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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资与最低生活工资

采取“两年一检”的最低工资委员会近日就建议厘定2021年最低工资水平展开第二轮谈判,成员看法出现较大分歧。代表劳方的委员认为,最低工资应该参考过去两年的经济和通胀数据,故建议新水平应该调整至40元以上;但亦有非劳工的代表认为,疫情下企业经营困难,为免造成倒闭潮,工资水平应该维持不变。据报道,后者的意见成为委员会内的主流想法,并将于完成书面报告后供政府参考,意味着未来三年最低工资很大机会停留在$37.5。考虑到通胀等因素后,基层劳工的待遇实无异于减薪。

 

 

最低工资实施以来,一直都是采取由政府成立、成员分别来自劳工界、商界和学界组成的“最低工资委员会”,透过调查、研究、讨论及谈判后,尽量达成共识或凝聚多数意见,并将书面检讨报告及建议的工资水平提交政府,由政府部门实施及执行。在过去近十年的时间,香港经济大致上保持稳定,故一般而言劳工界与商界之间对于调整工资水平的争议不大。上一次出现比较严重的意见分歧,当属最低工资实施之前,即第一次厘定法定最低工资水平的2010年。

 

 

由于2009年正式通过<<最低工资条例草案>>,政府决定交由新成立的“最低工资委员会”负责拟定工资水平,因此这个影响着最低工资起点的决定成为社会的焦点,而劳资双方的意见差距极大。劳工团体建议最低工资应不低于时薪33元,但商界代表如自由党立法会议员张宇人则认为起点应设在时薪20元。最终,委员会在收集过万名员工的薪酬数据后,决定以$24,$28及$33作为试验和研究的标准。在评估有关实验工资水平对基层员工的薪酬变化、可从政策获益的员工人数、指定行业的负担能力、社会竞争力、企业的员工人数变化等因素后,委员会决定最低工资应为时薪28元。

 

 

然而,即使最低工资设于时薪28元已经有助于改善约31万名劳工的薪酬待遇,这个工资水平并未足以为基层员工带来生活质素上的明显改善。诚如<最低工资条例草案>在开首的部分指出“一个恰当的法定最低工资制度,基本上应只是设定工资下限,以防止个别雇员工资过低……考虑一篮子与其水平相关或受其影响的社会、经济及就业因素…..包括工资水平、就业數据、营运成本、通胀情况,以及本港的相对竞争力。”换言之,设立最低工资的目的,并非让基层员工提升生活质素,而是在不大幅影响香港营商环境的前提下,保障少数在劳工市场缺乏议价能力劳工的基本薪酬。

 

 

在这种只是扶持小部分劳工、并且只是着眼避免工资过低而不是推动改善生活水准的保守政策思维下,港版最低工资从一开始就不是全面的劳工权益保障政策。虽然最低工资委员会会收集客观的数据和进行严谨的研究,但是一来委员会在建议工资水平时的考虑因素,并非单单考虑劳工待遇或以此因素为先,而是更多考虑商界承受能力(临时最低工资委员会的报告竟然超过一半的篇幅都是评估实施政策后对本港营商环境的影响!),最低工资对劳工的重视程度值得怀疑;二来没有明文规定委员会必须参考数据以建议工资水平,而最终得出的建议需要成员之间论和谈判。在劳资的角力之下,最终数字不一定是科学化或符合实际情况,也不一定可以保障劳工权益。

 

 

政策原意的偏差所带来影响从第一次和今次厘定的最低工资水平可见一斑。2011年的最低工资时薪28元,只是2009年的全港雇员时薪收入中位数50.5元的55%,水平略高于扶贫委员会设下的“贫穷线”(中位入息之一半);假如来年的最低工资维持不变,那么最低工资水平更加只是2019年收入中位数的51.3%,无疑对劳工待遇而言是进一步的倒退,亦实在地反映最低工资无助于或很小程度上有助于改善劳工的生活。更可悲的是,劳资力量本来就极不平衡,而对最低工资水平有着决定性影响力的委员会更是倾向保障商界的利益,劳方根本无法使相当扭曲的建议最低工资争取和调整至合理水平。

 

 

归根究底,港版最低工资的问题,在于政策的目的本来就不是出于改善整体劳工生活的需要。如果希望加强最低工资对保障劳工权益的作用,消除委员会因劳资角力和掺合主观因素等原因影响最低工资水平并进而减少对基层员工的负面影响,当局可以向英国的经验借鉴。

 

 

英国在1999年设立最低工资制度,与香港模式非常相似,英国的最低工资水平由独立的机构“低收入委员会”(Low Pay Commission)负责。由于成员结构与香港几近一样,即同时有着劳方、资方和学界的代表,加上欠缺明确的条文和数据指标作为厘定工资的水平,英国的最低工资长期与当地生活开支脱节。例如2006年,当地的时薪中位数为11.03英镑,而最低工资则设于5.35英镑,即最低工资只是入息中位数的48.5%,对劳工生活保障比香港更加不如。

 

 

直至2015年,保守党卡梅伦政府为了兑现选举承诺,向选民展示比工党更有解决贫穷问题的能力和决心,其财政大臣欧思邦将最低工资改为最低生活工资(National Living Wage),加强政策对改善基层劳工生活的作用。这项政策的最重要的变动,就是将工资水平与入息中位数挂勾,而为了让国家逐渐适应,欧思邦将计划分成3个阶段进行。由2016年起,最低生活工资设于入息中位数的50%、2020年则提升至60%,到2024年就会达到66%。假设2024年入息中位数仍然维持现时的14.8镑,即届时最低生活工资水平为9.7英镑(相当于97元港币),时薪较2015年,即未有最低生活工资时的6.7英镑,增加3英镑,相当于工资提升44.8%。

 

 

虽然拟定最低生活工资的机构,仍然由低收入委员会负责,但是由于政策已经存在有根有据的参考和机制,过往低收入委员会内力量悬殊、费时失事、科学性低的劳资角力不复存在,低收入委员会的功能名存实亡,对劳工生活情况带来更大好处。根据伦敦大学经济学院的研究显示,推行最低生活工资后,雇员和雇主都享有大量好处,对于雇员而言,38%认为政策有助鼓励他们消费和储蓄、基层劳工的工资平均上升26%、52%认为有助加强对所属机构的归属感;对于雇主而言,员工的离职率减少25%、公司因善待员工而声誉改善,有助促进经营情况和吸纳人才等等。

 

 

这种挂勾制度其中一个可取的地方,就是入息中位数的增长一定大于基层。由于月入处于中位数的劳工一般拥有一定的市场议价能力,加上薪酬基准较高,即使工资增长速度与基层一样,在数字上的增长仍然会远多于基层工资,进而使挂勾制度更加能够改善基层生活水平。以香港为例,虽然推行最低工资以来,工资增长幅度达到74.7%,但是数字上只是增加9.5元(由28元增加至37.5元)。不过,如果将英国的制度应用于香港,由于2009年的时薪中位数为50.5元,而2019年时薪中位数为73元,最低工资的起点便会是33.3元,而现时的最低工资便是48.2元。虽然增长幅度只是69.1%,表面看来不及现行机制,数字上的工资增长却是高达14.9元,工资水平较现行制度高出59.7%。假设基层雇员维持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6天,每月便会多出约2,200元收入。

 

 

其实英国和香港的不同之处,就是英国视最低工资为劳工生活的最低标准,希望藉最低工资与收入中位数挂勾减少贫富差距和改善基层劳工的生活,而香港则是避免资方无尽的剥削,在不大大削弱基层员工的工作意欲和维护商界利益的前提下,为最弱势的劳工提供一个稍稍高于能够领取社会福利的工资保障和生活条件。

 

 

现时不少发达先进的国家和地区都出现极端的贫富差距,经济学家都视提高最低工资为解决收入悬殊问题的其中一个办法。用作反映社会贫富问题的指标坚尼系数,早已超出0.5临界点的香港,如果依然抱残守缺,以落后迂回的态度看待收入和劳工问题,则再次爆发社会动乱之日可能不远矣。

黄远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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