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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在成都:中国是如何控制住新冠疫情的 《纽约客》长文讲出真实的中国

美国总统特朗普天天说中国没有疫情是造假,美国做得全世界最好。假的其实是不了的。

《纽约客》发表长文,美国老师Peter Hessler在四川成都,讲述中国如何控制住新冠疫情。Peter Hessler,改了一个很中国化的中文名叫何伟,除了是大学老师,也是知名非虚构作家,生于美国,牛津大学硕士,曾任驻华记者。去年开始举家定居成都,任教四川大学(川大)。

Peter Hessler改了一个很中国化的中文名叫何伟。红星新闻图片

Peter Hessler改了一个很中国化的中文名叫何伟。红星新闻图片

何伟第一次来中国,那时他还只能算是一个旅游者,从俄罗斯偶然转至此间。后来,他加入公益组织,来到江城涪陵,身份是大学教师。1996至2007年间,他在中国的11年经历,化作中国三部曲:《江城》《甲骨文》和《寻路中国》。

这三本书让很多中国读者,开始认识到这位外国作家。以下是《纽约客》的文章,全文颇长,但作为写实文章,看完会令你更认识中国,而且是一个老外口中的中国。

《纽约客》杂志的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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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如何控制住新冠疫情的》

在我重返四川大学讲台之前几天,我在骑车穿过校园偏僻一角的时候,遇见了一个机器人。

这台见棱见角的块状机器大概齐胸高,有四个轮子,跟一台高尔夫球车长短差不太多。前方是一个T形装置,看起来像一种检测仪。

这个机器人从我旁边滑过,小马达轻轻哼唱着。我转过弯,在它身后大概15英尺的地方跟着它。

那是5月27日,离我上次来到四川大学江安校区已经时隔3个多月。

江安校区坐落在中国西南部城市成都的郊区。2月下旬,当春季学期差不多开学的时候,我曾经匆忙赶去校区,从我的办公室取回一些材料。

当时为了迎战始自武汉(成都以东1200百公里左右的一座城市)的新冠疫情,全国范围内已经隔离封闭一月有余,川大通知全体教职工,至少持续到新学期开学时,所有课程均网上教学。

在那段日子里,当时看起来,还能通过离开中国来躲避疫情,并且川大有些外藉教员已经离华。在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非敏感雇员和外交官的配偶、子女已经被疏散回国,而外交官则继续留守驻地。

在整个2月,我向很多身在美国、担心我的朋友和亲属回复邮件,告诉他们放心,我们全家在中国都挺好,并且告诉他们,我们决定留在成都。尽管彼时彼刻,中国每天的疫情数字非常惊人。

在2月20日,当我回学校的时候,中国因新冠的死亡人数达到了2236人。

从那时起,新学期启动缓慢,因为每个人对于疫情的看法都在变化。在开学后第3周里,局部疫情正式升级为全球大爆发;到了第6周,美国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中国。

在那一周,中国的边境向境外人士关闭,而疏散行为调转了方向——在欧美的中国人(很多是留学生),开始绝望地试图回中国。

中国是第一个经历了疫情的国家,而且它也是最早成功控制住疫情、重返正常工作生活的国家之一。

在第11周,我九岁的双胞胎女儿复课了;在第13周,我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第一次登上飞机。而现在,5月27日,第14周,我终于重返校园。

我跟着那台机器人,直到它停在宿舍区的一条路边。一个电子化的声音开始广播:“到达网站!”。

这条路空荡荡的,因为大部分本科生还没有返校。一个新政策是,一旦返校,除非得到特批,学生不得离开校园。

川大的每个大门都装备了人脸识别扫描器,而且能够识别佩戴口罩的人脸。我那天早些时候到达校园,一个拿着体温计的保安人员让我在人脸识别时,不要摘下口罩。扫描后,我的名字自动出现在萤幕上,旁边还有我的体温和校园卡号码。作为教职员,我可以进出校园,不像学生只能进入。

现在,我等在机器人边,注视著安静的宿舍楼。最终,3个学生从不同方向过来了,戴着口罩拿着手机。每个学生都在机器人背后的触控式萤幕上输入了一个编码,然后机器人身上的一个小储存舱依次打开,里面各有一个快递。

一个学生告诉我,她在淘宝上下了个单。在疫情之前,学生们在菜鸟快递柜取快递,但现在机器人也开始送快递了。这个同学说,在机器人快到的时候,会电话和短信她,提醒过来取件。

在接下来的半小时,我跟着这个机器人,猜测它会一直把我带到它的主人面前。当我骑得离它太近时,一个喇叭突然响起警报;如果我插队到它前面,它会停下来。当我试图冲它喊的时候,它没有反应。

1984年的恐怖片《玉米田的小孩》

1984年的恐怖片《玉米田的小孩》

每隔一段时间,机器人就靠边停下来:“到达网站!”然后戴着口罩、拿着手机的学生们就出现了,在我的方向自觉排成一队。在这个安静的校园里,这就像一部恐怖片——《新冠区的小孩》(这个说法的灵感来源于1984年的恐怖片《玉米田的小孩》)。

最后,机器人在校园很偏的一个把角的菜鸟快递柜前停了下来,一个穿着蓝色工服的工作人员过来,开始给机器人继续装快递。

“我们目前有3台这玩意。”工作人员说。他告诉我,菜鸟工作人员每天晚上会回到校园外的住处,所以用快递机器人送快递,可以外来人员跟学生之间的接触。

我踏上自行车向我的办公室骑去。

一路上,我经过了一遛儿白色帐篷,上面写着“中国健康”的英文。在其中一个帐篷,一个戴着口罩的护士坐在一张桌子后面,桌上摆着两支装在小盒子里的玻璃体温计。

她告诉我,如果在监测点发现有人高温,那个人就会被送到这种白帐篷里复查一下体温。如果必要的话,下一步就是去学校诊所做核酸检测。

我继续赶往办公室,发现办公桌上有个包裹。里面有一些学校提供给我的东西,以便于我返回课堂:5个外科专用口罩,一双橡胶手套,一盒欧普拉牌儿酒精湿巾。

虽然3个月没在,但办公室看着井井有条。有人或者有什么机器帮我浇过植物了。

去年8月,我来到川大,用英文教非虚构写作和大一新生写作。我全家搬到了四川的省会成都,部分原因是我在1996年到1998年的时候,作为和平队员,我当时就在这附近的大学里当辅导员。在那段时间,四川比较穷,我大部分学生都是农村来的。

我几乎隔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21年——又重新回到教书生涯。

我怀着重新与中国教育连接在一起的希望回到成都,而且我期待在教室里重新见到中国年轻人。

但是,当春季学期开学时,我发现自己被困在成都市中心的家里,试图学会怎么使用我们系迅速安排好的线上教课平台。将近1300万中国大学生上网课,而全国估计有1.9亿在校学童也是如此。

每天早上8点开始,使用者们登录进系统,有时候因为流量太大,系统会宕机。很多小学没有去尝试互动课程。我的女儿艾瑞尔和娜塔莎在当地一所公立小学上三年级,她们的老师会上传课程短视频,家长们方便的时候都可以安排收看。

美国式的Zoom课程,会让参加的所有人都出现在萤幕上,但我认识的中国老师没有一个人用这种方式上课。我们的学生是不出现在萤幕上的,如果打开摄像头,它只显示老师,即便这样也可能还是会出现问题。

在我的非虚构写作课早期,我试图直播上课,但系统崩溃了太多次,我只好放弃了。后来,我避免视频。每周,我准备一些低图元的照片、地图和档,在萤幕上分享,然后我的学生和我通过音讯和文字交流。

在3门课里,我教大概60个学生,只有一个我线上见过。我经常点某个同学的名字,让她打开麦克风,久而久之,我通过声音跟学生的名字对上号了。

中国学生经常给自己取英文名字,在上世纪90年代,当中国人很少接触国外时,我的课堂曾经充满了中国化的狄更斯式的名字。一个大高个儿男生叫黛丝,一个漂亮姑娘叫椰子。

20年后,我仍然保留着一个英文名字叫“懒惰” 的、长著雀斑的同学的照片,还有一个照片主人公叫“黄色”,喜欢戴着细框眼镜。还有一位叫“屋子”,瘦骨嶙峋像个四川稻草人。那时,郊区的中国人很重视照相,他们摆着正式的姿势,很少微笑。

现在我连脸都看不见了,而孩子们取的名字貌似进入了一个更传统的时代。我的大一新生班里有艾格尼斯,弗洛伦斯,詹姆士,大卫,安迪,查理斯,史蒂夫和布莱恩。

每当这些名字蹦到萤幕上时,我就回忆起之前那些跟我在密苏里州中部一起长大的孩子们。1980年,我上5年级时,班里有3个布莱恩。最后一次美国人习惯给孩子起这些名字是什么时候?

但现在,中国人开始在重庆生养“布莱恩们”啦。很多川大学生来自于这个国家的新兴中产阶级,而我好奇于中国的崛起是从英文名字体现的。某天,说不定,随着凯特琳、艾登和麦迪森们的涌现,它又开始退潮。

我很高兴,我的非虚构写作班里有位岁数比较大的人,叫西西弗斯。班里还是有一些不常规的名字,尽管现在这些名字往往反映出主人的老成。

一次大一课上,有个体育迷叫库里,还有个嘻哈爱好者,叫云金(Rakim)。库里经常穿着蓝色和金色球衣、叼著牙套上网课(至少我脑海中的他是这样),他写了一篇关于中国足球专案的尖锐文章。

Rakim分析了一个真人秀节目叫《中国新说唱》,讲述一度在几季里,禁止任何中国选手梳脏辫儿。

尽管滞留在湖南东部的老家,Rakim对美国少数族裔的文化了若指掌。他写道:“我认为,这条禁令不只是对黑人文化的侮辱,也是对选手应有权利的冒犯。”

他们的声音来自全国各地。

这些年里,作为高等教育大幅度进步的一个表现,像川大这样的教育机构越来越摆脱了地域化标签。我经常给我们的学生做调研,想去搞清楚他们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他们分散在超过15个省市里,从云南(中国的西南边陲)到吉林(跟朝鲜接壤)。但我们所有人在同样的情况下,同时开始了新学期。在第一周里,我询问学生们的情况,超过四分之一的学生告诉我,他们在一个月里没有出过家门半步。

中国的隔离政策几乎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严格。居委会是的最基层组织,执行这些政策。并且在很多地方,他们会限制每个家庭只能每个两三天,派一个代表去采购生活必需品。

如果一个家庭被怀疑接触过病毒,一边儿赶紧排查密切接触者,一边儿对这家封门,也不是天方夜谭。

我90年代曾经教过的一个学生,发给我一张照片,上面是她们校区一户人家大门被加盖公章的封条封住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这样,但更年长的人估计对这场景还不算陌生。”她写道,指的是那些年代的运动。“我们变得麻木了。长此以往,感觉这比病毒的负面影响还大。”

在我家,我能看到隔离政策在我女儿们身上的负面影响。她们想疯了跟别的小朋友一起玩儿。但确实,由于中国严格的隔离政策,加上边境管控和密接来源追踪措施,中国大部分社区的病毒传播得以减缓。

2月20日,我从居家隔离得以重新返校的那天,是成都政府最后一次通告成都存在社区感染案例的一天。

这座城市有大约1600万人口,但自从2月下旬至今,这里只新增了71个确诊案例,全是境外输入。几乎每个感染案例,都有一个中国公民从国际航班落地、在机场被马上检测进而隔离的故事。

成都的成功,是个典型的中国成功案例。在我的调研中,我问我的学生们,有没有任何人认识任何被感染者,一个都没有。

第六周,我问:“你们可以出门去社区了吗?你们的流动有任何限制吗?”。再一次,学生们回答是完全一致的:“从云南到吉林,我们可以自由活动了。”

我决定派他们去做些报导。

我唯一面对面见过的学生叫萨利娜。她住在四川东北部一个四线城市,她的父母都从事普通职业。上课时,每一次我点萨利娜的名,我都能听见她那边传来交通的嘈杂,引擎声,喇叭声,人们的谈话声不绝于耳。

这学期上了一段儿之后,她解释说她的住处建筑品质不怎么样,墙很薄,而且窗外有条很繁忙的公路。像很多班同学一样,萨利娜是她家独女,但她看起来比同学们缺少一些对未来的自信。有一次,我问我的学生是否期待比他们的父母过得更好,然而,在52个回答者里,只有萨利娜和其他两位同学觉得可能将来过得一样,甚至更差。

萨利娜第一次申请我的非虚构写作课时,我没有答应。当我准备搬到中国时,我让我的课程申请者们提交写作范例,以限制一下听课人数。在秋季学期的第一天,萨利娜直接过来了,然后她发了封邮件,问我她以后能不能来旁听。

我不接受旁听生,不过她邮件的文笔让我重新考虑了一下。我告诉萨利娜她可以正式学生身份加入这门课。

从一开始,她就出类拔萃。她文笔很优美(她是英语专业的),而且我对她的报导印象非常深刻。她个子小小的,腼腆,令人放心,但她看起来也清楚,那些品质会让人觉得容易相处。

在秋季,我让学生们开始着手研究专案,而萨利娜则跟一群虔诚的四川天主教徒打成一片。这些教徒组织祷告,并蒙恩于上主的力量。

为准备她的下一个专案,她混迹于成都的同性酒吧。这个跳转并没有像看起来那么突兀,因为成都一直以它的基督教和同性社群闻名。

在美国,这种奇葩组合非常不合逻辑,估计属于三藩市和科罗拉多普林斯城的合体。但中国基督徒和酷儿都属于边缘群体,而且他们更可能在成都这样天高皇帝远和有着良好包容氛围的城市欣欣向荣。

萨利娜的报导代表了我在那个秋天注意到的一种倾向,即很多学生都擅长于此。

四川大学是中国排名前30的学府,但我的学生鲜有媒体研究专业的。即便在我们系,本科生去从事这种田野调查也不多见,因为中国的新闻学教育重视理论。

最开始,我不确定自主研究适不适合我的学生,尤其是刚刚参加完高考的新生。在过去20年,中学生为高考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部分原因是因为独生子女家庭更加重视教育能力和资源。结果,备战高考成了一场残酷的碾压,高中学生很少有机会发展创造力和独立性。

但我很快就了解到,尽管高考有着各种不足,它培养了勤奋的研究者。这些学生们对于枯燥有着超强的忍耐力,而很少有人知道,枯燥工作是有效新闻报导的法宝。

当我向学生们解释细节的重要性——比如数位、图形、口号、引语、表情,他们按图索骥去收集资料。

我的新生写作课堂上全是工程系学生,而且没有任何理由他们被分配到新闻学项目,但没有一个人抱怨。甚至对这些独生子女来说,他们的名头没有任何意义。

秋季学期快期末的时候,当萨利娜埋头于她的教会和酒吧专案时,我突然发现我没把她在我的课上登记成功。

校方说太晚了,她没法获得学分。萨利娜对于她的非虚构写作课经历——先被拒,又被取消学分——报之以回应是:她很礼貌地问,能不能完成她的学期作业,然后下学期重新报名这门课。

当我们从隔离中解放之后,我让学生们去描写一个跟疫情影响打交道的人或者组织。在南京附近,安迪他们家认识一个经营呼吸机生产厂的人,所以他造访了那座工厂,得知产量已经增长了十倍还多。在辽宁,遥远的东北,默默调研了一个销量遭遇了断崖式下滑的国营烟草公司。在美国,有报导称,疫情隔离期间,香烟的使用量上升了。但中国人一般抽烟都是为了社交——酒桌饭桌上抽一根儿,而且送条儿烟也可以当礼物。一个会计告诉默默,这家公司的后疫情战略之一,同时也是对公共健康领域的一种全新观点,就是零售商在卖烟的同时,附赠给顾客一些口罩和消毒液。

我喜欢这些生活中的吉光片羽。在西安,依琳去了一家女同吧,在那儿她发现酒吧老板把有些啤酒弄成温的了,因为中国传统认识中,女性喝寒性的东西对身体不好。西西弗斯描写了一位药剂师,他找到了一条规避政府的口罩限价政策的方式,但他的责任感使得他自己没去这么干。弘毅刻画了一位成都国有银行的贷款部经理。银行有个新项目,可以允许遭受疫情影响的贷款人迟延还款,而弘毅报导说,有370个人打电话给这位经理,咨询这个项目。后来银行批了22个申请。在另一家分行,每个申请都被拒了。

这是一个周而复始的主题——在经济学术语里,个人被视为很大程度上自食其力的独立个体。中国从来没有允许过对独立工会的保护,而纵观全国,中国有大量的降薪和裁员发生。在4月,国家公布了自1976年文革结束以来的第一次经济下滑。但经济刺激政策仍然很中性,中国没有采用美国直接向公民撒钱的方式,而是更倾向于给企业家一些空间,让他们自谋出路。在成都,市政有关部门允许在街上摆摊儿。在90年代,还没有展开城市专项整治运动之前,这些摊主很常见。现在,这些摊位一夜之间重现街头,而夜市的熙熙攘攘,让我对成都本来的样子比20年前有了更深的感觉。

很多摊主告诉我,他们是从工厂和其它企业的低层岗位上被辞退的。但即便有稳定收入的人们,也时常发现工资降低了。在5月,当我飞去杭州,一位国航乘务员告诉我,她和她的同事是按照飞行时长领薪水的,而现在她只能拿到最低工资——相当于她日常工资的四分之一。对于飞行员,降薪可能更加严峻。一位飞海南航空的飞行员告诉我,有两个月他只拿到了不到十分之一的日常奖金。我有过很多这样的对话,但人们通常说,他们还好,因为他们有存款。

他们对于稳定性也都没有太高预期。中国中产阶级还太新,还没到自满的阶段,这也是他们存这么多现金的原因之一。而且他们也习惯于政策和环境的突变。在河北省,一个叫凯茜的学生描写了一个姓陈的小商户,最初他卖酒。2012年之后,因开展反腐运动、禁止公款吃喝,他见证了自己生意额的暴跌。

因此,陈老板转去了另一个跟腐败不太沾边的品类:牛奶。他成功转型为一个牛奶分销商,但后来,当新冠病毒来临,一切再次崩塌。陈老板在两个月里,每天和他的送货团队走街串巷10小时,跟他所在街道的每家商店老板去谈。他有一系列聪明的促销手段,到5月初,他已经把销售额追平了之前的最好成绩。“实际上,我特别感谢疫情。”他跟凯茜说,“如果不是这样,我可能再也不会带着销售去串店。”经历了所有这些事儿,他也从来没改过公司的名字——公司名还带个“酒”字。凯茜问他,对一个老爷们儿来说,酒公司卖牛奶是不是个问题。“他们从来不看你的名字。”陈老板说,“他们只看你干的事情。”

当政府看起来对人民的经济资源充沛抱有信心时,公共卫生政策则截然相反。个人选择或责任非常有限。隔离政策被严格执行,任何被感染者被立即从家中送至公办医疗机构隔离。到4月初,任何从国外返回的人,无论国籍,都需要在一所政府批准的处所,进行一次严格监控下的两周隔离。

我偶然在官方通告里看见“社交距离”的中文对应术语:“安全距离”。但我从来没听任何人在口语里使用过这个词。当然,在公共场合,它也没被执行。一旦隔离解除,公交、地铁、火车迅速变得拥挤,在我去杭州的航班上,我乘坐的是一架空客A321,所有185个位子座无虚席。当我采访商界或者外交界人士时,我们像2019年一样如常地握手。行人仍然在大街上吵架。室内场所和交通工具上,仍然强制要求佩戴口罩,但除此之外,人与人接触交往没什么变化。

我女儿的3年级班里有55个同学,当复课的时候,这个人数变成了54——一个女同学跟家里人去赛浦露斯渡假,然后就滞留了。学校也尝试去分开课桌,但在这么一个中等大笑的教室里,塞这么多人,保持距离这事也就是做做样子。学生们进入校园需要经过一个配备有一部体温扫描器的帐篷通道。走廊上的标识牌上写着一首新歌的歌词。

“回到学校我们能做啥?

听我说啊千万别害怕。

戴上口罩好好学习吧,

它能完美保护你我他。”

毛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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