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黎智英判得越重,“一国两制”走得越远

戴着手铐,腰缠铁链,坐着囚车,被重警押解至法院审讯的黎智英,从“出场”的阵势看,便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重刑犯”。

人们这么看,也这么想。

尽管,有人为此手舞足蹈,有人为此捶胸捣足。

这个香港社会“标志性”的人物,就在十几天前,还让其追随的、豢养的、利用的一众反对派人士,哀鸣不已。

如黎明对黑暗的驱逐,大雨对野火的浇灭,站在另一边的他们,因为黎智英出场的这一幕,也“物伤其类”,开始散发出绝望的气息。

十几天后,12月23日,耶诞节前,“胜利”迂回了。

爱国爱港群众想要的结果没有如期而至,反对派好像又从绝望中被打捞出来。

黎智英申请保释成功。

那一天,他微笑着走出法庭,竖起拇指,向大批反对派人士做心形手势、送上飞吻。

情景移位,曾经手舞足蹈的捶胸顿足,曾经捶胸顿足的手舞足蹈。

黎智英成功地以1000万港元的代价,以不得离港、不准离家、不能与任何形式与外国政府官员会晤、不可接受任何访问和发表文章的代价,重新获得了“自由”,获得了与家人共度耶诞节的机会。

这一幕与腰缠铁链的那一幕,变化如此之快,让社会错乱,让法治迷离。

“重刑犯”得以保释,法官有法官的理由,市民有市民的理解。

主审法院李运腾的理由是明确的:相对苛刻的保释条件,无法逃匿的周密安排,能“锁”住尚在香港的黎智英。

而其批准黎智英可以保释的思想根源,更在于他认为这是香港普通法制度的固有设定,是合法且正常的。或者说,他认为批准保释是极其普遍的,不批准保释是极其特殊的,而他看不到不批准的特殊性。

在黎智英一案上,李运腾早前已经介入,早前否决过黎智英的离境申请。如今批准黎智英的保释申请,人们看不懂其行事逻辑了。

作为主审法官,其似乎前后矛盾的审判行为,并没有让法律更清晰。

人们会问:李运腾表达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仅仅是依法办事吗?

根据前特首梁振英的分析,苛刻的保释条件足以证明李运腾意识到黎智英案件的严重性,进而又足以说明其可以不批准黎智英保释申请的合理性。他反问:黎智英如果跑了,李运腾能承担责任吗?

李运腾明显有他用意很深的答案。

以下三点,不妨揣度之:

1.保释制度是香港普通法制度的一大特色,关乎香港法治精神的精髓;让黎智英保释更合乎香港法治价值,不让黎智英保释更可能伤害香港法治价值。此为“两害相权取其轻”之举。

2.高额的保释金,以及对黎智英言行居住无所不及的限制条件,可以有效消解黎智英保释的潜在风险,即传递了案件严重的讯息,又回应了反对派人士的攻讦。

3.认为黎智英不会跑。

李运腾将普通法所赋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玩出了新高度。

李运腾上下其手的“专业”,一如香港法院以往高深莫测、不容辩驳的审判行为一样,很难为市民所理解和认同。

当黎智英被批准保释后,“香港司法系统烂透了”的观点又开始在坊间传播。

人们会更想到终审法院前常任法官列显伦几天前的言论:“(香港)法庭将个人权利凌驾社会利益。”

而批准黎智英保释申请的负面影响或曰危害,已经即刻呈现:

1.于李运腾,人们或认为他是“黄丝法官”,关键时刻漏了底;

2.于香港司法,人们或认为改革势在必行,已经不改不行了;

3.于香港,人们或认为反中乱港问题“病根未除、土壤还在”;

4.于国安法,人们或认为纵然指定国安法官,也不能做到万无一失。

李运腾认为要“两害相权取其轻”,社会也认为要“两害相权取其轻”,但对利害之大小,各有其判断。

另一个关键乃至根本的方面是,国安法对嫌疑触犯国安法人员的保释问题,已然作出了规定。批准黎智英保释申请,已经损伤到国安法的权威性。

市民有更朴素的想法:黎智英有权利在家里“欢度圣诞”吗?

黎智英的所作所为,是公开且大胆的,是无需通过罗列便充斥市民耳目的。他在香港干了什么,到国外做了什么,一箩筐的事例自有一长串的印迹。修例风波中,正是他所扮演的角色,让香港陷入水火,让市民恐慌难安。如今,耶诞节来了,他也要回家欢度佳节了。

他配吗?

反对派在市民质疑李运腾批准黎智英保释申请一事上,以为又抓到了证据,认为这些爱国爱港群众总是“合意则取、不合意则不取”,又可曾想到他们为何如此?

长久以来,正义的力量被压制,鲜有透气机会;长期以来,反对派予取予夺,多少横行霸道;长年累月,香港乱象不止、黑白不分,市民从法院审判中竟也摸不到一根准绳。

国安法要“拨乱反正”,社会要“矫枉过正”,人们信奉“天道好轮回”。

今天,在香港正“由乱向治”的大格局中,市民期待大破大立的崭新气象、改天换地的整体面貌,“眼睛里容不得沙子”。

有种观点认为,批准黎智英保释,正彰显国安法后,香港仍然保有传统法治。

此观点,大谬。

1.黎智英案件肩负不起这种责任,其当事人作为黎智英特殊,作为反中乱港分子一点都不特殊;

2.为了保释而保释,有违法理,不合实情;

3.香港法治传统,不仅体现在国安法执行上,还体现在更多其他法律执行上;

4.保释是当事人一项受限定的权利,不批准保释,也是法官固有的一项权力。

正如梁振英的逻辑,保释的条件越苛刻,越说明不批准保释的理据越充足。

香港法官面对国安法,不少总有侥幸心理。

正如6月30日国安法公布施行后,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的声明,他们认为这会剥夺他们固有的权力。其后,他们其中不少人便以一个个具体的审判行为,与国安法博弈,用他们的自由裁量权,博取随意解释国安法、放大个人权利的空间。

而这样的法官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小聪明正“引火焚身”。

黎智英被批准保释后,法律学者马上指出,根据国安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案件涉及外国或者境外势力介入的复杂情况,香港特别行政区管辖确有困难的”,驻港国安公署可行使管辖权。

更多的案件移交内地,相信一定不是香港法官所期愿的。

早在今年8月初,黎智英被香港员警国安处拘捕时,靖海侯就曾写过一文《黎智英被捕,还会抓了放吗?》。其中提到:

保释了,不代表嫌疑人没有罪;不被保释,也不代表嫌疑人一定会被判刑。但保释确会带来社会影响,主要有四个方面:1.案情不严重;2.嫌疑人的犯罪事实不足;3.短时间内不会落案处理;4.嫌疑人不会再造成大的社会危害。

相信黎智英一案,正为此立下“标杆”。

黎智英被批准保释的最大危害,就在于此立下的“标杆”,将可能造成人们对案件的错判,造成反对派对反中乱港罪行的错判,造成香港社会对国安法惩治力的错判。

法律的意义,就在于“惩前毖后”四个字。

黎智英这“标杆”立错了,后果很严重。

保释已成定局。即便黎智英跑了,他所要接受的“终极审判”也跑不了。

放下保释一事,人们由此更关注案件的最终判决。

6月8日,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就国安立法讲解,他说:

如果“一国两制”与国家安全之间存在辩证关系的话,那么应该是:国家安全的底线愈牢,“一国两制”的空间愈大。

这话是说给香港社会听的,是说给香港反对派听的,也是说给香港法官听的。

这话是宏观的,也是具体的,是可以体现在每一宗国安法案件的处理上的。

这话是一种要求,是一种期待,也是一种警告。

底线就是底线,不会给人闪转腾挪的空间;法律就是法律,不会给人投机钻营的可能。

在这上面,不好抖机灵、做文章。

被批准保释的黎智英需要意识到这一点,批准保释的香港法官需要意识到这一点。并在此基础上,预见彼此均能可见的未来。

靖海侯

** 博客文章文责自负,不代表本公司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