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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对话录】第一集:偏颇的传媒,何去何从?

香港是一本难懂的书”,我们都在努力读懂她。在经历修例风波后,在国安法公布施行后,在香港正开始深度嬗变、选择历史走向的今天,我们的这一想法更为强烈。

 香港回归祖国23年, 这个城市变得更安定,还是越来越乱?答案已写在2019年的街头上,市民如野兽般走上街头狂吼,“装修”、“私了”、暴力与暴动,愤怒的民众每天汹涌而至。

 在国安法生效后的“后香港时代“,喝骂声停止了。暂时平静下来的香港是否已经解决了问题,还是暗流不止,将酝酿更大的社会危机?两地资深传媒人靖海侯和李敏妮携手开展一个全新的“传媒人香港对话系列”,尝试从五个核心问题 —— 传媒、教育、民生、管治、两地关系 —— 作理性和感性的分析,以两地人不同的视角剖解香港问题,在对问题的分析和感悟中把握香港问题的全貌,探寻解决问题的方法,探究香港究竟该何去何从。

 对话中,内地资深媒体人靖海侯说,“我们不致力于解决问题,更注重揭露问题或者呈现问题的全貌。”前南华早报记者和本地媒体创办人李敏妮说,对话的过程也是反思的过程,“由于我们今次的对话是真情剖白,那我便坦白了。”

 这是两地传媒人的对话,也是与香港的对话,与时代的对话。

我们,相信对话的价值和力量。

在国安法生效后的“后香港时代“,喝骂声停止了。暂时平静下来的香港是否已经解决了问题,还是暗流不止,将酝酿更大的社会危机?香港究竟该何去何从? 图片:Sky

在国安法生效后的“后香港时代“,喝骂声停止了。暂时平静下来的香港是否已经解决了问题,还是暗流不止,将酝酿更大的社会危机?香港究竟该何去何从? 图片: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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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人简介

靖海侯

内地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知名博主,公众号“靖海侯”在香港和内地均有广泛影响。

 

李敏妮 Sherry Lee

 

香港资深记者,曾任职有线电视、英文虎报及南华早报等,记者经历逾20年。2019年,开创网媒《透视报》,欲尽一己之力,重建香港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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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集:偏颇的传媒,何去何从?

 

传媒本应是无冕天使,负责传递真相,为民发声,关爱社会;但近年大部分香港的传媒却扮演了另一个角色,推动社会动乱,散播仇恨,成为洗脑机器。他们不需动刀动枪、不用汽油弹、砖头、雨遮,只用手上的笔和相机已经成功把香港变为战场!

2019年6月12日,香港金钟发发生暴力冲击事件,反对立法会原定于当天恢复二读《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大批黑衣人在政总外集结,包围立法会大楼一带道路,并冲击警方防线;正式为修例风波揭开序幕,事件亦成为“照妖镜”把香港传媒的问题反照出来。图片:冯瀚文/香港商报

2019年6月12日,香港金钟发发生暴力冲击事件,反对立法会原定于当天恢复二读《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大批黑衣人在政总外集结,包围立法会大楼一带道路,并冲击警方防线;正式为修例风波揭开序幕,事件亦成为“照妖镜”把香港传媒的问题反照出来。图片:冯瀚文/香港商报

1) 传媒在社会上的功用是什么?香港的传媒在报导2019年反修例的社运中,有否履行它的责任?他们的报导是否偏颇?

靖海侯:我们今天开始的对话,是传媒人之间的,也是两地人之间的。我们不免受到各自成长经历、知识体系、文化背景的影响,即便面对最简单的问题,也都会有认识和理解上的分歧。所以在我们对话前,我想不妨先确立一些基准,或者给我们的对话加一些限制。而我能想到的有三条:1.聚焦香港及她的问题;2.不作学术讨论,只做感性和理性的分析;3.不致力于解决问题,更注重揭露问题或者呈现问题的全貌。

李敏妮:您说得对,传媒始终是反映问题。作为传媒人,我们扮演透视问题、揭露真相的角色,这是我们的本分。反映问题后,从政者或社会将怎样走,要看他们了。

靖海侯:“透视”一词很准确。传媒于社会的功用,学术上的研究已经很多。但于今天的香港和香港的传媒,却可以看出其主要的方面。在“泛政治化”下,香港社会有多多元,社会便有多分裂;香港传媒所扮演的角色,无论是蓝是黄还是中立,都是一种“斗争的武器”,其实质目的就是解决社会分裂的问题,并志在将他们统一于自己的“一元”。得出这结论,当然并非源于我在内地所受到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恰恰相反,这结论是我来到香港后才有的清晰的认知。

可以说,我还没见到世界上还有其他这么一个地方,是利用“自由”彼此“开火”的,是陷入纷争甚至是“鼓励”纷争的。这种情况为香港传媒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土壤,也让香港传媒一直处在“春秋战国”的时代。(香港的)每个传媒,无论其政治立场如何,都在努力扩张其影响力,表达其控制欲,谁也没有表现出谦逊的一面。甚至可以说,今天香港传媒于社会的功用,就是提供了一个阵地,为香港社会多元化力量的较量开辟的战场。

李敏妮:传媒的功用是报导事实,揭露社会问题。传媒亦要监察当权者、监察社会,发现问题便要反映,作人民喉舌,代替弱势发声。传媒需要中肯,不偏不倚,这是正常的理解。可是现在由于政治的极度复杂性,传媒已今非昔比,想找一个良心媒体,真的寥寥可数,这不单止是香港的情况,在外国的媒体,甚至国际媒体,很多已经转变,不偏不倚的守则已经不被重视。

您很了解香港,赤裸裸的点出了核心问题,香港传媒已成为各方势力用来“斗争”的武器,战场不但发生在传统的传媒,更扩展到社交媒体。越来越多脸书专页自称“媒体”,但他们只是“扮演”传媒而已,内容除了转发新闻外,便是不停发文攻击一些人,文章当然没有跟随传媒守则,背后明显有政治目的。他们很多是来自黄营的(在2019年出现的很多是假媒体,报道目的是抹黑政府和员警,推动黑暴),亦有蓝营的。由于在公众心目中他们好像传媒,写出来的东西或多或少有公信力,这是非常危险的趋势。尽管这些“伪媒体”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认为攻击的对像是坏人,但他们有机会是错的,误导了公众,亦会成为坏榜样,鼓励没有实证的流言,这个问题我们要关注。

靖海侯:是的。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再看2019年修例风波中香港传媒的表现,就会有更清晰的判断。他们都履行了各自的责任,他们的报导都从他们以为的“客观”出发,但他们其实都在呈现新闻事实时,有选择、有重点、有意地放进了各自的价值观和政治观。如果严格于新闻真相,我会说他们无一不偏颇;而如果明白其一贯的政治取向,我会说他们又无一不“尽力”。我想说的是,这些传媒从来就没想过给市民呈现完整的新闻事实,相反,他们想的更多是推动社会运动按照他们想要的方向发展。

李敏妮:对此,我是有深刻感触的。2014年我是支持(非法)“占中”的,甚至走到金钟街头参加集会,与朋友在政府总部后面冰冷的地上睡了一晚,支持抗争,现在回想很可笑,这是因为我对中国的不认识,亦不明白香港的政治危机,只跟着大众的想法走。2019年6月和7月,修例风波引发的示威演变成每周的社会行动,像野兽抓到猎物咬著不放,那一刻,我开始醒了,看清这种所谓“公义”运动的真相。我发现推动着一场又一场暴力示威背后的庞大力量,竟然是传媒。他们在字里行间偏袒参与者并歌颂他们为“民主勇士”,无论他们怎样打伤打死持不同意见的市民,香港的传媒,包括电视台、电台、传统的“大报”、和新进的网媒,都选择性对其暴力视而不见,同时把警方执法时的“错失”无限放大。传媒以偏颇的报道为暴力分子巩固道德高地,合理化他们的行动,于是激发更多市民参与抗争,增加社会对政府、员警和内地的仇恨。传媒不忌讳地成为“洗脑机器”,加深社会仇恨,这是传媒应守的公义吗?这实在令我非常痛心和愤怒,并激发我在没有资源下成立《透视报》,希望重建中肯报道。

靖海侯:我看过你们的报导,清新、公道,很有可读性和启发性。

这是经典的一幕。2019年8月,观塘游行后冲突期间,有速龙小队警员在街角向激进示威者举枪,但记者的镜头只对准警察、而非暴徒,突显了香港传媒典型的偏颇问题。相片:网上

这是经典的一幕。2019年8月,观塘游行后冲突期间,有速龙小队警员在街角向激进示威者举枪,但记者的镜头只对准警察、而非暴徒,突显了香港传媒典型的偏颇问题。相片:网上

2) 香港的苹果日报在修例风波中的报道,带来什么影响?

靖海侯:苹果日报是香港传媒的典型,上面分析的这些特点,只会在它身上体现得更充分。修例风波中,其报导都是预置立场的,这方面只要看看它在每篇新闻报导面前加上的标签就能明白。其扮演的角色,是集聚反对势力和反对声音,放大反对势力和反对声音,制造更多的反对势力和反对声音。他们甚至刊登黑暴运动的海报,把自己作为反对运动的一员深度参与了。那个时候,与其说他们是一个媒体,还不如说他们就是其中一支力量,且是冲在最前面的力量。他们因黑暴起而亢奋,为黑暴宣传呐喊、保驾护航,利用在香港尚存的巨大影响力裹挟了无数市民进来。那个时候,看看他们的报导,任何人都不难发现苹果日报想要的就是香港更乱、暴力更多、局面更复杂。而如果当时没有苹果日报这样的媒体,黑暴未必如此倡狂,以为社会有多支持,特区政府未必如此被动,以为自己有多失败。但这些选择性的报导甚至是刻意的扭曲报导,又有多少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呢?!

李敏妮:在2019年之前的几年,我是苹果日报的忠实读者,每天追看他们的网上新闻,因为我以为我们的理念一样,是为“民主”奋斗。直至2019年6月修例风波爆发,看到苹果如何煽动暴力对抗,把暴力运动说成是“逆权运动”,以漂亮感动人心的标题,挑动无数热血的“香港人”走出来反抗,我就醒了,亦决定不再帮他们写文章(2018年中开始,我以自由撰稿人身份帮壹周刊写人物故事)。

由1995年创立以来,苹果日报以譁众取宠的图片,口语简单化的新闻报道,及后的“动新闻”,霸占本地市场,最后成为读者人数最多的报纸,至今“培养”了几代香港人。一代一代的香港人都感染了这媒体的病毒,认为:政府无能;北京邪恶,要以内地人取代香港人;大陆人随处大小便,暴发户可憎,优才要来抢我们的饭碗;自由无价,中国要夺走我们的自由,香港人要上街反抗!潜移默化,这就成为我们香港人普遍的思维,2019年的风波只是一个场景,让这些被苹果培植出来的“愤怒妒忌恐惧”爆发出来。以前我很生气有人形容苹果是毒果,现在我看到了我的无知。

靖海侯:您的亲身经历和深刻感触,是有说服力的。

靖海侯在对话中指出,苹果日报在修例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是集聚、放大、和制造反对势力和反对声音。“他们甚至刊登黑暴运动的海报,把自己作为反对运动的一员深度参与了。”图片:网上

靖海侯在对话中指出,苹果日报在修例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是集聚、放大、和制造反对势力和反对声音。“他们甚至刊登黑暴运动的海报,把自己作为反对运动的一员深度参与了。”图片:网上

3) 什么原因导致传媒在报道中变得偏颇?他们这种取态对社会有什么影响?

靖海侯:我在上面其实已经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要补充的是,媒体是市场主体,有经营需求,但在香港,因为资本的“野心”甚至来源的“不清不楚”,这些媒体并不以营利为主需求了。其背后的金主把他们变成了“武器”,以撩拨支持者情绪的方式刺痛建制者的神经,为了达到这一点,他们只有选择偏颇。当然,我们不否认这些媒体的从业者中,也有围观人群,也有属于自己的职业理想,但这样的个体在大的环境中,是不可能按照自己的节奏和准则工作的。他们或许是“斗牛士”,其实只是取悦“斗牛场”观众的演员,他们被所在媒体利用的成分远远大于他们利用媒体的成分

李敏妮:记者都是看苹果长大的,拥抱他们的“思想”,苹果成为传媒所崇拜“勇敢无惧”的偶像,加上苹果独大,编辑及记者每天一开始工作,就先看苹果有什么头版,然后跟进,新闻工作者怎能不受他们的报道牵着走?先不说2019年的风波背后有否外国、台湾的资助,有没有传媒是收了钱“工作”,大部分记者入行都怀着锄强扶弱的心志,拥抱“民主自由”为至高无上的价值观;同时由于长期的荼毒,包括来自苹果、不同传媒、香港记者协会、以及近年的网络KOL的影响,记者认为邪恶的一方是中国,要褫夺香港的自由,因此他们要为自由民主发声,终于爆发出2019年的偏颇传媒灾难。再者,本地记者很多是缺乏分析能力和世界观,加上在殖民地长大,不太认识中国历史,与中国没有感情,只看到长久以来香港及国际传媒对中国的负面报道,于是对中国有很多误解和仇恨,很自然报道便变得偏颇。

由于传媒扮演领导社会的角色,他们的偏颇报道对社会影响非常大,荼毒公众令他们憎恨政府和大陆,延续香港的动荡不安。受荼毒的不单是年轻人,就连一些平日不理政治只听收音机的阿公阿婆也变得反政府,把仇恨延续下去。

4) 香港的传媒好像离了轨,走歪了路,怎样才能扭转呢?

靖海侯香港传媒乱像是香港固有社会生态的恶果。媒体属性异化,政治属性恶化,均源于香港社会生态的失衡,他们只是香港黑暗森林中的一棵树而已。国安法后,林郑月娥强调要正本清源、要拨乱反正。林太的这一认知基本抓到了香港问题的病灶,也是我所认为的铲除香港传媒病根的法门。

李敏妮:最近,我们媒体有一个博客写了一篇文章《香港这本书真的难读吗?》,解通香港复杂的政治发展,我读了以为明白了,原来我还是不明白。香港的传媒在我1996年入行的时候比较简单,就算一窝蜂是恐中的,都是比较单一。今时今日的传媒,复杂到一个地步,我后来跟作者说“香港真是一本难读的书!”。政治的斗争引发很多畸形的现象,有些脸书媒体被说成是“阿爷”的,会久不久发放批斗式文章,蓝营的人一听到是“国家”的,便会俯伏,它写什么便都相信,还广传帖文,这些媒体背后金主是什么人,是帮香港还是害香港不得而知,你说复杂不复杂?

靖海侯:确实有这种现象,也不排除是“高级黑”或者“低级红”的问题。对于传媒职责,内地讲新闻舆论48字使命,其中两点便是“澄清谬误、明辨是非”。对香港来说,如果“一国”与“两制”关系都不清不楚,大是大非都立不起来,何谈明辨是非?!要解决香港传媒脱轨运行的问题,就必须搞好香港最基本的宪制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基本建设,从基本法到新闻自由,从行政立法司法关系到公务员宣誓、议员资格,从什么是公营机构到什么是教师操守,每一个基本概念都要重新厘清。香港一天对这些基本概念和常识没有正确认知,传媒就会无所适从甚至肆无忌惮,继续在原有路径上无所顾忌地肆意狂奔。所以解决香港传媒的问题,需在传媒之外解决。唯有此,才能把握治标治本之策

李敏妮:“香港国安法”真是灵丹妙药,在6月30日生效后,不单止反对派主要人物纷纷退出政坛,所有牛鬼蛇神的传媒立即收敛,昔日的意气风发不见了。例如周三警方拘捕了参与立法会初选,意图瘫痪特区政府而涉嫌违反国安法的53个揽炒派,在警方记者会上,记者们再没有以前的歇斯底里的“盘问”,语气乖乖的问问题,做好本分只为了解实情, 这就是从法治解决了问题。另外,我们也要从教育入手。学校要教中国历史、公民教育,重建年轻人对国民身份认同,也要加强基本法教育,尤其是阐明中央有监管香港的权力。这里确立起来,不可撼动了,记者才会心服口服,不会一见到中央介入香港的事务就拿起笔作刀枪。

5) 在改变传媒的过程中,政府有它的角色吗?政府可以做什么改变传媒呢?

靖海侯:香港回归23年,问题不断以至恶化,根本原因在于政治失序,并由此导致社会失范,传媒的问题亦因如此。失序与失范的责任,港府不可推卸,有些方面甚至难辞其咎。长期被被动作为,有限作为的理念自缚手脚,港府已错失了很多改革时机。

李敏妮:香港政府在传媒的问题上真的很被动。回归后,反对派与传媒合力起动反政府情绪,可是政府没有作任何行动改善情况,长期挨打,渐渐成为弱势政府。

靖海侯:港府施政当是全方面、全方位的,必然会涉及传媒,其角色天然有之。如前所述,解决香港传媒的问题,需要系统施治,再不能走“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老路子。要推动香港传媒的改变,我认为,至少要有几步:1.为政治立规矩,即确立并巩固香港的宪制秩序;2.为社会立规矩,即按基本法和香港法律重新确认市民应有的权利和义务、自由的空间与边界;3.为新闻立规矩,即对从业者的职业操守、新闻报导的规范要求、法律惩戒的制度体系予以健全完善;4.为传媒立规矩,即解决“传媒不能碰”的问题,能用法律手段确保其回归媒体属性、消除政治属性。

李敏妮您常常能够用宏观的角度,清晰地看到香港的问题,反而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仍然蒙在鼓里。政府真的需要为传媒行业立法,例如成立“假新闻法”、以及立法防止恶意的“起底”行为等。立法绝对不是干预新闻自由,反而能够提高传媒的质素,吸引人才,令整个行业健康发展起来。现在蓝营的人只会看亲建制的媒体,黄丝只看黄媒,因此大家只看到事实的一部分。各自归边的传媒只会令整个社会继续撕裂,由(非法)“占中”开始已经成为土壤,“栽培”了一些报导偏颇的黄蓝网媒,把传媒质素进一步拉低。长期下去,人们不会再信赖传媒,失去了公信力的传媒,又怎样发挥带领社会的作用呢?

靖海侯:在香港几年,我深深感到港府官员对传媒既敬畏尊重,又害怕提防。或者说,港府表现了太多的谦卑,且没有在管理传媒上表现出足够的担当,他们自己对于什么是新闻自由都尚存在认识上的误区。要改变传媒,港府需要展现魄力与行动,放下心结,敢于施政。

李敏妮:自由是有底线的,不是一句新闻自由,便能够凌驾一切道德,令传媒工作者站在道德高地。苹果日报常常揭露人家的私隐,但当人家揭露它旗下记者的私隐时,就要上“头版”被公审。种种传媒霸权之下,吓怕了政府官员,都不敢批评传媒。同意您说的,长痛不如短痛,政府应该立下决心,针对现在传媒的问题立法,杜绝传媒的不当行为。新闻工作者不可以用新闻自由作盾牌,遮蔽不道德的行为,政府要先搞清这个逻辑,才能够理直气壮行动。

靖海侯:对。一言以蔽之,港府首先要解决“怕”的问题,然后才有“治”的可能

图为2019年7月22日,林郑和众官员在记者会上被多名记者追问有关7月21日元朗袭击一事时,显得被动。靖海侯指出,面对传媒,港府首先要解决“怕”的问题,然后才有“治”的可能。图片:林宇翔/hket

图为2019年7月22日,林郑和众官员在记者会上被多名记者追问有关7月21日元朗袭击一事时,显得被动。靖海侯指出,面对传媒,港府首先要解决“怕”的问题,然后才有“治”的可能。图片:林宇翔/hket

6) 教育机构,包括大学新闻系,甚至市民,又有他们的责任吗?他们可以做什么去改变传媒?

靖海侯:传媒首先是一个平台,承载各方声音与观点,反映社情民情,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真正在传媒上“唱戏”的就是一个一个具体的“市民”,他们可以是大学教授,也可以贩夫走卒。但选择让谁“上台”、给什么人“排戏”,就凸显了传媒的“私心”。所以说,香港传媒的问题首先是传媒的问题,其次才是传媒人的问题,再其次才是市民和教育机构的问题。市民和教育机构当然对传媒乱象有责任,因为正是他们为这些传媒乱象提供了素材和论据,提供了失范的基础和空间。或者说,在传媒问题上,毫不客气的说,大家都是“帮凶”。

李敏妮:“帮凶”这词形容得非常贴切,有些大学新闻系更是播毒的源头。举个例子,一个前记者朋友是某大学新闻系的讲师,她很欣赏那些示威青年、认为要用暴力才能令中央改变对香港的政策、自己也参加“be water”游行、又支持“港独”,我听到心寒。她的学系的其他讲师,包括一名前壹周刊记者,更加鼓励学生到示威现场做采访,结果我听说有两名学生参与暴动,被警方拘捕。有这样的老师,会出什么样的学生?

靖海侯:所以问题是系统的。香港传媒的改变,需要传媒自己觉悟,需要港府给传媒确立规矩,同样需要在传媒里扮演“主角”和“配角”的市民提高警惕并作出改变。在这方面,我想大概有三个基本的方面:1.是否在太情绪化的情况下表达了不理性的意见;2.是否基于足够的知识和信息才得出相应的判断;3.是否只为自己负责。

李敏妮:我在想传媒有没有这个智慧去觉悟?我认为中学应该开始公民教育科,里面加入一些传媒教育,培养学生要有批判思考阅读媒体内容、提高他们对假新闻的意识、认识什么是偏颇的报道等,令他们阅读传媒报道时更小心,不容易被洗脑。当这种偏颇传媒发现他们的产品没有市场后,会成为一个诱因令他们走回正轨。 

靖海侯:就是要增强读者的“免疫力”。在苹果日报这样的媒体报导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与新闻主角存在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甚至是有意利用和甘愿被利用的关系。而当二者有共同且不纯的动机,新闻事实一定是片面的,新闻真相是一定会扭曲的。长此下去,这样的媒体不会有形成真正的公信力,更不会得到市民真正的尊重。所以我们看到,香港社会每年对传媒进行评比时,苹果日报一般都排在后面。苹果日报需要认识到,其所谓影响力并没有给自己带来美誉;相反,其影响力在建立“审丑”的基础上的,在其新闻剧本里,是恶人、反派当道而非“正义联盟”

靖海侯:市民需要想想,真的愿意在这样的剧本里扮演角色吗?不想“做个好人”吗?

李敏妮:其实现在最恐怖的是,有很多憎恨假新闻的网民,自己也很容易相信网上没有事实根据而且不持平的流言,然后把此等讯息广传,没有做到公民责任。市民有责任做一个“好人”,而不是让自己的人生给低劣的传媒摆布,成为他们的“木偶”。 

李敏妮认为中学应该加入传媒教育,培养学生对假新闻的意识,认识什么是偏颇的报道等,令他们阅读传媒报道时更小心,不容易被洗脑。图片:网上

李敏妮认为中学应该加入传媒教育,培养学生对假新闻的意识,认识什么是偏颇的报道等,令他们阅读传媒报道时更小心,不容易被洗脑。图片:网上

7)为何传媒的客观性那么重要?传媒的报道怎样才可以做到中立?中立的报道又能否透视社会真相?真相重要还是中立重要?

靖海侯:信息不对称是普遍的,传媒也不可能完全消除信息不对称,我们首先要承认任何传媒的客观性都有局限。一个传媒是好是坏,关键在于他是否追求最大可能的客观性,减少新闻报导与事实的偏差。传媒的客观性所以重要,是因为传媒以此塑造风气,市民以此评价传媒。这就好像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是黄是蓝,都不愿意被人欺骗和误导一样,市民对传媒的客观性要求,也一样是超越政治立场的。

靖海侯:报导中立的问题,是个伪命题。我其实认为传媒就不可能做到中立,也不会选择中立。得出这判断,还是因为任何新闻报导都有选择性,而选择这个不选择那个,就已体现了站位、好恶和主观倾向,包括明报、信报等。

李敏妮:由于我们今次的对话是真情剖白,那我便坦白了。说到这个偏颇话题,我要承认我在南华早报工作的时候,也是有选择地放进自己的价值观在文章中,意图影响读者跟随我的想法。现在回想,感到非常惭愧。为何传媒的客观性那么重要,这是由于记者的想法有机会是错的。在我身上,有不少例子是多年后才发现当初的报道方向和所表达的价值观是错的,但已经误导了公众。

有关传媒需要中立的问题,我自己思考了很久,得出和你相似的结论。传媒不能够完全中立neutral,否则文章讯息只会模棱两可,读者得不到清楚的分析。但是如不中立,我们又会返回原地,记者可以选择性地报导,从而操控读者的思维。曾经有人说过一句说话:记者是自己最好的监管者,代表其实没有人监管我们,是我们自己监管自己;而所用的原则,你说的对,不是中立,而是中肯,意指公平、公道。记者报导的时候,应该常常抚心自问:我们是否客观(objective),有否做到中肯的报道?

靖海侯:我理解你说的中立问题其实是“平衡”问题,既有举证也有反证,呈现一个维度也呈现另一个相反的维度,且两者的比例、体量是合理的而不是失衡的。这种平衡当然不好驾驭,因为它并不是简单的1+1的问题。比如香港的政治光谱分布,我们可以说是6:4,也可以说是7:3,如果传媒能做到报导上的平衡,也应当是6:4或7:3的论据分布。但在香港,无疑,无论是黄媒还是蓝媒,都没有做到这一点。而在苹果日报上,这一不同论据的比例,往往都是9:1了。

李敏妮:和您对话很有意思,一边对话一边反思,中肯其实就是平衡(balanced reporting)。一个媒体在处理不同版面的时候也可以用不同方法做到中肯平衡的报道,例如在报导新闻时,需要收集不同人士,包括正反两方,的意见(无论好与坏的意见),才能激发读者思考,让他们对事件作出公平的判断。至于评论性质的文章,作者,无论是记者本身或是外来的评论员,应该考虑各方意见从而作出中肯的评述。若编辑收到一篇看似不平衡的文章,有两种做法,一是跟作者商量作出修改,二是直接刊登,只要作者不是煽动不道德的行为便可,因为读者可以了解作者的真正看法,论点公平与否自有公论。

靖海侯香港市民对一些所谓“中立媒体”的定位,多有一厢情愿的成分。明报是中立的吗?信报是中立的吗?我看都不是,这在修例风波中体现得很充分。明报是反暴力的,却是一直否定港府的,其实质影响就是让人觉得暴力可以理解,港府决策才是病根。而信报的林行止在专栏文章中直接发出“暴力有利于GDP增长”观点,所谓中立更无从谈起了。可以说,“中立媒体”本质上都是“明中实右”这里我不展开论述了,大家只要看看每次香港社会发生重大争议时他们的社评文章,就不难得出这结论。

李敏妮:完全同意。在2015年成立的香港01,标榜自己为一个“倡议型媒体”,口号是“是时候改变了”,给大众的感觉是一个中立的媒体。它中立吗?2019年的修例风波是一块照妖镜,明明是黑衣人在现场,01记者帮手假称他们为“街坊”、“市民”,例如说“街坊”不满员警执法,“市民”指骂警方,意图令读者感觉黑衣人得到民意支持,抹黑员警执法。很少见到01的报道指出黑衣人袭击途人,对黑衣人隐恶扬善。2019年8月左右,01出了一篇社论,指责黑衣人的暴力,承认自己报道的不足,我当时以为他们忏悔了,怎知偏颇报导照出。为何会这样?很多人相信,一就是媒体不是真心反暴力,一就是管理层不能阻止记者的取态,但编辑怎会不能要求记者更改稿件,或训示他们不可偏颇?所以我认为前者的可能性比较大。在2020年,01多了一些中肯的报导,尤其在国安法推出后更为明显,但都是时黄时蓝,反映这媒体是机会主义者,见到反对派没落,便转軚了。有黄有蓝,还不是中肯?当然不是!这种模棱两可的报导方式只会令读者思考混乱,中肯不是以此方法达到的,而是整份报纸应该中肯。

靖海侯:香港01 的例子很典型。这方面有一个残酷的事实是,市民想要的真相和媒体想要的真相并非一个概念,前者是纯粹的,后者是不纯粹的。后者以选择性报导、社评或者刊发各自喜爱的评论员文章的方式,无时无刻不在传达自己的政治理念和社会主张。传递真相不是他们的目的,传递影响力才是他们所追求的。所以我才一直重申,在香港,压根就没有“中立媒体”

李敏妮您所说的非常真实,我的心也跳了出来,我也曾经反问自己,究竟我有否以媒体传递自己的政治理念,害怕不自觉地堕入陷阱。现在想,我可以做到的就是尽量避免。我常常会自省,积极避免我的媒体被标签为黄或蓝。可是在香港,不是黄的、不支持示威的、不反中的,便会被标签为蓝报,这就是香港办报人的无奈。标签对一个媒体的发展是危险的,如媒体只能吸引一种颜色的人阅读,怎能带领社会向前行?办报还有什么意思?

说到真相,真相可能涉及一方是错另一方是对,报道的时候又怎能中立呢?若中立,又如何表达真相呢?其实传媒真的不能做到中立,只要中肯便可。传媒要以中肯的心去判断事物,才能找到真相,中肯与真相是并行的

靖海侯:很有意思的分析。

靖海侯指明报是反暴力的,却是一直否定港府的,让人觉得暴力可以理解,港府决策才是病根...““中立媒体”本质上都是“明中实右”。”图片:网上

靖海侯指明报是反暴力的,却是一直否定港府的,让人觉得暴力可以理解,港府决策才是病根...““中立媒体”本质上都是“明中实右”。”图片:网上

8)一个媒体本身应否有自己对某些议题的立场?例如支持同性恋和性工作、公民抗命、民主、支持政府及中央政府等。如社会上的事件或人物违反这些信念,在报导的时候应该怎样处理才可以做到中立?如果决定按照传媒的既定立场对一些议题发声,又怎能做到中立呢?

靖海侯:传媒不中立是必然的,也是无可厚非的。所以这么说,只因为香港传媒很发达,存在各种各样的传媒,是他们在集体塑造新闻的真相。如果市民只看一种传媒,那他一定有偏见,且会得出更具偏见的结论;而如果市民选择看不同的传媒,他就会评估真相在不同的传媒的分布,得出的结论也一定更为理性。传媒有立场、有态度不可怕,可怕的是传媒缺乏善意,刻意制造对立。

李敏妮:我认为传媒可以对某些议题有立场,但这些立场不是跟随社会风气的,而是按著道德标准,亦绝不能违法达义。传媒是带领社会的,是社会的榜样,若传媒鼓吹违法,这个世界会变成怎样?例如香港的传媒大多支持同性婚姻和反性倾向歧视立法,认为是民主的象征,这就是跟大队,没有独立思考的结果。又例如很多香港媒体会支持民主,但是如果民主要用暴力争取,传媒怎能盲目支持这种立场呢?有立场不代表不中肯,只要立场是合乎道德便可。如社会上的事件或人物违反媒体的信念,该传媒可以放胆报导,若你的立场是光明正大的,中肯的,又何须惧怕呢?

靖海侯:传媒应当对所有议题进行开放,但应当是有限度的开放,这限度就是指我上面提到的规矩。你当然可以反对特区政府,但反对的当是其一项政策、某一个问题,而不能上升到推翻政府的层面。果然如此,那传媒就不是传媒,而是暴动者的一员了。遗憾的是,港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以为传媒就是传媒;而这些传媒明知道这一点,却回避这一点,一直做出暗度陈仓的行为。所以,我之前在靖海侯博客文章中提出,香港不少传媒体其实是政团,或者是政团的影子

靖海侯:但传媒的履职动作和政团的履职动作当是不同的,很简单,管理要求不同。传媒可以批评政府,也可以按照既定立场发声,但传媒深度介入政治运动,如在修例风波中刊发黑衣人海报,就是越界之举了。传媒所应有的规范的报导,应是“是其是,非其非”,可以有所偏颇,但不能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或者说,传媒应该首先给出事实,再给出态度和立场

李敏妮:您对传媒有很深刻的认识,是很有力而新鲜的看法,也冲击我的思考,而且您非常坦率,跟传媒学院老师所教的不同,但却很真实:传媒只要不黑白颠倒已经合格了。问题是我们认为黑的,他们认为白,大家的价值观不同,判断是非便不同了。我认为最终应该返回初心,问问自己支持的会否带来一个和平有爱的社会?争取过程和手法又是否基于爱与和平?是的,放胆去做吧!否则传媒要闭嘴。

一个媒体本身应否有自己对某些议题的立场?靖海侯认为,“传媒有立场、有态度不可怕,可怕的是传媒缺乏善意,刻意制造对立”图片:BBC

一个媒体本身应否有自己对某些议题的立场?靖海侯认为,“传媒有立场、有态度不可怕,可怕的是传媒缺乏善意,刻意制造对立”图片:BBC

9) 近年,有所谓advocacy journalism(倡导新闻学),这种新闻机构或记者认为为了社会公义,他们可以采用非客观的报道手法。香港有些媒体明显就是采用这种手法。你认为这种新闻学观念对不对?对香港有什么影响?

靖海侯:2018年,内地指出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使命任务,即: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香港不会有这样的指引。但内地这样的指引的积极作用,却是香港应该重视的。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香港社会戾气太盛、内耗太多、撕裂太重,发展到今天“泛政治化”后,更直接致使社会缺乏共识、无法同行,导致港府什么事也做不了、做不好。这样好吗?我觉得不好。

李敏妮这真是一言惊醒,香港的传媒在不知不觉下变成了“泛政治化”。近年,我越来越欣赏国内一些传媒,他们非常专业,见到内地英文电视台CGTN记者刘欣到香港报导修例风波,她不但勇闯暴力现场,这是不简单的,因为大家见过香港的黑衣人如何在机场虐打国内记者,以及在街头殴打说普通话人士;还访问了一位年轻参与者,谈到他为何参加,报导没有严厉的批判,只把事实报导出来,非常持平写实,在香港很久没有见过这样的报道。 

靖海侯:没有人不追求社会公义,没有地方拒绝社会公义。但社会公义不能成为自己理解的公义,甚至把个人的私心私念套用为社会公义。香港一些传媒就常常用这种伎俩。他们攻击内地的宣传工作,自己却无时无刻不在做宣传工作。相比内地,他们报导的情绪化色彩更重。不同的是,内地传媒志在传递正能量、增强社会向心力,香港传媒意在传递负能量、加大社会离心力。孰好孰坏,一目了然。

李敏妮:有一次,一位做自由撰稿人的记者朋友与我争论传媒应否客观,她不同意传媒必须客观,说现在有所谓advocacy journalism(倡导新闻学),我立即反驳,非客观的报导手法已经不对,同时倡导传媒已经不是传媒,更像政治团体。他们把社会公义凌驾在传媒操守上,但这个公义是任由他们演绎的,是否真正的公义实在存疑!举例说,他们可以说争取香港的普选是社会公义,但香港现时的政治环境是否真的适合普选?若传媒以偏颇的倡导新闻手法争取普选,会否激起仇恨,引起社会乱局?这过程是公义吗?争取公义变成违反公义是非常荒谬的。

在社交媒体当道的今天,比倡导新闻学更极端的“激进主义”(activism)的报导形式越来越普遍,而这些报道都是极度偏颇的,只报导事情的一面,目的是说服读者作者认为是真确的事实,希望带来改变,写作的人被形容为“激进主义者”。有人认为真正新闻学是属于激进主义,因为都是希望为社会带来转变,但我不同意。若我们接受激进主义的报道,任何人都可以操控读者,这是非常危险的趋势。

靖海侯:“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传媒是构建社会环境的重要一环。我们都可以想想,市民是愿意每天活在嘈杂的环境中,还是愿意每天活在清新的环境中,是愿意每天得到激励,还是愿意每天接触烦恼。我看苹果日报在报导自杀新闻的时候,也会在文章后面附上心理热线电话。这说明他们不是不懂得这一道理。苹果日报所以选择在政治报导上走偏执路线,正说明其想要的就是撕裂与内耗,就是香港保持不稳定状态。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政治和社会负能量的代言人。

李敏妮:香港有颇多这些所谓倡导性媒体,包括立场新闻、独立媒体、众新闻、苹果日报当然是表表者。他们自命品德高尚,实是“假清高”。好的传媒是“俗世中的清泉”,他们却是“污水”,令香港混浊

靖海侯:您说的这些传媒,我们或许换一个词称呼他们:煽动性传媒。“宣导”二字于他们,“过奖”了。

活跃在社交媒体的“激进主义”(activism)的报导形式越来越普遍,而这些报道都只报导事情的一面,目的是说服读者作者认为是真确的事实,写作的人被形容为“激进主义者”。图片:网上

活跃在社交媒体的“激进主义”(activism)的报导形式越来越普遍,而这些报道都只报导事情的一面,目的是说服读者作者认为是真确的事实,写作的人被形容为“激进主义者”。图片:网上

10)香港电台是公营电台,但在过去一年多被市民评击报道极度偏颇,有意无意推动反政府意识,包括他们的时事节目以及新闻报道,政府应该如何处理香港电台的问题?应否取消港台的牌照?

靖海侯:我是经历了整个修例风波,也曾到过大部分暴力运动现场。其间,香港电台对修例风波的报导,难言客观。那个时候,毫不客气的说,香港电台跟苹果日报一样,都成为黑衣人的喉舌了。我几次看到黑衣人见到香港电台的记者,都表现出各种亲切,而看到TVB则一脸怒气。作为公营电台,政府出粮的公营机构,这可以说是“滑天下之大稽”了。

香港电台的问题,不少香港朋友说是“政府养了一条狗咬自己”。而在我看来,香港电台缺乏最基本的职业道德,他们连苹果日报都不如。苹果日报尚且忠诚于自己的金主黎智英,而香港电台则属“卖主求荣”。或许有人说,这更突显香港电台的专业和操守,其逻辑是坚持了新闻自由和编辑自主。但我们要看真相,看修例风波中香港电台是否做到了报导上的平衡,是否对暴力和反暴力的声音都有客观的传达。明显不是。香港电台的记者能和黑衣暴徒“勾肩搭背”已经说明了一切。他们既不专业也不高尚,他们报导的不是新闻事实,而是在散布暴力的种子。

李敏妮:很好的观察!问题正是港台没有做到客观报道。人们普遍认为官方媒体质素一定很高,观点一定是对,但港台的记者刚刚相反。港台记者利君雅在记者会对特首林郑的追击式提问有关元朗721袭击事件的视频——重复说“寻晚你瞓唔瞓得着?”,当晚在网络疯传,黄丝朋友拍烂手掌称赞记者勇敢,我直指其非。俗语说:学好三年,学坏三天,随后会上一位记者行家问林太:“很多市民问你几时死?” 记者会后,利君雅成为传媒女神,是其他记者仿效对象,带动香港记者目中无人,政府更处于弱势。

靖海侯:港府放纵港台太久了。国安法后,港府虽然已经开始对香港电台的整顿,但力度太小,行动亦迟缓。港府要有“我的地盘我做主”的底气。既然香港电台处长是公务员,那就按公务员规矩之;既然香港电台经费是财政拨款,那就以财政拨款施加影响。反对特区政府的传媒够多了,不缺香港电台一个。港府应该明确香港电台就是自己的宣传工具,其角色就是推动港府的施政。这方面,完全没必要扭扭捏捏。

李敏妮:香港电台须遵照《香港电台约章》运作,包括提供“准确而持平”的新闻报导及分析,可是港台一直以政治立场先行,作出偏颇甚至不实报道。约章亦规定港台需增加市民对“一国两制”的认识,培养市民对公民及国民身份的认同感,但港台多次抹黑中国,心目中根本没有一国,何来帮助市民明白一国两制?港台明显违反约章,但政府一直没有监管港台,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也只是间中批评一下,但每次港台员工都会用“编辑自主”做挡箭牌,反骂政府干预港台新闻自由,最后事件都是不了了之。其实政府有两种做法,一是理直气壮指出港台违反约章,须全面改革,一是勇敢面对舆论,干脆取消其牌照。

靖海侯:放任香港电台按惯性发展,只会固化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状况,让以后新加入香港电台的人也天然反政府,凝固香港电台反政府的文化风气。港府应当矫正这一局面、制止这一趋势。问问黎智英,他愿意让大公报的记者按照大公报的方式在苹果日报上写文章吗?至少我没看到过

活跃在社交媒体的“激进主义”(activism)的报导形式越来越普遍,而这些报道都只报导事情的一面,目的是说服读者作者认为是真确的事实,写作的人被形容为“激进主义者”。图片:网上

活跃在社交媒体的“激进主义”(activism)的报导形式越来越普遍,而这些报道都只报导事情的一面,目的是说服读者作者认为是真确的事实,写作的人被形容为“激进主义者”。图片:网上

李敏妮说:“港台记者利君雅在记者会对特首林郑的追击式提问有关元朗721事件的视频——重复说“寻晚你瞓唔瞓得着?”,当晚在网络疯传,黄丝朋友拍烂手掌称赞记者勇敢,我直指其非。”图片:网上

11)整体上,香港传媒欠缺了什么?本地传媒的报道是否普遍负面,很少正面的新闻和故事?传媒应否这样?

靖海侯:香港传媒欠缺的是理性,是对政治现实和政治规矩的准确把握。如果香港今天已经烂透了,官员腐败、民不聊生,我们会鼓励传媒站出来发声。但客观看待香港回归后的23年,事实并非如此。市民所享有的自由,城市发展的现状,总体上都胜过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而香港能走到今天,正是由于其稳定了很久,且有国家作为坚实的后盾。现在,一些传媒要打掉这基础,要怂恿市民抛离这后盾,这不是要香港自我毁灭吗?难道真有人天真地认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可以闭关自守?

李敏妮:非常同意您说的,香港媒体的报道缺乏理性,而且非常执著,他们想香港变成心目中的乌托邦,可是这个乌托邦是大众喜欢的吗?是否只是空中之城,不切实际?大约两年前,刚才提到的记者朋友说要开设一个网台,报导“港独”的议题,当然缺乏组织能力的她没有做到。我对她说,“港独”是没有可能的,虽然她知道不可能,但她说为何讨论也不可以,指中文大学禁止学生在民主墙张贴“港独”标语的事,这反映了记者如何缺乏理性。

另外,香港的传媒很喜欢报导负面的消息,每天都是坏消息,这个世界没有美好的事发生吗?为何不可以报导多一点正面的故事?仿佛记者必定要找出“问题”来报导。揭露社会问题当然是记者的责任,但传媒也可以报导激励性的故事增加社会的正能量,例如一个外国人作了一首歌鼓励香港,为何这不被报导?一个摄影师拍了一辑图片,表达香港在黑暗中仍然发亮,也可以是新闻。

靖海侯:传媒报导负面新闻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出发点。如果报导的动机在于制造更大的问题,触发更多的负面,这种报导便是对社会责任的践踏。港府如果做得不好,那就指出不好的是什么,而不是要打倒港府。报导负面的目的,只有是为了让市民关注正面,且推动社会齐心协力走向正面,那才是负面报导的价值。

而且,香港一些传媒在报导上太宏观了,完全不顾政治现实,总是可以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到政治体制上。这是传媒无知无能的表现。他们太高估自己了。香港传媒不妨具象一点,远离政治、接近政策,远离斗争、关切民生。治国平天下的事,不是他们所能担负的。

李敏妮:同意,香港传媒似乎把自己的范围收得越来越窄,每天只有政治新闻、政治评论、和娱乐新闻,只有少数媒体有民生故事。但是,人的生活真的只有这几方面?为何不可以有历史版面?为何没有开设版面讨论香港管治及政策?传媒这样只会局限了香港人的眼界,长久下去,读者只会变得肤浅,人口质素持续低落,影响香港的长远发展。

对话到了差不多尾声时,靖海侯说:“香港能走到今天,正是由于其稳定了很久,且有国家作为坚实的后盾。现在,一些传媒要打掉这基础,要怂恿市民抛离这后盾,这不是要香港自我毁灭吗?”图为2019年10月13日,一名香港人站在狮子山上。图片:网上

对话到了差不多尾声时,靖海侯说:“香港能走到今天,正是由于其稳定了很久,且有国家作为坚实的后盾。现在,一些传媒要打掉这基础,要怂恿市民抛离这后盾,这不是要香港自我毁灭吗?”图为2019年10月13日,一名香港人站在狮子山上。图片:网上

12)你有没有信心,香港的传媒可以重回正轨?

靖海侯:我对香港传媒的期待其实很低微,只要做到守本分而已。也就是我前面说的,强媒体属性、去政治属性,不要具体参与社会运动。

能不能重回正轨,不在于香港传媒自己,关键还是看港府有无担当。香港传媒是生态问题,其自身已经失去了调整适应的能力。实现其净化,需要外力推动,甚至是矫枉过正。而目前港府要做的,就是厘清香港方方面面的一些基本概念,确立社会讨论的基准。在此之上,香港传媒即便是只报导负面新闻,也不会离题太远。

李敏妮:您说“我对香港传媒的期待其实很低微”,您真的很坦白敢言!2019年的动乱是一件令人愤慨的事,却把传媒的偏颇突显出来,让大众关注黑媒黄媒的问题。种种问题反映了香港的传媒缺乏批判思考,忘记了传媒应该帮助社会的初心,以及需要持平报道的道德操守。要扭转这个局势,政府必须从规管着手,同时改善公众教育,让他们认识传媒的议题,提升读者的独立思维,提供土壤让传媒改变,带社会走向正面思维。我对香港传媒重回正轨是有一点信心的,但这可能是天真的想法,只是我一厢情愿,现在唯有拭目以待,hope for the best.

 本集对话,完。

靖海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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