到满意。盖洛普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走势也类似,他的支持率从44%升至49%,达到任期内最高点。60%的美国民众认可特朗普抗击疫情的表现。

或许政治学家(John Mueller)提出的政治概念“聚旗效应”(Rally 'round the flag effect),可以解释,即是每逢出现危机或战争,领袖在的支持率就会上升。

不过民意归民意,英美抗疫工作做得怎样,学者心中有数,看见用大货柜车从纽约皇后区医院运走大量尸体时,都很难想像这些事情会在美国发生。

西方知名的日裔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也忍不住要发话,“看来许多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们出于各种各样的压力,而在淡化疫情的危险,不论是为了避免伤害经济,还是保护他们个人的利益。”福山甚至还认为,就是因为些原因,所以特朗普在过去2个月一直没有准备好去防疫。

著名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

著名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

大名鼎鼎的福山是《历史的终结》一书的作者,他在1989年东欧铁幕倒台时,曾预言西方民主制度是最佳制度,是历史的终结。福山最近在美国《大西洋月刊》上撰文,也是从政治体制的高度入手,问“到底什么可以决定一个国家抵御新冠病毒的能力。”

福山最近在美国《大西洋月刊》上撰文

福山最近在美国《大西洋月刊》上撰文

在这篇文章开头,福山首先回顾了今年1月当新冠疫情在中国爆发时,中国遭到的种种抨击,称当时由于李文亮医生这类事件,外界一度认为中国的疫情爆发,是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导致资讯传播受到阻碍,由此认定中国的疫情展现的不是疫情的可怕,而是中国那种“集权政治体制”的失调。

福山话锋一转说: “可如今情况对于民主政府却并不那么乐观了。”欧洲现在面临比中国更巨大的疫情负担,其中人口只有中国1/20的意大利,其新冠肺炎死亡人数更是已经超过了中国官方给出的死亡人数。“看来许多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们,也在出于各种各样的压力而在淡化疫情的危险,不论是为了避免伤害经济还是保护他们个人的利益。”福山写道。

福山的推论重点是:第一,在全球暴发的疫情面前,以往对于政治体制简单的二分法已经不适用了,识别不同国家能否有效应对危机的那条主要分割线,已经不再是“民主”或“集权”这种体制之分了。因为集权国家和民主国家中都出现了应对得好和不好的案例。

第二,福山认为决定应对疫情表现的关键性决定因素,并不是政治体制的类型,而是一个政府的能力,以及更为重要的是,对政府的信任。福山进而指特朗普不行,民众对美国政府的信任度低,因此影响抗疫。结论是问题并非源于制度。

我认为福山作为学术精英,提出了好问题,但答错了答案。虽然我也是民主体制爱好者,但认为如今一切和体制有关。我一直认为,专制制度如果朝好的方向发展,有精明而不自利的领导,可以发展成为一种以群体利益为尚的“效率主义”,中国过去40年的发展,就是一个好例子。而在抗疫时更表现出来,领导人果断行动,以救助人民性命为先,先不去考虑经济,更不是为了自己的民望。

相反对,民主制度可以恶化成“民粹主义”,政客为保民望,争取当选连任,就投民众之所好,人民短视不想承受痛苦,不想封城,政客也不会去做。领袖行动犹豫,不以救命为先,又想保经济,又要无痛,结果决策延误,死得人多。

福山等高明的政治学者,若不直面西方民主制的问题,不提出改革良方,最后就要写一本书,叫做《民主的终结》。说到底一个低能的总统,一个不受信任的政府,不也正正是由美国人选出来的吗?在抗疫这种科学化的考题上,劣质化的制度,一试就露底了。

卢永雄

 

福山在《大西洋月刊》文章详见: shorturl.at/wzU23

 

图: 著名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

卢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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