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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惠宁的理性与林郑月娥的“坚持”

国安法公布施行,香港局势深刻裂变,香港政治社会的系统性调整重塑正在发生,还将持续发生。

局势在变化,市民有感受,各方有关注。

不同的判断维度和思考角度,编织成了香港今天新的时代定位和图景,更蕴含了香港再出发的方向和路径。

分析他们,能够看清香港的进行时,以及将来时。

 

对香港国安法出台后的香港形势,林郑月娥曾有相对完整的表述。

11月25日,她在新一份施政报告中说:

“过去四个多月,《香港国安法》为恢复香港稳定带来显著效果:鼓吹“港独”及与外部势力勾结的情况已逐步减退;部分头面人物明显收敛;激进的组织停止运作或解散;涉嫌违法人士畏罪潜逃;而街头暴力行为也大幅减少。经历了一年的社会动荡和人身安全受到威胁,香港市民终于可以重新依法享有其基本权利和自由。”

这是香港特首的总结,也是香港特首的判断。

在施政报告“附篇”中,此总结与判断更为精炼:

“香港国安法是香港走出困局,由乱到治的转机。特区政府会竭尽所能、履责尽职,负起实施国安法的主要责任。建立了健全的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后,香港便能远离暴乱、恢复稳定。”

从这些,我们至少可以看出林郑月娥要表达的三层意思:

1.正是香港国安法,才帮助香港从困局中突围;

2.香港国安法的主要作用,在于恢复香港稳定;

3.恢复和保持香港稳定,工作才刚刚开始。

于是,在施政报告中,我们看到了另外一句很有分量的话:

“当前其中一项急切要做的事,是对特区的宪制秩序和政治体制正本清源,拨乱反正。”

林郑月娥明显对此已有深思熟虑。12月4日,她又在特区政府主办的“国家宪法日”网上座谈会说重申了这句话。

人们应该为此感到欣慰。

在香港局势向好、反中乱港势力土崩瓦解之时,作为香港特首的林郑月娥没有麻痹懈怠,明晓方位方向,还有紧迫感和使命感。

或者说,当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在今年6月8日,第一次公开点破“香港的主要问题是政治问题”后,林郑月娥也有了此政治判断与觉悟,真正开始把握作为一个特首所应该面对和解决的主要问题,所应该确定和着眼的工作重心,真正找到了以何履职尽责、何以履职尽责的基础和“法门”。

 

在形势的发展变化中,香港中联办也需要与时俱进,也在与时俱进。

作为中央驻港第一派出机构,香港中联办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怎么看、怎么办的问题关系重大。

这方面,同样可以从12月4日香港特区政府主办的“国家宪法日”活动中,发现端倪。

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的致辞,体现了其一贯严谨的风格,着眼全国、立足香港,阐述宪法的地位、宪法的功能、宪法的要求,再次强调了“一国两制”实践在香港不能变样、不能走形的根本基础和保障。

这致辞表达的意思,是回到初心的初心,重申“一国两制”香港事业的坐标;是回到基础的基础,重申基本法和宪法的关系;也是回到法律的法律,重申香港国安法的地位和责任。

而关于香港最新形势,骆惠宁更给出了一个微妙却凸显良苦用心的判断。他说:

“几个月来,香港国安法威力初显,香港进入了由乱向治的关键时期。

了解国家政治话语表达体系的人明白,类似这样的判断,是大事。它关乎形势的判断,也关乎工作的评价;关乎认识的发展,也关乎任务的开展。

这句话大有内涵。

1.“进入”划定了“治”的新阶段,告别了“乱”的旧时期;

2.“向治”而不是“已治”,强调的是“转向”而不是“转折”:

3.“关键时期”突出紧迫性、机遇感,有使命催征的意味。

其中最核心的一个字便是“向”。

在这方面,各方面此前有不同说法。

得香港国安法之利,香港建制派开始扬眉吐气,言此为“由乱转治”;特区政府手脚被解放,行政主导得到加强,说此为“由乱到治”。两个方面,都从其在国安法后极大拓展的舞台和空间上尝到了“胜利”的滋味,相关表述相对较满。

而港澳办也有自己的表述。

11月17日,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在香港基本法颁布30周年法律高峰论坛上致辞说:“以香港国安法出台为标志,香港开启了由乱及治的新局面。”

国务院港澳办用“及”字,香港中联办用“向”字,都有深刻用意。

基于港澳办的职能定位,用“及”字是勾勒前景、强调目标方向;基于中联办的职能定位,用“向”字是认领任务、强调努力方向。

而两办要表达的无非是同一个意思:

1.解决香港问题,已经有了方向;

2.解决香港问题,离这方向还有距离;

3.解决香港问题,必须沿着这个方向一直干下去。

一个“及”字,凸显了港澳办的政治底气与信心;一个“向”字,凸显了中联办的政治理性与自觉。

单就骆惠宁来说,这体现了他的认识论,也体现了他希望香港和中联办应有的节奏感和行动力。

这便是宝贵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做好香港工作最需要的理念。

这正如靖海侯在《疫情之后,香港可能的另一面》一文中说的:

放弃政治上幼稚的“决战思维”,继续爬坡过坎、深耕细作,保持战略定力与耐心。

 

有了解决香港问题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香港在经历浩劫后,已经走在了谋求继续发展的路上。

拨乱反正的政治工作是当务之急,推动繁荣的经济工作也十分紧迫。

林郑月娥在新一份施政报告中,对此有考虑。她说:

“ 自我发表《2019年施政报告》以来,过去一年,香港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新冠疫情肆虐,加上因去年下半年社会动荡对商业活动的影响,本港经济急速下滑,失业率持续上升,各行各业大受打击。随着今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社会恢复稳定,但经济复苏的路看来仍是荆棘满途。”

对于香港经济发展,特别是在深圳GDP超越香港后,香港社会的压力陡然增大。而在内地漂亮打赢防疫攻坚战后,在香港疫情还在持续反复的今天,人们更是忧心忡忡。

很明显,要解决香港的经济问题,同时也为解决香港的政治问题腾出时间和空间,有效防范疫情,也已是香港的当务之急、林郑月娥的当务之急。

而在此问题上,香港社会包括林郑月娥似乎还是没有想明白。

她似乎在坚持什么,在具体管治事务上,还没有完成如政治认识一样的迭代进化。

最典型的,就是她对全民检测的态度。

 

香港疫情又在爆发中。7天来,确诊人数四度破百,全城又深染焦虑恐慌情绪。

很多人重又呼吁全民检测。

11月31日,林郑月娥在抗疫记者会上,再次表明了对全民检测的态度。这段话很长,却值得细读:

关于全民强制检测,它并不是一个应该做、不过暂时不做的选项,它似乎并不是一个切实可行和有成效、有科学根据的选项。我们的说法并不是说现时这情况再不能够遏制我便会推出全民强制检测,并不是这样。我希望大家都明白在什么时候做全民强制检测才有效,我都已形容过给大家知道。每一种病毒都有潜伏期,所以如果你要一个群组全部进行检测,譬如香港700多万人人口在一个时间要全部进行检测,把所有已经确诊感染或会感染的人全部识别出来,然后把他们隔离治疗,使社会上没有了这些传播者或传播链,它的做法是需要在一段相当短时间内,每一个人都要接受病毒检测,然后这人在其他人未做完之前不可以返回社区,否则的话会不断地再有感染机会 。在这段时间、这个地方正做百分之一百全民强制检测时,亦不应该让其他人进来,因为即使我们“外防输入”做到多准绳,怎样都会有一些走漏,因为潜伏期的问题,即使你把他关起14日,但原来去到第18日、20日,他都可能会感染其他人。在这种情况下,事实上我们觉得不会达致一个我们想看到的结果;但反之它会带来很多问题──在这么短时间怎样去动员组织、怎样去照顾一些被颁禁足令的市民在这一段被禁足期间的日常生活起居──尤其是今日已经进入一个这么严峻的疫情,我们有很多优先要做的事情,我并不觉得去做一个全民强制检测会帮我们遏制这疫情。我留意到社会有很多声音,甚至有些可能是医学界人士的声音,所以我们都很客观地在上周末,即两日前,与四位专家会面,再逐一去问他们。四位都一致告诉我,他们不支持、不赞成在香港做全民强制检测。

这段话是特区政府新闻处公布的版本。实际上,她那天说得话更多,有些话还让人不怎么舒服,包括内地同胞。

靖海侯当时曾总结过林郑月娥的观点:

林太30日的发言,已将对全民检测的态度和盘托出,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1.现在不会做;2.今后也不打算做;3.全面检测不科学、不必要、不现实。

这是很难让人接受的看法。

须知,9月8日,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习近平总结了5点抗疫精神,其中一点就是“尊重科学,对科学精神的尊崇和弘扬”。

而全民检测无疑是内地成功抗疫的一条经验。

也正因为如此,在林郑月娥实际上公开否定全民检测后,一些人质疑林郑月娥的政治敏锐性。

靖海侯以为,林郑月娥对全民检测的态度,可能就是她对全民检测的态度。她只是立足香港社会的传统规则和运作惯性,从技术性角度看待全民检测,大可不必小题大做,怀疑其对内地抗疫做法的评价,或以此怀疑其政治立场。或者说,在全民检测一事上,她又把自己变成了技术性官僚。

实行全民检测,香港有困难是一定的,困难在于:社区不能封闭,市民较重自由,缺乏集中动员和作系统性安排的能力。

然而,正如林郑月娥自己的思考角度,这仅是技术性问题。

或者说,我们反过来问,如果不要全民检测,香港能控制住疫情吗?

明显不能。要不然,一切能采取的措施都采取了,香港的疫情为什么还会反复?

有朋友说,林郑月娥态度的根源在于对香港仍然抱有的“独特性”的认识。即:强调香港的特殊性,认为香港的抗疫模式一定不会是内地那样,一定是独特的。

这是典型的路径依赖。这也是对抗疫科学性的重大误解。

很简单的道理,在治病救人一事上,制度从来不是拦路虎。

这是科学,且已经实践检验的科学。要做到“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有效管控人员进出,全面摸清病患现状,全民检测绕不过去。

正如香港不敢确立“病例清零”的目标一样,在全民检测上,香港的畏难情绪很重,却又坚持固有认识。如此下去,香港防控疫情之路,必然遥远漫长,香港经济复苏之路,必然遥远漫长。

试一试,又如何?

 

香港正在发生的变化是系统的,香港由乱向治、由乱及治,还需要更多系统的变化。

在要不要全民检测一事上暴露的“矛盾”与“分歧”,实际上暴露的是香港管治团队在具体管治理念和行动上,坐标系和参照系的问题。

要不要告别路径依赖,从“小政府、大社会”过渡到适度积极、主动作为状态;

要不要更新治理经验,在某些方面向内地学习借鉴,强弱项、补短板,博采众长;

要不要在加强政治训练、提高政治能力的同时,也提升自己抓改革、谋发展、搞建设的能力。

正视问题,首先是正视现实;正视自己,首先是正视不足。

把握住骆惠宁所说的“‘由乱向治’的关键时期”,需要香港理清稳定与繁荣的关系、安全与发展的关系,再主动一点,再谦虚一些,莫错失良机、因小失大。

这,需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在整肃政治局面的同时,也拿出魄力和勇气,刷新施政的局面。

这件事,还得主要靠特区自己。

靖海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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