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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中世纪地位超然 为何近代没落?

中世纪的江西,经济富庶、地灵人杰。

中国古代,江西省地位重要。单单近一千年,出自江西名人,“唐宋八大家”中占了三个,有曾巩、欧阳修、王安石,到元代有民间商人、航海家汪大渊,然后就是明朝堂的夏言及严嵩、戏曲文学家汤显祖、著《天工开物》的宋应星,明末清初的建筑世家始祖雷发达,还有打倭寇的谭纶及邓子龙等。再看看唐宋元明清时代,江西籍状元多箩箩,明清“朝士半江西”,地灵人杰。

欧阳修籍贯吉州庐陵,即今江西省吉安市 (网上图片)

有历史爱好者认为,从唐末至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政治与文化史,是与江西历史“串”起来,背后也有强大经济支撑。在中国从唐末至明清的经济版图上,江西的地位曾举足轻重。

据学者统计,北宋的一个半世纪中,江西人口增长2.6倍,到北宋崇宁年间突破450万人。江西耕地突破六千万亩,雄踞全国第一。北宋每年的六百万石漕米,江西就占三分一。作为宋代“战略物资”的茶叶,江西产量更占全国三分之二。江西富甲天下,更支撑大宋经济命脉。

《清明上河图》(局部)描绘北宋汴京繁华,当时江西也富甲天下。 (网上图片)

到了明清,江西经济地位依然重要。明朝年间,江西人口一度占全国百分之十五。在洪武年间迁移至各地的江西移民,直接助推明初经济恢复。烟草、甘蔗、油茶等经济作物,也在江西大量种植。手工业制瓷业蓬勃,“江右商帮”享誉天下。江西富庶繁华早已深入人心。

但是,这样一个经济重心省份,随着鸦片战争,地位却在近代史上悄然没落。古代江西,曾经富有,除了江西物产丰富和农业发外,还有两个重要条件。首先就是大唐“安史之乱”后,江西经济条件得天独厚。中国经济重心自安史之乱后南移,东南经济与北方的联系空前加强,作为交通枢纽的江西省,地位也扶摇直上。

另一方面,江西三面环山,鄱阳湖在北部居中,境内五大河流纵横,以鄱阳湖为中心形成密集水网。再加上京杭大运河开通,放在中世纪的中国版图里,江西有如一条连接南北的大动脉。

从唐宋起,江西的洪州(即南昌)就成了水陆交通中心,公认“川陆一大都会”,江州(即九江)则是水运中心,从江州出发的船舶,沿长江可到扬州、长安,向北直达洛阳,向西可到四川。也正是从宋代起,南方特别是闽南岭南地区的货运,基本都是“自洪州渡江”。另外,江西在中世纪地位长盛不衰,更得益于发达手工业,除了常说的景德镇的瓷器,造纸业也同样重要。中国古代的造纸业发展到明代时,江西是公认为造纸重镇,仅明代万历年间江西石塘镇一地,造纸业工人就有两千多人。明清年间,是中国瓷器汹涌出口全球的时代,景德镇的瓷器产业,也就进入到空前火热阶段。

明清年间,是中国瓷器汹涌出口全球的时代。图为1893年美国芝加哥世博中国馆,放满瓷器的一角 (网上图片)

而也正是这两个原因,更能了解近代江西衰败的因素。首先就是交通地位的变化。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打开,京杭大运河地位急剧下降,江西也受极大影响。南中国的水路运输,基本改为经上海转运,九江的物资转运,近代时多是连接湘鄂蜀各省,反而与江西“割裂”。铁路建设也跟进较慢,昔日的物流优势,早就荡然无存。

“黄金地段”身份不再,更显然打撃近代江西经济,特别是江西传统手工业的衰败,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九江成了通商口岸,洋商大量倾销洋货,直接冲垮江西本土手工业。比如曾享誉天下的铅山造纸业,在清末“洋纸盛行”风潮下,每年“售价不满十万”。景德镇瓷器面对洋瓷也出口大减。到了十九世纪末,江西省的采茶、布业、航运、造纸都难免被淘汰。

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千年古村落遗迹 (网上图片)

 

更甚的是,随着大量鸦片输入江西,到清朝灭亡那年,每年进入江西的鸦片就有十四万斤。江西本土的钨矿煤矿粮食等矿产原材料农产品,更被各类外商、洋行压价收购,再制成工业品在江西倾销。仅1887年,由于英国洋行压价和垄断,江西茶农就损失了百万两白银,几乎任人宰割。

昔日享誉天下的产业风光不再,晚清年间的江西经济困难重重。再加上鸦片战争后半个多世纪,王朝治理江西失败,铁路公路建设十分缓慢,加上境内贸易征税“厘金”也高,直到十九世纪末,江西每年要被征收二百万两白银以上的“厘金”,几乎年年被盘剥殆尽。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对外冲击,对内受盘剥,江西省近代风光自然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