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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国安法的执行尺度

国安法,正在香港落地生根——

以施行的速度和力度,以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以实践的气势和态势,也以塑造的形势和趋势。

1月6日,凌晨,香港警方国安处组织千余名警员出击。不多时,戴耀廷等55人被捕。这些于2020年7月前后非法策划参与香港立法会“初选”的反对派人物,终于等到了国安处敲门的一刻。

事发“突然”,引全港及国际社会瞩目。

人们看到:1.被捕的有“港独”分子,也有传统的“民主派”人士;2.被捕的有前立法会议员,也有现任区议会议员;3.被捕的有香港本地政客,也有美籍律师;4.被捕的有“生面孔”,也有已经在囚的黄之锋。

人们发现:1.这是国安法实施后最大规模的拘捕行动;2.这是香港回归后对所谓“初选”从未有过的执法动作;3.这是香港反对派行动的又一次全面溃败。

这一次警方的行动,在预料之内又在意料之外,进一步证实了香港拨乱反正的决心、新的时代的降临,政治秩序、法律秩序和社会秩序在大破大立中开始重建。

国安法利剑出鞘,威力彰显。反中乱港势力,在国家展示真正的力量后,或解散,或溃逃,或被清理和整治,亦显现其虚浮、脆弱甚或不堪一击的一面。

但对于国安法出台后的法律实践,香港社会包括内地也存在两种不同的评价和期待。

一种认为,实践走得太猛、太快,大范围搜查、大规模拘捕将制造社会的焦虑、惶恐情绪,催生新的潜在的“逆反心理”,于社会政治基础的重建不利,且于“一国两制”事业的观感不好。

一种认为,实践走得太慢、太轻柔,驻港国安公署至今没有行使管辖权,导致如黎智英之流还有保释的可乘之机,没有全面呈现这部全国性法律的真正威力,可能会影响香港拨乱反正的速度,给反对派以幻想和继续兴风作浪的空间。

两种观点客观存在,均有其“市场”,相互激荡与碰撞下,让香港社会有许多疑问:

1.国安法的执行尺度问题。

2.香港反对派的生存发展问题。

3.香港自由社会的前途命运问题。

无疑,这些问题都是香港的“时代之问”。

这些问题,不厘清不足以理解国安法,不辨明不足以理明政治秩序,不搞清楚不足以理顺“一国”与“两制”的关系。

6日的拘捕行动,将香港反对派头面人物几乎“一网打尽”,国安法的社会影响彻底释放。

建制派欢欣鼓舞,反对派哀鸣不已,市民大众则不少是“心中有数、脚下踯躅”。

代表不同利益,身处不同位置,民情自然是多元的。但由于香港媒体生态仍为反对派所掌控,有主要的舆论导向能力,社会讨论的话题和风向就相对一面的呈现出来。

比如:他们说这是在“寒蝉效应”;比如:他们说这是要把“反对派”一网打尽;又比如:他们说国安法无所不及。

从声援因非法“初选”被拘捕的55人,到谰言可能还会拘捕因参与非法“初选”的所谓60万投票市民,带节奏的人刻意在向社会传达一种“信号”:国安法,尺度可大可小、可松可紧;国安法下,已经人人自危,必然人人自危。

因为法律体系的不同,客观而言,虽然全国人大在制定国安法时尽量考虑了香港本地的法律语言习惯,但香港社会在理解它时,仍不免有诸多盲区和误区。

国安法的尺度在哪里?

说明这一点,其实只有两个字:依法。并由此,我们完全可以厘清这一问题。

1.导向上,能用则用。

即:国安法不能只有表面的威慑力,还当有实际的执行力,凡是可能触犯国安法的,都应当用国安法来审视。国安法不能只是像汇丰银行一样摆在门口的铁狮子,它一定不能静置,一定不能备用,一定是要365天24小时保持警觉和战斗状态的。

据此原则:a,对相关违法行为,保持与国安法的对照;b,对相关违法行为,争取国安法的积极介入;c,对相关违法行为,主动考量国安法落地的可能。

2.实践中,应用尽用。

即:国安法应严格执行,在可以运用时不能因事而异;应全面执行,在可以运用时不能因人而异;应长期执行,在可以运用时不能因时而异。国安法在适用时不能成为法律惩戒的一种选项。它不能放过任何一个触犯了它的人,不能轻饶任何一个触犯了它的人。

据此原则:a,能用国安法判得用国安法判;b,驻港国安公署能介入的就介入;c,不严打也不从宽,一切从国安法规范出发。

国安法,唯有确立“能用则用”的导向,才能真正让香港社会“内化于心”,在香港社会落地生根;唯有确立“应用尽用”的标准,才能真正惩治犯罪者、阻吓阴谋家。

在香港拨乱反正的关键阶段,这才是国安法实践应传递给香港社会的信号。

国安法后的“焦虑恐慌情绪”和“寒蝉效应”是有的,但它们只属于有“心魔”的人,只属于犯有“原罪”的香港反对派。

国安法后,香港反对派在调整:有主动的,也有被动的;有选择暂时退下来观望的,也有想清楚了彻底洗心革面的;有等待蛰伏的,也有不停试探试图发现“灰色地带”的。

他们想搞明白,国安法下该怎么活动才能保持其影响,该走什么路线才能存续其力量,该以怎样的对抗才能继续其一贯的对抗。

而香港社会也想搞明白,国安法下还容许反对派存在吗?支持反对派的人还能像以往那样支持吗?国安法于本地政治的影响会重塑政治格局吗?

这些,都与反对派的生存发展问题有关。

早在2020年7月份,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就说,“制定香港国安法绝对不是把香港反对派阵营或者泛民主派阵营作为一个‘假想敌’”,但希望他们作出“合理的调整”。

香港反对派生存发展问题的答案就在其中。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理解:

1.在中央看来,香港反对派作为一个阵营,本不应该成为管治的“敌人”,即便这个阵营有很多问题甚至是严重的问题,但也没有从整体上被视为“敌人”。

2.香港反对派是可以存在的,且是可以长期存在的。甚至,为了管治的优化、施政的改善,某种意义上是一定要存在的。

3.香港反对派的存在当是健康有序的,于“一国两制”有益的,是建立在整顿和自我整顿之后能发挥积极作用的基础之上的。

4.能回答香港反对派生存发展问题的,就是香港反对派自己。

明白了这些,香港反对派就能重新确立生存的根基,重新确立发展的方向,重新找到作为的空间。

或者可以说,香港反对派需要厘清“反对”二字的真正含义:

一方面:1.此反对,不是反对国家体制;2.此反对,不是反对整个特区政府建制;3.此反对,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另一方面:1.此反对,可以反对特区政府的某项政策;2.此反对,可以反对特区建制里的某个官员的某种言行;3.此反对,是针对具体事务的反对,是在香港本地社会具体治理层面上的反对。

香港反对派当然可以生存,当然可以发展。这样的反对派,香港市民当然可以支持,特区政府也当然要给予支持。

只要了解香港的人,就会知道香港社会有多多元,有多自由。国安法施行前,香港社会如此;国安法施行后,香港社会也将如此。

因为一系列的拘捕行动,香港一些人对“香港自由社会的前途命运问题”产生疑惑,这是“三个不理解”所致:

1.不理解中央贯彻落实“一国两制”的诚意,将国家不得不出手的举措以为“干预”;

2.不理解香港问题已在悬崖之上的严重性,将拯救香港的行动以为“破坏”;

3.不理解基本法的权威性和国安法的有限约束,将维护国家安全与个人行使自由、权利对立起来。

对香港自由社会的前途命运的隐忧,皆源于此。

而所以如此,只是因为香港社会长期存在的“迷思”和对“自由”的错判。1.在破坏国家安全上,没有自由可言;2.颠覆特区政府的行动就是破坏国家安全;3.国安法就是国安法,只是基本法第1条、第12条、第23条的相关内容,香港市民在基本法的其他条款里,自由、权利已被广泛、充分保障。

香港市民应该看到,今天的香港,苹果日报还在正常出版,明报、信报上天天都有反对国安法的言论文章,人们还可以批评、指责特首,新任的终审法院首席法官一上来就强调保持司法独立。

近日,靖海侯在香港《大公报》专栏文章中说过这样几句话:

香港国安法是一部严谨的法律,初心是为了实现香港的岁月静好,目的是为了夯实香港的发展根基。它要做的是激浊扬清、惩恶扬善,它不会在拨乱反正的同时制造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

国安法的运行,不会脱离“惩治极少数,保护大多数”这一原则。香港施行“一国两制”,是中央作出的庄严承诺。国安法所能改变的,仅是香港的乱局与乱像;所能带来的,只会是香港的稳定与安定,中央和两地对“一国两制”继续发展下去的信心。

国安法不过就是在维护国家安全这一项上,在香港建构与内地一样的法律制度。而这一项,从来也不该是香港的特色,从来也不是香港高度自治的范畴。

香港“内地化”,非中央所愿;香港不会“内地化”,是历史走向。

“求大同,存大异”,这是靖海侯多次引用的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句话。

这是进行“一国两制”顶层设计的理念,也是“一国两制”实践要体现的精神、要具有的内涵。

出台国安法,是“求大同”。香港作为一个特区,已然从宪法层面进而在基本法中决定了其“存大异”的必然性和长期性。

这些根本性的方面,不会改变。

而当下香港进行的拨乱反正,恰恰是为了捍卫这些根本性的方面,为了它的行稳致远。

靖海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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