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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视觉霸权与禁堂食令

在19世纪中叶的美国,有一间制造蜡烛的工厂生意一落千丈,面临倒闭。为了挽救工厂,以及声称保障过千名工人的生计,于是蜡烛工厂负责人向当时国会议员请愿,要求动议及通过全国窗户都必须拉上布帘,如此一来自然阳光便不能穿透窗户进入室内供人工作或活动之用。室内长期漆黑一片,人类为了维持日间的生产和活动,对蜡烛的需求便会大大增加,那么便可实现拯救蜡烛工厂和工人的目标。

 

可是,只要智力正常的朋友都可以看出这项建议何等荒谬绝伦。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自然阳光是“免费物品”,任何人无须付出代价便可接触和享受。相反,蜡烛是“经济物品”,消费者必须付出一定的成本才可换取蜡烛这个商品。试问谁会希望“舍易取难”,付出额外成本代替人类习以为常的操作,而为的只不过是区区一间蜡烛工厂?

 

其实这则故事是来自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Frederic Bastiat)的著作《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经济效应》。著作的核心思想,就是人类往往只是以视角出发,分析眼前看得到的利益得失。可是,对于看不见的、抽象的经济效益,人类便会选择忽视甚至不加考虑。

 

以蜡烛工厂为例,因为蜡烛工厂是真实存在的建筑物,在内工作的工人都是有血有肉的,人类情感上便会想方设法延续蜡烛工厂的生命。可是,大家没有想到的是,就算蜡烛工厂倒闭,其工厂的设备、地方可以转化成其他生产用途,面临失业的工人可能接受其他培训后可以得到更好的发展。既然蜡烛工厂在照明市场上已不是不可替代的商品,而投入工厂运作的人手和资源都有可能得到更加充分的利用,从社会效益的角度而言,让工厂倒闭才是更好的选择。

 

意大利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认为,虽然资本主义社会造成严重的贫富差距,人与人间的不平等和不自由的问题日趋恶化,但是绝大部分人类没有阶级觉醒进而推翻资产阶级专权的原因,就是资产阶级成功建立两套“霸权”。一是制度和经济上对无产阶级的压逼和控制,如生产关系、法律、军队等等;一是“文化霸权”,即是由资产阶级向广大社会灌输价值观和道德观,使无产阶级获得“虚假意识”,认同统治阶层的理念和价值,以维持及巩固整个资本主义制度。

 

葛兰西提出“文化霸权论”的年代,是二十世纪的初期,因此资产阶级建立霸权的方法,离不开大众传媒的广播和教育体制的薰陶。时至今日,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传播的媒介已不限于传统媒体,社交平台和即时通讯软件也许拥有更大的影响力。然而,媒介多元没有改变人类赖以接收讯息所用的感官,即是视觉。相反,它让人类更加重视和信赖一切从眼睛看到的情况及其催生的感觉,进而形成“视觉霸权”。

 

其中一个有趣的例子,就是黑暴运动中市民从不同渠道接触的资讯与对事件立场的关系。根据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发表的报告显示,从传统媒体如报章、电视接收有关黑暴运动资讯的市民,较有可能是建制派支持者;反之,从社交媒体取得资讯网媒、Facebook、讨论区等的,就愈有可能支持甚至参与这场运动,亦较有可能支持反对派。

 

这项调查说明,人类极度依赖视觉接收讯息,媒体向受众呈现的资讯,很大程度上左右受众对某件事件的看法和立场。例如因为网上资讯渠道一般都是反对派的天下,其展示的讯息很多时集中在警方的驱散和拘捕行动,对于暴徒的行为则轻描淡写或是视若无睹。于是,吸收网上资讯为主的受众便会倾向同情暴徒及质疑警方,并在政治立场上成为反对派的支持群众。

 

因此,不难想像得到,视觉霸权在政府抗疫政策同样发挥力量。当香港近日疫情愈趋严重,政府选择采纳医学专家的建议,进一步扩大“晚6朝5”的禁堂食令,改为全日禁止堂食,社交网络便疯传基层工友在路边、巴士总站等地方蹲坐用餐的图片和短片。眼看此情此景的群众,考虑到近来天气炎热又时晴时雨,加上工友吃饭时非常狼狈,遂产生强烈的怜悯,纷纷批评政府的禁堂食令矫枉过正及过份扰民,要求放宽禁令。

 

无疑,笔者与所有港人一样,十分同情工友用餐的不便和尴尬。可是,很多市民看不见的,是政策的原意。透过禁止堂食避免食客长期不带口罩暴露于新冠病毒的威胁,以减少大规模感染,使疫情尽快受控,让正常经济活动重启及广大市民尽早回复正常生活,既是禁令的用意,亦是所有港人的愿望。

 

但是,视觉霸权让大多目睹(不是亲历其境,只不过是隔着冰冷的萤幕)工友惨况的市民遗忘禁令和抗疫的目的和意义。为了十多万工友一、两个星期午饍时的不便,宁愿舍弃七百五十万名市民的健康和福祉。(而最讽刺的是声称抗疫第一的特区政府和专家团队最终也妥协就范!)这种自相矛盾现象出现的原因,正是视觉霸权让我们产生对即时的、实在的负面情况容易产生感情和共鸣,同时对于看不见的政策效果,例如有多少人因此而避免感染、挽救多少市民的生命、控制疫情对经济的好处、对许多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等,则全然忽略或根本没有考量。

 

世卫总干事谭德塞最近就全球如何对抗疫情发表看法,他指出抗疫成败的关键是“作出艰难决定以保障人类免于病毒侵害的意愿”。毫无疑问,禁堂食令正是香港政府的艰难决定之一。限制市民在餐厅用膳的自由,连同对饮食业的生意打击,的确对不少市民而言是不便和痛苦的。市民可以质疑禁堂食令的成效,也可以要求政府推出其他补救措施以减少政策带来的副作用,但是不代表应该以“望图生义”的感情或情绪左右更为重要的抗疫工作。

 

成熟的网络发展,让人类纵容视觉霸权的趋势变得不可逆转。但是当人类愈是相信和依赖视觉带来的讯息和感受,而对看不见的则不加思索,正正堕入操弄媒介,建立文化霸权之人和势力的圈套。我们必须记得,霸权的存在,是服务其制度和利益,而不是人类的福祉。

黄远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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