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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对话录2】:黑暴泛起,教育之罪?

我们继续两地媒体人的对话,这一集聚焦教育。

2019年,香港爆发令人撕心裂肺的动乱。年轻人、学生以暴力示威,在街头任意违法,失去血性地用砖头、尖刀、铁锤袭击不同意见的人、破坏商店地铁、发动罢课罢工⋯⋯决意“揽炒”香港。一年多来,被警方拘捕的不足18岁的未成年人已近2000人,最小的只有11岁,其中学生占比高达4成。被捕、坐监、逃亡,许多孩子青春落幕,一生尽毁。

修例风波中,香港满目疮痍,学校是重灾区。 中学生拉人链叫口号、粗口歌响遍校园。中大理大成为“港独兵工厂”,各内藏数千汽油弹,稚嫩的学生穿上黑衣蒙着面,拉起弓箭,与警方激战。令人匪夷所思的事陆续被揭发:一些老师在测验卷、平日的功课和教学时灌输仇中仇警反政府思想,将歪曲的中国历史教予学生。1840年英国向中国发动鸦片战争,目的竟成了“消灭鸦片”;2020年文凭试历史科中,试题竟然是“日本于1900至1945年对中国带来利多于弊,你是否同意此说?”;校长参加游行,老师在社交媒体张贴谩骂,学生沦为“暴徒”﹍﹍

香港教育出了问题,社会归咎于此,人们反思于此。

问题真的如此简单吗?

前南华早报记者李敏妮和靖海侯有各自的观点。他们的深度对话,或能厘清此问题,让真相浮出,开阔并明朗香港的教育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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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集:黑暴泛起,教育之罪?

1. 很多人认为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是一面反映香港教育问题的照妖镜,你认同吗?这场运动代表了香港教育的完全失败吗?

靖海侯:我先谈谈对修例风波的认识。2019年风波乍起时,香港著名学者雷鼎鸣曾对我说,“这可能是香港1967年以来最大的政治危机”。现在看来,雷教授很有判断力。修例风波当然是一面“照妖镜”,而且可以说是一面“广角”甚或“无死角”的照妖镜。这里只说主要的三个方面:

1. 从运动形式来看,反映了香港的法治问题。当非法集会天天发生、暴力无日不有,我们很难说香港还有良好的法治文化与精神、社会对法治的尊重和敬畏究竟有几何。

2. 从运动过程来看,反映了香港的治理问题。从2019年2月份特区政府提出修例,到6月份撤回,再到后面宣布“THE BILL IS DEAD”,我们没有看到特区政府应有的管治能力和管治决心;同样,也没有看到司法机构及时且必要的介入,果断有力矫正违法行为。

3.从运动参与者来说,反映了香港的教育问题。年轻人躁动、云集,数千名大中小学生被捕,当然与教育引导有关;2019年,我撰写的几十篇包括“人民锐评”在内的评论文章,亦频繁提及香港教育难辞其咎的问题。

李敏妮:我一向欣赏您的观察,像是站在一个高处,看清问题,很有新鲜感。2019年的风波,有数以千计甚至万计的学生参与,很多人简单地把暴乱归咎于学校教育的失败。我与一位教育学者讨论过,他说:这是一个“社会学”的问题,背后包括学校、家庭及社会的因素。深思问题后,我同意他。

举一个例,大家在新闻都见过一个11岁的小六生王继祖,据报道,他自小父母离异,由祖母带大。在黑暴期间,本来反对示威者破坏公物和店舖的他,只看《苹果日报》被洗脑,言行变得偏激,又认识了揽炒派区议员“天水连线”林进,跟他做所谓地区工作。后来这孩子成立了“天水围社区关注组”,自封“主席”,每日去“巡区”,他的两个Facebook专页充斥着反中、仇警言论。黄媒把他吹捧为明日之星,黄之锋与他合照,称赞他为“后继有人”,令他得到很大满足感,这也是其他示威青年的写照。他的中了风行动不便的78岁祖母,眼湿湿地跟记者说很担心孙儿的将来。那他的问题是教育的错吗?据报学校一直很担心他的安危,但制止不到他。

去年,黄之锋在Facebook发文,题为【古有15岁反国教 今有11岁落社区】,称赞王继祖“投入公共事务”,指“见到年龄比我更加细既同学仔,11岁都已经抛个身出来,心感佩服......”。图片:黄之锋facebook

去年,黄之锋在Facebook发文,题为【古有15岁反国教 今有11岁落社区】,称赞王继祖“投入公共事务”,指“见到年龄比我更加细既同学仔,11岁都已经抛个身出来,心感佩服......”。图片:黄之锋facebook

靖海侯:将修例风波显现的香港问题归咎于教育问题,是“偷懒”的做法;若完全归咎于教育问题,则又是不负责任的做法。香港教育有问题是客观的,是否要承担主要责任却是需要质疑的。我们都知道,反对派虽然声称修例风波“无大台”,但随着国安法案件的逐渐明朗,其“大台人物”正陆续浮出,如黎智英之流。这些人走上反中乱港道路,就未必是香港教育所致。而且,香港教育有其科学合理的一面,我自己的小孩有在香港的学校学习,这些学校的老师和课程,有些是比内地更具现代特点的。

李敏妮:一些学者也指出按国际标准,香港的教育水平是很高的。我认为青年的问题跟教育水平没有直接关系,但是跟学校的学习环境有关。去年7月1日游行涉嫌用尖刀伤警被捕的24岁黄姓青年,于香港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任职工程师,与父母居同住慈云山公屋。已退休的黄父接受记者访问时透露,港大不时举办活动及邀请毕业生参加,其子毕业后仍热衷参加大学的活动,认为港大累死其子,直言“最衰港大𠮶班人”,他双眼通红诉说没钱聘请律师。黄入读港大时,正值“港独”思潮渗入校园,那时周永康和冯敬恩等学运领袖在校内搞罢课、在外搞占中,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被炼成的,那我们又怎可辩称青年问题跟学校无关?

引起2019年暴乱的原因来自学校、家庭及社会,但当中又互为影响。虽然我们不可以把青年人的问题只归咎于教育,但学校管理层也责无旁贷。为何大学可以让校园成为三不管的地带——港独和暴力渗入学校、校内藏几千枚汽油弹(中大8000枚,理大3800枚),学生于校园日夜破坏——而不报警?论到中学,学校平日缺乏教导学生“守法”的重要,亦没有推行有系统的公民教育(以下会详细讨论)培养学生的品格,年轻人又怎会明白道德的重要?学生在校内拉人链、叫口号、唱港独歌,校长没有阻止,犹如向学生发出了错误的教导,以为学校也接纳了这些行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去年,国安法实施后的首个七一游行,再次发生暴力事件,其间一名男子用尖刀刺伤警员。其父其后接受访问时,说是港大累死其子。图片:香港01

去年,国安法实施后的首个七一游行,再次发生暴力事件,其间一名男子用尖刀刺伤警员。其父其后接受访问时,说是港大累死其子。图片:香港01

靖海侯:您的分析很对,“学习环境”异化是香港青年问题的重要致因,也是香港教育问题的主要表现。对于教育在香港问题中的角色,2019年修例风波时,我曾经说过一段话,今天的观点依然如此,即:孩子是果实,教育是枝叶,社会是主干,经济是根茎;而政治体制是气候,决定阳光雨露。在一个自由、开放的地方,要改良生态环境,必须由表及里,而不是盯住具体的人群、具体的领域。否则,既治不了表也治不了本,还会引发巨大反作用。

这种认识的逻辑就是,香港问题是“生态病”,教育不过是其中一种恶果。家庭、社会当然要为它负责任。

李敏妮:我喜欢你的用词,“生态病”。那个病也源于家庭。香港家长普遍认为教孩子只是学校的责任,一有问题,便把责任推给学校。不要忘记家长的价值观根深蒂固地影响着孩子。家长平日有否教导孩子包容,指出违法达义的歪曲性?这个病也源于社会,苹果日报在2019年暴乱开始的时候, 已经要求公众资助学生“免费看苹果”,目的是要灌输仇中反政府思维给下一代。还有数不尽的假新闻,及洗脑的网上文宣。一个叫“一个人漫画”的Facebook专页,在1月8日有一集题为“如果香港独立左”,内容美化港独。一个叫“香城教育电视”的卡通视频,以粉红色的猪妈妈与孩子的对话,把歪曲思想植入学生的脑中,例如教孩子为何要反抗。看了这些充满仇恨的资讯的学生,会经过社交媒体把图像以及思想传给朋辈,把“病毒”传开去。

2019年11月28日,理工大学自17日起遭警方围封第12天后,警方于校内搜出3800枚汽油弹。图片:香港01

2019年11月28日,理工大学自17日起遭警方围封第12天后,警方于校内搜出3800枚汽油弹。图片:香港01

2. 有人批评学生心智未成熟,不应被鼓励参加社会运动。中国近代的革命不都是由学生带动的吗?今天学生参与社会运动一定是错的,一定代表教育出了问题吗?

靖海侯:学生参与社会运动、推动社会革新,可以有多种方式,但每种方式只要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场景下,才能定义其正当性。我们不展开分析,只说修例风波前的香港:第一,“一国两制”是否得到全面贯彻落实,香港特区是不是实现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和司法独立?香港市民是否享有相比世界其他地区更充分的自由和权利?特区政府是否足够谦卑和清廉?第三,相互移交逃犯是否是司法所需,是否有国际惯例可循?所以,在香港发展的这一阶段,我们看不到通过激烈的社会运动实现变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修例风波一定是蓄意的,且一定不是以反修例成功为最终目的的。其正当性和积极性,就无从谈起了。

因为参与修例风波的以年轻人和学生为主,人们自然要问责香港的教育。

李敏妮:您的分析很有透析力,而你的语气很特别,有一种超然的威严,在香港媒体很少见到。说到革命,我觉得很可笑,香港是民不聊生,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吗?政府是否黑衣人口中的“暴政”和“高墙”?回归以来,政府事事忍让怕事,只能是“鸡蛋”,又怎会是高墙呢?这些学生又怎能与五四运动的发起人陈独秀等人相比,后者为了改善社会,而这些拿着铁锤的“细路”只是误信看似伟大的口号,以为当了革命家而已!

我的学者朋友跟我说,为了迎合世界新经济的需要,由2000年开始,教育局在中学进行课程改革,目的是要培养学生的不同能力,包括批判性思考。我想,如学生已被培养出“批判性思考”,根本不会明知犯法也以暴力抗争。但他指出亦有人能反驳我的说法是错的,指年青人出来抗争也可以反映他们有批判性思考 ——认为应该走出来对抗极权。

靖海侯:内地法学教授罗翔有句话,“法律是对一个人最低的道德要求”。如果都已经违法了,所谓“批判性思考”即毫无存在价值。社会鼓励“批评性思考”,只是“思考”,并不是让学生们起来暴动的。以暴力运动的方式证明自己有批判性思维,可以说是脑残行为了;而如果以此认为这些人证明了批判性思考能力建设的成果,更可以说是愚蠢透顶了。

“批判性思考”是必要的,这是社会不断迭代发展的思想根基。但人们需要明白,此“批判”着眼于“建设”,体现于推动社会的讨论,且不是无边无际的,枉顾法律和历史的。

年青人出来闹事是否反映他们有批判性思考? 靖海侯说:“内地法学教授罗翔有句话,“法律是对一个人最低的道德要求”。如果都已经违法了,所谓“批判性思考”即毫无存在价值。” 图片:网上

年青人出来闹事是否反映他们有批判性思考? 靖海侯说:“内地法学教授罗翔有句话,“法律是对一个人最低的道德要求”。如果都已经违法了,所谓“批判性思考”即毫无存在价值。” 图片:网上

3. 主流观点认为,2019年的暴乱是学校充斥了黄老师黄校长荼毒仇中反政府思想给学生所致,您的观点怎样?这些老师又是谁影响了他们?传媒和教协又有否责任?最近自由党议员张宇人倡在教室装闭路电视,您同意吗?

靖海侯:修例风波中,香港一些老师有匪夷所思的言行。还记得一名老师在社交媒体发帖,公言“黑警死全家”。而当时有的学校,学生因参与黑暴被逮捕,一些校长只是包庇、不是谴责,只有纵容、没有规导,甚至还阻止警方进入校园搜查。且不说学生之前受到的是什么教育,单单这些事情就会让学生产生误判和迷思,模糊了对是与非、善与恶、黑与白的认识。所以说,学生走上违法犯罪道路,这些老师和校长是“有罪”的。

李敏妮:模糊了善与恶成为了问题的根源。2019年,市民揭发一个又一个老师,在授课和工作纸中,把“暴力示威者是善良、执法的警察是邪恶”等是非不分的意识,灌输给学生。有人会认为,这些老师只占全港共7万多名中小学及幼稚园老师一个很小的百分比,影响有限。

先看看数字。截至去年10月,教育局共接获262宗教师在社会事件中涉嫌专业失当的投诉,226宗已完成调查,当中85宗不成立,即141个案成立。同时,截至去年6月,至少有110名大中小学教职员因参与黑暴活动被捕。假设一个老师每星期教4班学生,每班30人,每个老师便影响了120名学生;如有200名老师灌输坏思想给学生,他们共影响了24,000学生,他们再经过朋辈把歪曲思想传开去,受荼毒的学生人数便不敢想像。

靖海侯:当然,老师和校长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有的是“真黄”,本身可能就是参与暴乱的一员;有的则是“怯黄”,畏惧于黑衣人的“黑色恐怖”和社会上所谓的“主流民意”,出于自保或不惹麻烦的动机不得不迁就、不能不表示“鼓励”,即我们常说的“黑色恐怖”。比如修例风波时,岭南大学校长被“挟持”去参加游行,未必代表了他本人的真实意愿。

靖海侯说,在修例风波中,学生因参与黑暴被逮捕,一些校长只是包庇、不是谴责。“不说学生之前受到的是什么教育,单单这些事情就会让学生产生误判和迷思,模糊了对是与非、善与恶、黑与白的认识。”图为中五男生曾志健于2019年10月1日向警员袭击,防暴警为保命开枪自卫。但其就读的中学校董会被指没有半点谴责其疯狂袭警的学生曾志健,反而指控警察因为自卫开枪是“违规暴力”图片:网上视频截图

靖海侯说,在修例风波中,学生因参与黑暴被逮捕,一些校长只是包庇、不是谴责。“不说学生之前受到的是什么教育,单单这些事情就会让学生产生误判和迷思,模糊了对是与非、善与恶、黑与白的认识。”图为中五男生曾志健于2019年10月1日向警员袭击,防暴警为保命开枪自卫。但其就读的中学校董会被指没有半点谴责其疯狂袭警的学生曾志健,反而指控警察因为自卫开枪是“违规暴力”图片:网上视频截图

李敏妮:我们也要探究大学老师的情况。由于没有研究,我不敢确定大学学者政治偏颇的情况,但有一次到一个港大法律学系的讲座,情况真的吓我一跳!事缘一位港大法律系教授邀请我到一个关于“公民动荡” (Civil Unrest in Hong Kong) 的讲座。当时是去年1月,香港给黑暴打得支离破碎,我还以为是一班学者讨论,在暴乱后社会怎样可以复原。怎知席上的六位讲者(除了一位南华早报旧同事)大都以歪理支持抗争,他们大部分是教授级,来自中文大学、科技大学、香港大学,有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有研究政治的,有科大社会科学部的chair professor。他们以powerpoint宣示他们的研究,但大都以偏门的学术理论(戴耀廷常常用这招)支持其政治主张,令我在座位上震惊亦愤怒。其中一个大约30来岁的中大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女教授,诉说监禁占中人士是何等的不公义,另一位港大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女教授,则批评中联办对香港干预。

讲座完成,我是最后一个人举手发问。一开始,我声音有点颤抖,拿起咪用英语说“在这里,我是一个小众(I am a minority here),我有点害怕发言,但为了公义,我决定发声”,全部讲者聚精会神屏息地望着我,很多观众回头看我。我继续:“刚才那位学者批评中联办干预香港事务,其他学者也说著中国怎样干预香港,我想指出香港的法律原则是“一国两制”,但你们的评论只强调“两国”,那“一国”在哪里?”(You have focused on ‘two systems’, where is the ‘one country’?) ,即时学者们的表情非常尴尬,没有人回应,我再继续:“一国两制是在基本法中订明的,若然只着重两制,而没有一国,这是违反了基本法。(This is breaking the Basic Law) ”我听到背后有一两下笑声,不知是耻笑我还是耻笑讲者,前面有几位观众回头以欣赏的目光望着我,无论支持或反对,我也不怕!只想说出事实。后来那些学者回应时都面目无光支吾以对,无一能有力反驳!身为学者理应持平,但他们却把政治立场凌驾于学术中立之上,利用研究把歪曲思想传开去,教出来的学生会怎样 ?他们亦有机会成为将来的学者,朽坏了的思想就这样在教育里腐化壮大。

“香港教师协会”也是一个黑暗力量。如同政治团体的教协公开支持学生参与反修例运动,影响了老师对这社运的看法。代表教协的一向是站在道德高地的人,包括每年举办六四晚会的已故司徒华,和现在学者出生的叶建源,很有影响力。教协也一直帮助老师解决与学校的纷争,如同教师工会。他们支持什么,怎会不影响老师的取态?

靖海侯:您的提问很有力量,我之前也曾质问过经济学人,讲明他们的偏见。对于教协与学校的关系,其实更像教育与社会、教育与政治的关系。于此方面,有个观点是“社会结构决定了教育制度”,但教育很难去解决社会的根本问题。我们既然说香港问题是“生态病”,那也可以说教育本身也是香港问题的受害者,继而又在社会问题的荼毒下成为问题的一种。

港大法律系去年1月21日举行的 Civil Unrest in Hong Kong讲座。图片:港大

港大法律系去年1月21日举行的 Civil Unrest in Hong Kong讲座。图片:港大

李敏妮:您说“教育本身也是香港问题的受害者,继而又在社会问题的荼毒下成为问题的一种”很有深度,把这个纠缠不清的关系厘清了。我认识一个研究公民教育的学者,他希望社会不要把“一小撮老师”的问题无限扩大,就如对方放大警方在示威期间的错失,否则只会鼓励不同派别继续互相攻击,增加仇恨,影响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稳定发展,“这不是公民教育”他说。他的说话冲击着我的思考,我认为传媒在谴责问题的时候,亦要寻求解决办法,只是“闹闹闹”,香港又怎能和解,社会怎会康复过来?

这位学者朋友叹息暴乱后,有些社会人士意图在每一个生活环节“肃清”所有问题,包括有人倡议成立量刑委员会,是对不同专业的入侵,但他说“如我要抗逆这种大众的想法是很危险的。”我欣赏他的思考超越人群,不随波逐流。社会缺乏互信已到一个病态的程度,我反对在教室装闭路电视,人一定会犯错,有的时候说错话,若果录影会被人拿来作证据控告,老师怎能轻松施教?就等于我做记者,问问题都会有出错,若有人录影访问过程,以后我就不敢问敏感的问题了。虽然我们应该有机制去监管失德,但有心骗人一定会走法律罅,最后其实要看人的自律。这需要整个社会的反思、改变,才能做到。

靖海侯:我的理解是,您的这位朋友不是反对“拨乱反正”,而是反对“矫枉过正”,反对非常手段的常态化,反对乱世重典在运用于正常阶段。这是一种理想化的认识。

对于要不要在教室里装闭路电视,我认为这是一个“拨乱反正”的方法论问题。解决香港问题,需要有步骤性安排,第一步是去除乱象,第二步是铲除乱象滋生的土壤。装闭路电视,在去除表面的乱象上是有效的,但对于第二步的作用很有限。

李敏妮:我喜欢您的看法,有策略和弹性,这是从政者应有的智慧,可惜我们只是记者!

4. 2019年11月3日,香港科技大学学生周梓乐在参与示威期间于将军澳堕楼停车场坠楼,脑部重创命危,随后校长史维为事件与学生举行公开对话时,有本地学生公然在校长面前殴打一名曾经发言的内地生,之后引发在香港的大学就读的内地学生逃亡。你看到他们逃离香港的那一幕,你有什么感受?那一幕反映了什么?

李敏妮:当天在网络上见到那名发言后的内地生离开座位时,一名黑衣蒙面青年阻著去路,并疑似假扮被他推跌。那学生一路从礼堂走出来,一路被那些香港学生追打,被打数拳额头流血,眼镜也被打掉,很快有人开雨伞预备“遮蔽”打人的人。若不是保安立即上前保护那名学生离去,他必被打至重伤昏迷。当天香港01的标题竟然写上“一学生推跌他人后被打”,视频中更称“一名内地生撞跌一名本地学生,双方随即发生冲突。”是双方冲突吗?根本是有人被打!这就是明目张胆的偏颇了。当晚传出学校立即安排旅游巴接载内地生返回大陆,随即城市大学、中文大学的内地生也在逃。中大内地生在马料水码头排队上船,亦有录音传出,当晚有的士司机“漏夜”接载从中大逃出来的内地生过关。逃亡的大陆学生如置身惊栗片中。

靖海侯:这件事我比较了解。当时,科大的一名工作人员还曾联系我,希望我为内地学生提供一些帮助。无疑,这是科大的耻辱,对科大精神传统的背弃。我们都知道,科大素有爱国爱港情怀,当初成立的一个目标即是为国家培养科技人才。但科大在修例风波中出现了这样的事情,说明了什么呢?1.当香港“泛政治化”,大学校园不可能成为“世外桃源”,也会被感染;2.当香港社会失序,教育秩序也会受到冲击和挑战;3.当香港的大学生与反中乱港势力同流合污,学校里已不可能“摆得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李敏妮:原来您有份帮他们逃亡,您当时是否感到心惊动魄?

靖海侯:我当时有两个感觉:1.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2.止暴制乱的形势已经非常急迫了。

李敏妮:这件打人事件让我看到两个青年人的现象:1.记得校长喝止那些打人的学生,但没有人理会,公然犯法;2. 学生对内地人的仇恨超乎常理。要解释第一点,大家回带看看戴耀廷自2014年占中前,已开始用“违法达义”概念洗脑年青人,在2019年反修例事件前后,再“落药”。示威爆发,为了“公义”,学生便公然违法;示威成为一个大染缸,在此暴力被“正常化”,如病毒般快速在年青群体中互相感染。对大陆人的仇恨又从何而来?相信跟父母平日潜移默化身教“看不起大陆人”(当中的原因,我们会在“两地关系”的一集详谈)、还有传媒的荼毒、和朋辈的影响。

靖海侯:这方面,我有一些自己的理解。本地生殴打内地生,并不能说明两地学生有冲突关系;恰恰相反,打人者是想借此塑造这种冲突关系,这是黑衣人实践反中乱港势力的“阴谋论”。特别是内地同胞,不应该从这一事件中认为科大或者香港不欢迎内地生;否则,就中了他们的圈套,让“亲者痛仇者快”了。

5. 近年,学生会当道,民主墙是他们攻击中国和政府的战场吗?当中的文宣是否成为洗脑大学生的来源?应否肃清大学内任何反对的声音?

靖海侯:香港几所高校的所谓“民主墙”我都去看过,概括起来,有几个特点:1.文宣材料随意,跟巴士站牌上的小广告差不多,质素很低,更谈不上fact check的内容;2.关注者寥寥,每次我去看的时候基本上都看不到有人驻足,看的人大多都是来学校参观的人,且抱有一种“猎奇”、“好玩”的心理;3.没有管理,“民主墙”成了学生会的“自留地”甚至是“独立王国”。可以说,他们的这种所谓“战场”其实影响力很低。我们所以关注到它们,更多还是传媒放大的结果。

李敏妮:您很用心了解香港的问题,连大学的民主墙你也去观察,您的评论很持平。大学应该提供一个“开明”环境,让学生在未到外面世界实践理想之前,有一个可以思考事情的地方,我们不用清除民主墙。在大学的过程中,学生可以接触不同的言论,才能学懂思考,辨别好坏,思想被冲击及扩张,我相信这才是教育。话虽如此,底线是校内的言论和活动一定要合法。

靖海侯:对!是否阻止学生会在“民主墙”上的行为,首先考虑的不应是言论自由的问题,而是依法办事的问题。从大的方面讲,可以对照香港国安法和香港本地有关法律;从小的方面讲,可以检视学校的有关管理制度。我们需要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在香港的任何一寸土地上,都不存在“法外之地”。于此,“民主墙”不是例外,不应当成为例外。

香港多所高校的民主墙不少都曾出现“港独”标语,学生会指,校方曾承诺不干预有关民主墙的管理。 靖海侯说:“我们需要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在香港的任何一寸土地上,都不存在“法外之地”。于此,“民主墙”不是例外,不应当成为例外。”图片:网上

香港多所高校的民主墙不少都曾出现“港独”标语,学生会指,校方曾承诺不干预有关民主墙的管理。 靖海侯说:“我们需要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在香港的任何一寸土地上,都不存在“法外之地”。于此,“民主墙”不是例外,不应当成为例外。”图片:网上

6. 去年8月,中大学生会写给新生的家书自命学校为“暴大”,鼓励新生延续“暴大人”的反抗精神。11月20日,过百学生趁中文大学毕业礼,在校园内戴面具游行,高叫港独口号和标语,国安处其后拘捕拘8人。学生会不满校方报警,和校内保安人员协助警方调查,于是在大学发动不合作运动,包括进校时不出示学生证,引致学生与保安员冲突,有学生向保安员拨白色粉末,亦有学生以粗言秽语辱骂及欺凌要求出示学生证的保安员。事件反映了什么?《港区国安法》已经立了,社会不是应该已经平静了吗,为何仍有这些蠢蠢欲动的学生?

李敏妮:我看过那些中大生与保安冲突的视频。在其中一个,见到一个斯斯文文戴眼镜的中大生骂保安员“四脚狗舔林郑”、“你个仔都入唔到来读(中大)啦”。在另一个视频,学生用极难听的粗口侮辱要求他们出示学生证的保安员,多次称他为“退休狗”、耻笑他“毅进仔冇书读”,这个保安员EQ好高,没有反骂他们。这些学生满口道德,例如对保安员说“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学术自由?”、“大学是一个开放的地方”;但同时他们的行为却非常不道德。拍片的人自称是新亚学生会干事,除了一直用粗口大骂保安外,还拍下保安员编号,呼吁看片的中大生把这名保安员“起底”,这就是站在道德高地的人不守道德,严人宽己的双重标准,不就是反修例示威者的写照吗?

国安法虽然立了,但试想想,200万人游行的真正数目,当时路透社报道里估计有50至80万,当中一定有很多学生,他们能够一下子明白过来吗?国安法止了血,伤口还在里面痛,法例只是让社会的反动势力压下来,这些年青人只成为了“暗流”、“地下人”。国安法改变不到他们,更可能令他们心中怒火更盛,等待时机一触即发,只有社会、学校及家庭的正面教育才能改变他们。作为传媒,我们的工作现在才开始,必须把年青人的扭曲的思想逆转过来,任重道远。

靖海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香港的问题不是一天形成的,也不会因为国安法就瞬间消失。我曾经说过,国安法不是万能的,也不能指望国安法解决香港的所有问题。中大这些国安法后的乱象,说明的还是香港社会政治基础不牢的问题。这些参与闹事的学生一方面是因为无知无畏,另一方面也是一种试探。最近警方已经拘捕了其中一些人,通过这些执法行动,他们将开始学会敬畏,认清底线。但要把他们头脑中的思想扳过来,也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方面,就需要教育发挥作用了。

李敏妮:对,现阶段最重要是令他们生出“敬畏”,知道他们的行为不是没有后果的,便会大大收敛!

去年11月20日,约百名中大学生趁毕业礼戴面具,在校园游行集会,期间高叫“港独”口号及标语。图片:Getty Images

去年11月20日,约百名中大学生趁毕业礼戴面具,在校园游行集会,期间高叫“港独”口号及标语。图片:Getty Images

7. 很多人批评香港的大学校长们对待反修例运动学生软弱无能,纵容学生,导致大学成为“港独兵工厂”(警方在2019年11月的中大战役后校园内检获超过3900枚汽油弹)。但日前刚卸任浸会大学校长的钱大康接受访问时,批评社会将整个年青人的问题推卸给教育界,是“非常不负责任”,说这是“社会问题,不是教育问题。” 同时,近日有呼声要求罢免段崇智校长,您认为我们应该革大学校长的命吗?大学管理层在处理今次社会事件中犯了什么错?应如何改变?

靖海侯:早在2018年1月,我就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香港高校管理层的腰杆可以再硬些》,当时香港媒体普遍有转载报道。我在文章中说,“象牙塔内,丑闻不断,让人寒心。究其原因,无非两个方面:一是学生犯错,二是校方失责”。香港高校管理失之于宽、软的问题是“老毛病”了。

至于钱大康的话要一分为二看待。从宏观上讲,他的话是对的,教育问题肯定不是孤立的;就某一学校作具体分析,比如中大,钱的话又有“卸膊”之嫌。

李敏妮:同意,我是认同钱大康的观点的,青少年的问题怎会只是教育的错?但我亦要持平地指出,大学管理层必须负上很大责任。遗憾的是,事件过了多月,仍未见大学从错误中学习。在2019年破坏校园、打同学、辱骂校长的大学生成千上百,有多少已被惩处?中大副校长吴树培在立法会说对于行使暴力等违规学生已按既定程序惩处,人数是10人以下,并没有透露什么惩处。

2019年11月13日,中大一夜与警方对抗后的清晨,大批学生暴徒彻夜守校至天明。图片:美联社

2019年11月13日,中大一夜与警方对抗后的清晨,大批学生暴徒彻夜守校至天明。图片:美联社

老师听到要惩罚学生会很心痛,让我说一个人故事,大家就会明白惩处并非残忍。在中五的时候,当时我15岁,因为贪心和贪靓,常常跟一个同学到商店“高买”,偷自己想要的东西,例如化妆品、丝袜、漂亮的衣服等。上得山多终遇虎,有一次在百佳超级市场给职员抓住了,我很害怕,求他们放过我,但职员心硬,最后被带到旺角警署。爸爸赶来见到我,我以为他会打骂我,但他没有,只显得很担心,我很难过令爸爸失望,现在回想也哭了出来。后来警方给我机会,爸爸带着我站在旺角警署的警司面前,接受警司警诫,那房间的凝重气氛仍然历历在目。这件事令我非常羞愧,惊吓,从此我要求自己非常诚实,决心要行一条正路。当初如百佳的职员出于“仁慈”没有报警,放我走,我今天会变成什么?如警察没有给我机会改过自身,留有案底,我还有前途吗?还能从香港大学传媒系硕士毕业吗?回想,整件事的重点是“爱”。大学校长惩罚学生不是无情,而是出于爱。如果一个人做错没有后果,又怎会反省?若真心改过,社会也应该考虑给他们机会,重新来过,生命有take 2。

靖海侯:您还挺勇敢的,香港欠缺的就是这种整体反思的力量。保护、爱护学生是学校的职责,但姑息、包庇不法无德的学生和老师,危害更甚。修例风波这么多学生被捕,这么多学校被砸,已经说明了姑息、纵容问题的严重性。香港高校管理层需要认识到:严管也是厚爱,有心更要有力,要以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惟其如此,校园才有秩序,风气才能净化,学校才不会成为“暴徒训练营”,砸了学校招牌,毁了学校名声。

李敏妮:同意,包庇学生,危害更甚!中学校长见到学生在校园拉人链、叫口号唱港独歌,为何不阻止他们?中大生在校内练武功,练习掟汽油弹,预备以暴力对抗警方,大学有否召见学生调查?有否报警?如当初中大学及时阻止,相信不会有那么多年青人以身试法。

靖海侯:是的。比如段崇智,当时骂他“段狗”的首先是黄丝,等他“跪低”了又成了“段爸”。我们可以想一想,段本人是想被人称他“段狗”呢还是“段爸”呢?我想他都不愿意。要避免这种情况,就得有是其是非其非的勇气,严守学校就是学校的定位,不跟着社会一时的思潮和舆论走。比如科大校长史维,修例风波时也被围堵了很长时间,但坚持了立场,结果就不会像段崇智那么坏。

靖海侯说:“比如段崇智,当时骂他“段狗”的首先是黄丝,等他“跪低”了又成了“段爸”。我们可以想一想,段本人是想被人称他“段狗”呢还是“段爸”呢?我想他都不愿意。”图为中大校长段崇智于2019年10月10日,与学生及校友进行近4小时会面后,得到学生举手支持。图片:明报

靖海侯说:“比如段崇智,当时骂他“段狗”的首先是黄丝,等他“跪低”了又成了“段爸”。我们可以想一想,段本人是想被人称他“段狗”呢还是“段爸”呢?我想他都不愿意。”图为中大校长段崇智于2019年10月10日,与学生及校友进行近4小时会面后,得到学生举手支持。图片:明报

李敏妮:你点出了一个香港的核心问题,令我一言惊醒。政府带头怕舆论,其他人都一起害怕,于是被社会舆论牵着走!我们亦要体谅这些教育者,他们从没有经验处理颜色革命,整个香港也未有遇过,真的如置身惊涛骇浪!就如世界各地的领导人没有经验处理新冠疫情一样,都是一边做一边学,经一事长一智。校长门的怯懦也与黑衣人太凶猛有关。2019年若有中学反对学生的行为,就会招致黑衣人“接放学”,向学校掟鸡蛋和杂物。大学校长都是住在校园里,可以有警察24小时保护他们的家人吗?我有一个旧上司,在大学里被这些黑暴学生包围用粗口辱骂奚落,最后被迫到警察局担保一个被捕的学生记者,看到有关视频我非常心痛,他的表情告诉我他对学生非常失望。

如果我是大学的管理层,我不会在这些人面前退缩!绝对不会!我会每次报警!如果为人师表也惧怕黑势力,不但纵容年青人犯法,还会令年轻人和社会人士学会“自保避事”,不敢以勇气面对问题,也不明白伸张正义的重要。

靖海侯:对这些校长不能求全责备,也不能据此认为他们是无辜的。正如修例风波所暴露的香港问题,在处理修例风波上的表现也暴露了香港高校管理层的胜任力问题。一个好的教授未必是好的校长,我相信段崇智在学术上有造诣,但他在处理中大的修例风波上,可以说是一错再错了。我们可以不怀疑他处理问题的初心,但确实已对他继续担任校长一职不再抱有信心了。特区政府应该考虑这方面的人事调整,段崇智自己也应该考虑辞职。这不是针对段崇智个人,是着眼中大的健康有序发展。

8. 香港政府在回归后推行一系列的教育制度改革,简称教改,包括在2009于中学推行3+3+4学制,即三年初中、三年高中及四年大学的教育制度。新学制其中一个焦点是加入通识教育(Liberal Studies)成为高中课程的必修科,鼓励学生讨论社会议题。科目的六个教学范围,包括“今日香港”和“现代中国”,给予老师自由选择香港和中国的社会和政治议题,让学生讨论和做功课。

很多人归咎通识科是荼毒学生仇中反政府的根源,终致2019年的动乱,应否如外间所说,取消通识科?世界各地应该都有通识科,是制度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怎样可以防止教师灌输错误思想给学生,防止校园政治化呢?

靖海侯:在看待香港问题时,人们容易归咎于教育;在看待教育问题时,人们容易归咎于通识科。这都有片面性。在我看来,通识科的问题不在于通识科本身,而在于教通识科的人。我曾经专门去上过几堂通识教育科,对教什么、怎么教,任课老师有很大的自主权,教授同样的教科书,完全可以给出完全不同的观点。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

李敏妮:你真的很会求真,这是记者应有的态度。我跟一个中五学生谈论过,他有修读通识科。他说,通识科需要学生讨论香港和中国的社会议题,但老师有很大自由度选材怎样教授,例如他们可以讨论香港的立法会选举、不同党派的分布、中国的宪法修改等。由于这种自由度,老师可随意选择一些对政府及中国负面的题目,把自己的政治取态灌输给学生,同时不选择讨论任何正面的社会发展,这便很容易令学生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不好。每一个国家都有缺失,怎能只看负面的新闻,而作出评价呢?

靖海侯:现在特区政府已经开始对通识科的整顿,要求教科书送审。这是必要的一步,但解决通识科问题的关键,还是整肃通识教育队伍。之前被媒体曝光的一些相关教育丑闻,都是学生家长揭发的。我想问的是,校方之前知不知道?毫无疑问,校方肯定知道。知道而不去矫正,所以教师的考评制度和学生的考试制度有问题。从考评和考试制度入手,才能抓住问题的关键,才能避免通识科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通识就是一种知识,不应该附加太多主观的内容。

李敏妮:完全同意,问题在于教师。一个研究教学法的学者跟我说,通识科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负责的老师会否滥用职权灌输自己的政治立场给学生?就等于传媒的报道以及学者的研究,若果写作的人有心扭曲结果,一定做到的,难道要取消传媒及研究的专业?重点是老师会否用持平的态度让学生学习。根据我蒐集到的资料,现时老师的认证及持续培训,都没有教导“老师不可灌输政治立场给学生”的概念。我们可以从培训入手,让老师明白教导学生应该持平。

2009年,通识科成为高中必修科目。李敏妮认为,通识科问题的重点,在于老师会否用持平的态度让学生学习。 图片:BBC

2009年,通识科成为高中必修科目。李敏妮认为,通识科问题的重点,在于老师会否用持平的态度让学生学习。 图片:BBC

9. 现时中国历史只在小学的常识科教授;中学的初中(中一至中三)没有中国历史教育,高中(中四至中六)的中国历史科是选修科。很多人认为香港年青人的仇中恐中情绪,是由于学校没有教导学生中国历史,你同意吗?香港应否把中国历史成为中小学强制性的科目?为何?

李敏妮:香港人普遍的仇中情绪是跟他们不了解中国历史有关,这是由于在教育制度里教导中国历史不足。说来惭愧,我在80年代,读中四中五的时候,是选修历史的,但课本的内容,大部分是要学生“死记”历史事件、朝代年份等,完全提不到我对历史的兴趣,读历史好像是为了考试,这样我就白白过了两年。多年来,我对中国过去发生的事是一片空白的,那么没有读过历史的人,可以想像他们是如何不了解中国了。如对历史有基本的认识,香港青年便不会那么容易相信传媒的洗脑。教育局应该把历史定为必修科,尽快在中小学教授。

靖海侯:强制是为了培养习惯。重点是要让学生们喜欢历史知识,并真正能从历史知识中感受到国家和民族的骄傲。香港学校没有不教授国家历史的,客观上已经普遍存在了。解决国家历史教育的问题,关键在于教什么、怎么教。其中:教什么应当是全面的、合比例的。比如:既然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历史教育就应当以国家历史为主、世界历史为辅;讲授中国近代史,就不能只讲1976年以前、不讲改革开放以后;讲授西方国家殖民史,就得聚焦于殖民,而不是吹捧什么“西学东渐”。怎么教方面,就是历史课教师队伍建设问题,必须把准他们的历史观,不能让有私心、夹私货的人混进来,误导孩子们。

李敏妮:对,历史课程内容也要改革,必须教授近代史,香港青年便会明白列强一直是怎样欺凌中国、便会看穿他们今天的把戏;明白日本如何残暴的侵略中国,明白是弊多于利,便不会被试题洗脑。

靖海侯:这方面,我问过不少“黄丝”乃至“港独”分子,问他们是否了解国家历史。他们都回答“非常了解”,甚至表示比内地人更了解。于此方面,我们可以再探讨两个问题:1.他们有历史知识,是否有正确的历史观?2.他们学到了历史知识,是否还被灌输了纷杂的历史观点?从他们的“仇中恐中”的现实表现看,我们可以就此反思。

“历史是严峻的”,是“国家和人类的传记”,正如上面通识科的问题,如果可以任意解构、随意阐释、按照主观好恶进行褒贬,或者根据个人所需选择扬抑,这样被教出来的历史还有权威性、严肃性和准确性可言吗?!所以我认为,香港年轻人对国家和历史认识不足、不当的问题,首先还是教师的问题。

去年5月14日举行的DSE历史科考试,出现被指“无视日本侵华暴行”的试题,涉嫌洗脑。题目引述两段资料 C 和 D,然后要求考生评论“1900年至45年间,日本为中国带来的利多于弊”,是否同意此说?像片:网上

去年5月14日举行的DSE历史科考试,出现被指“无视日本侵华暴行”的试题,涉嫌洗脑。题目引述两段资料 C 和 D,然后要求考生评论“1900年至45年间,日本为中国带来的利多于弊”,是否同意此说?图片:网上

10. 很多人批评香港的教育是以考试为中心(examination oriented),令老师和学生注重学业成绩、操练应付考试、学校缺乏时间栽培学生的品德、思考和分析能力,引致年青人容易被误导,上街参与非法示威。这种以考试为中心的教育模式真的有问题吗?若是,我们应该怎样改变?

靖海侯:应试教育问题不单香港有,内地一样,其实国外也差不多。把青年问题归咎于考试问题,也是片面的。我们要问的是,通过学习,年轻人是否可以实现成长发展,是否能够打破阶层板结、实现“上流”。如果不能,那这种考试就是与社会脱节的,不能为个人和社会带来福祉的,就必须改革。

李敏妮:80年代末期,香港工厂北移,本地渐渐走向“知识型经济”,社会向上流的难度更高,人们必须读书才可找到机会。因此过去20多年,年青人是这样长大的:无论学校或是家长也告诉他,你什么也不用理,不用做,只要读到书、入到大学就是“叻仔”。上学不是为了学习,而是考试,花人生宝贵的20多年在此。我不知道自己这样想,是否太离地。

为了考得好成绩,年青人变得功利,大多自我中心,要求别人处处迁就自己,一遇到不合心意的事,便感到被不公平对待、像世界末日,必须大吵大闹争取。学生每天忙于操练,没有空间思考事情,判断对错,学校及家庭亦缺乏时间栽培学生的品格和分析能力,于是学生容易被人误导。修例风波中无数青年上街,正正反映香港年轻人是如何的脆弱!

靖海侯:学生的天职就是学习,考试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也有助于培养他们的竞争力和抗压力,总体上问题不大。问题在于学生们常被社会不良思潮误导,觉得学习没有用,或者认为“学到的东西”在鼓励他们不要专注于学习。比如社会上所谓的“违法达义”之说,就是怂恿孩子放下课本去非法“占中”、去参与反修例,我们能说这是考试的问题吗?还是那句话,学校就是学校,学生就是学生,社会应当支持学生坐下来读书而不是站起来运动。这才是根本。

李敏妮:学校和家庭缺乏教导孩子“守法”,也是问题的根源。

很多人批评香港的教育是以考试为中心,学校缺乏时间栽培学生的品德、思考和分析能力,引致年青人容易被误导,上街参与非法示威。靖海侯说:“社会上所谓的“违法达义”之说,就是怂恿孩子放下课本去非法“占中”、去参与反修例,我们能说这是考试的问题吗?”图片:美联社

很多人批评香港的教育是以考试为中心,学校缺乏时间栽培学生的品德、思考和分析能力,引致年青人容易被误导,上街参与非法示威。靖海侯说:“社会上所谓的“违法达义”之说,就是怂恿孩子放下课本去非法“占中”、去参与反修例,我们能说这是考试的问题吗?”图片:美联社

11. 2012年香港的反国教(反对国民教育)示威游行,要求政府撤回具争议性的“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反映了什么?对后来的社运以及香港教育带来了什么影响?很多人批评当年的特首梁振英最后跪低撤回科目是导致今天的乱局,你同意吗?他有选择吗?

靖海侯:类似运动不过是香港反对派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只不过是他们在教育这个领域上开辟的新阵地,反映的并非学生的问题,还是香港反中乱港势力兴风作浪的问题。但这个运动的危害更大,它让很多学生有了错觉,开始否定自己所接受的教育,进而开始否定整个社会。更要命的是,因为特区政府最后的“跪低”,还让他们尝到了“胜利”的滋味,进而激励参与者更为激进,更多的人参与社会运动。这,正是反中乱港势力想要的,他们就是要把整个香港社会裹挟进来,包括孩子。

李敏妮:你说得很好,就是给这些孩子和这些“香港人”尝过了胜利的滋味,以为只要自己站出来就可以改变世界,这种心态毒害最大。事件对香港社会带来极破坏性的影响,培养了以黄之锋为首的反对派学生,正式为学生参与政治打开了大门,为占中和反修例运动提供了大量“精兵”,终令暴力示威一发不可收拾。如果当时梁特首没有妥协,非法占中和修例风波可能不会发生。CY现在振振有词,狠批参与黑暴的年轻人,指控教育的缺失,他忘了自己当初撤回科目吗?之后提都没有再提推行国教了。他应否为此负上一点责任,值得大家反思。

靖海侯:特区政府此前在社会运动上的处理手法,我们可以回望香港回归后的这23年,几乎可以说,反对派全部取得了“胜利”。特区政府当然可以说是社会环境和民意使然,不得已而为之。但我们要问:1.真的需要事事妥协吗?2.妥协后真的带来社会和谐了吗?3.如果强硬一点,结果一定就那么坏吗?

李敏妮:这一直令我质疑,形势真的这么危急须撤回科目吗?“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内容涵盖公民教育,对培育年青人非常重要,就是因为反对派的妖魔化,死掉了!国教事件后,教育局只用指引形式,要求学校提供“德育及公民教育”给学生,但学校如何做和做多少时数,没有规定。学校提供的都是“片段化”的公民教育,例如把早会校长的话,或是老师上台分享,当公民教育,向教育局交“功课”。我曾帮一位香港教育大学的美国学者,编辑他的英文小册子,指导学校如何推行国民教育,辛辛苦苦做好的文件派发给中学了,有何用?

靖海侯:很多人批评“五十年不管”的问题。但大家也可以看看:取缔香港民族党,用的是特区法律;惩治非法“占中”发起人,用的也是特区法律;修例风波中被捕的人士,也都是因为触犯了特区法律;近期教育局为一些黄丝教师“钉牌”,也是适用的特区法律。所以在国安法出台前,特区政府不是没有办法应对社会问题,而是过于保守、过于迁就,或者说过于怯弱,他们没有承担起应有的管治责任来。

李敏妮:政府是时候拿出勇气,转弱为强。教育局应尽快在学校推行有系统的公民教育,就算不是独立成科,也要有指定时数。公民教育应该教导《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让学生明白联合声明不是英国所声称的条约,而是大家的statements、基本法赋予中央对香港的管辖权。公民教育也可以教导民主和人权的好处和应有的界限、公民责任、个人如何贡献社会、什么是爱和包容?公民教育也应该教导国民教育,让学生重建中国人的身份,重新发现自己是中国人,不会忘记他们的根。

香港传媒形容2012年的反国教运动,是香港社运发展的重要分水岭。李敏妮认为,当时特区政府选择了妥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图片:香港01

香港传媒形容2012年的反国教运动,是香港社运发展的重要分水岭。李敏妮认为,当时特区政府选择了妥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图片:香港01

12. 大家看到2019年上街的并非全部都是中学生、 年轻人,还包括很多中年,甚至老年人,他们明显没有接受通识科教育,没有黄老师洗脑,我们又怎能说问题与现今教育有关呢!那这与香港过去的殖民地教育有关吗?自从英国从鸦片战争掠夺香港以来,她有否从教育入手,把香港人与中国分离?若有,是如何做到的?

靖海侯:这正是我认为不能将香港问题完全归咎于教育的一个理据。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人(英国殖民时代的遗老遗少)是香港问题的始作俑者,也是香港教育问题的始作俑者。而他们沈沦至此,当然跟英国殖民有关系。

李敏妮:2019年,你看到很多什么守护孩子的60多岁的人,中年汉在街上用粗口辱骂警察,为何这些中年老年人要反中?香港自1840年鸦片战争给英国掠夺后,到了我们这一代,根本没有愤恨悲伤,已经与中国彻彻底底分离了。我们从没当自己真的是中国人,亦从没感受过以是中国人为荣。小时候,我们班房前方的墙壁上都挂著穿着华丽的英女皇头像,这是思想改造,就是说我是你要尊敬的人,我关心你!有一个朋友非常恋殖,他的爸爸痛恨内地,从小就跟孩子说:“英女皇安排的是最好的”。

修例风波期间,“好邻舍北区教会”发起“守护孩子行动”支援黑衣人。行动成员大多是中老年人,负责站在前线“掩护”。图片:网上

修例风波期间,“好邻舍北区教会”发起“守护孩子行动”支援黑衣人。行动成员大多是中老年人,负责站在前线“掩护”。图片:网上

我们媒体的一个博客说,港英政府想尽办法令香港市民与内地之间的分岐挖大,方便长久占领及控制香港这个生金蛋的殖民地,包括不鼓励简体字,只推广广东话,在学校不教普通话,令香港人对简体字及普通话非常抗拒。他说“香港人看不起内地人,死抱住他们几十年前的落后形象,对新中国的进步视若无睹。”再加上黄媒的荼毒,他们对中国人只有嫉妒厌恶,反中情绪便一触即发。

靖海侯:您说的很对。英国殖民香港,在教育上做了大文章,就是想把香港人与中国分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香港中文大学成立时,坚持以英语为教学语言。而且,英国人想要的“教育”不只在校园中,他们给香港大大小小数千个地方、街道起的英文名字,本身就是一种教育殖民政策。香港回归后,英美等国还在香港高校里成立“港美中心”等,一度主导香港大学通识教育。其用心也深,手法也多,对香港今天的教育问题负有重要责任。

今天香港要拨乱反正,迫切需要清除这些余毒。

图为培正学生在校内唱“独”歌。国安法立了之后,反动的学生已经成为社会的暗流,蠢蠢欲动。对话接近尾声,被问到有否信心香港的教育会变的更好,靖海侯说:“我们应对香港教育有信心,而且我们必须要有信心。”

图为培正学生在校内唱“独”歌。国安法立了之后,反动的学生已经成为社会的暗流,蠢蠢欲动。对话接近尾声,被问到有否信心香港的教育会变的更好,靖海侯说:“我们应对香港教育有信心,而且我们必须要有信心。”

13. 最后,您有什么愿望,希望香港的教育怎样改变?你有没有信心香港的教育会变得更好?

李敏妮:过去一年,有消息反映雇主不再聘请本地大学的毕业生,但不是所有年青人也有参加示威的,若果雇主一刀切不考虑本地毕业生,这对没有参与暴乱的学生很不公平。错了的学生,若忏悔了和承担了责任,雇主亦应该给他们机会。

靖海侯:修例风波中,伍淑清曾经痛心的表示,她对香港年轻人已经不抱有期望,认为这是一代人甚至两代人无法挽救的问题。叶刘淑仪说整治香港教育,可能需要10年、15年。我的观点与她们有所不同。

我认为:1.亡羊补牢,犹未为晚;2.特区政府有足够手段应对、处置这些问题;3.中央在香港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是有承诺的,且是有诚意的,对香港年轻人的关怀关心是及时周到的,而这温情期许一定能被香港社会感知;4.通过修例风波,很多人已经意识到教育的问题,特别是在家庭层面上,让社会有整体的反思;5.随着香港整体上的拨乱反正,社会生态的改良,教育会自发调整、适应、跟进。

李敏妮:我们要从多方面入手解决问题。在教育层面上,教育局要有系统地推行公民教育,帮助学生建立良好品格,和思考能力;把中国历史成为必修科;在老师认证及持续教育里加入“教学要持平”的培训。学校要拿出勇气,惩罚犯错的学生,从而帮助他们改过。

靖海侯:所以,我们应对香港教育有信心,而且我们必须要有信心。不说为了国家和香港,为了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都要这份信心,并力所能及地参与其改革中,确保孩子可以接受好的教育,心无旁骛的读书成长,让他们活在阳光下,对社会怀有善意,对未来抱有希望。

李敏妮:几天前一个朋友发给我一篇文章,里面写到:“学问之道,在于造就一个人之所以为人,以及人要如何立身处世的道理。至于知识和文学等等,只是整个学问中的一部分,并非学问的最高目的。”作者写到:为学的精神,要做到随时随地,在事物上体认,洞明世事,练达人情。

这段说话说出教育的真正意义。要教育变得更好,整个香港社会要明白教育的目的。教育是为了考试拿取第一,找一份好工,还是要培养有思维、有品格的人,将来能够贡献社会?

靖海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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