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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与澳门相差一个战时政府

在抗疫期间,香港政府的反应在市民大众的角度看来,不单比中国内地逊色,甚至比与香港相邻的澳门也逊色。由疫情初期“抢口罩”,到抗疫十月开始要“抢疫苗”,在旁人眼内确实是给别人比下去。有人将问题归咎于领导者的问题,但我认为这纯粹是私人恩仇,将问题表面化。归根结底,这与西方大部份国家一样,文官系统确实无法应对新冠病毒的传播。


到今日为止,截击新冠病毒的最有效手段还是简单粗暴:隔离和检测。要完美操作这一套组合套,其实就是军事化管理的手段:极具纪律性,听从安排,服从指挥。简单一点来说,就是他律与自律兼备好。战场上,反应是需要即时的,因为战机转瞬即逝,今日的要求绝不能等到明天商议完才有回复。因此,一般文人并不适合打仗,而世上又没有多少个诸葛亮,因此文与武的分野是分得比较开的,因此有“居马上得之(天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一说。


说回应对疫情,其实香港与西方世界的都以文官系统应对疫情。文官系统的好处是思虑周全,但缺点决定过程较战争时期慢,在和平盛世需要解决社会内部纷争,确实更为合适;但面对新冠病毒这种既狡猾又隐蔽的对手,确实难以应付:因为社会不同诉求需要平衡,所以旷日需时,而且缺乏执行到底的能力和决心,因此西方世界面对病毒㿉败,唯独某些个例可以幸存,而幸存者也是较有决心执行防疫政策的国家,例如新西兰。


由于香港与内地的社会体制相差太远,因此比较抗疫能力是不公平的。不过,香港与澳门却有可比性,尤其是澳门政府的治理水平在去年还是被某份报章以“澳门政府,衰过清朝”来形容。撇开领导班子不述,其实澳门的抗疫成功,我认为还是有赖于澳门于2017年开始与阿里巴巴合作转型成智慧城市。根据阿里的公开资料表示,澳门政府在云计算、旅游、交通、医疗、人才培训及政务方面,均与阿里进行深入改造。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三年改造修练得来的内功,在对抗新冠一战完全显示出脱胎换骨。


例如在医疗方面,在两年前澳门政府已可以透过医疗大数据平台,将医疗数据标准化以便分析,包括就诊原因等,这已经有助于政府预判疫情;在政务方面,阿里的平台统一推广到药房及NGO,令他们在疫情初期,可以透过他们的基层网络,将政府的口罩库存可以在指定某段日期内,重复以成本价售予市民。


这一举措在当日令澳门一战成名,有人将这归功于领导班子,但我更认为市民可以看到网上实时在社区的销售点有多少存货,不单令市民安心,同时亦令政府资源可以有效调度,而收回成本的做法亦减轻政府“与民争利”的争议,亦令公帑运用更为得宜,而口罩分配的公平性更是为减少大量争议。


这些智慧城市的基建令抗疫的“他律”得以落实彻底,配合上市民的自律,抗疫当然成功。反观香港去年黑暴期间,黑衣人唯恐被人拍摄到面容,因此将九龙湾智慧灯柱锯断的情景仍然让人历历在目;即使今日问香港政府口罩有多少库存,恐怕明天也不能给你一个确实回复。在官民一致对大数据抗拒的今天,如果仍不能决心转营,香港与澳门向智慧城市转营的龟兔赛跑,其实最后结果,显然易见。

黄远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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