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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港,什么才是“爱国者”?

2014年6月,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这是我国1991年以来发表的白皮书中,有关香港问题的第一份。

“白皮书”无疑是重要的。它首次提出了“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的核心概念,首次明确了“一国”与“两制”的关系,也对“一国两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作了进一步地厘清。

这就是“港人治港”的界限和标准。

 

香港,特区之特,一般概括为三句话: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一国两制”是香港特区的基本方针,即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高度自治是香港特区的行政和法律地位,即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而“港人治港”,是香港特区在中央授权自治范围内的管理方式和运作模式,既是“一国两制”的应有之义,也是“一国两制”的具体体现。

“港人治港”以一种管治理念和治理方法提出,写入基本法中,直接确定了香港特区全面落实中央管治权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干部方针政策。

“港人治港”的表义是清晰的。但对于“港人治港”的内涵和外延,香港坊间却多有误区。对于香港反对派来说,这一“概念”更大有文章可作:

——理解上的简单化,认为“港人治港”就是香港人治理香港,任何香港人都可以治理香港;

——认识上的片面化,认为“港人治港”淡化了中央角色,排除了中央驻港机构在香港的地位和作用;

——思想上的极端化,认为“港人治港”意味着香港的“完全自治”、香港人的“全面管治”。

以错误的认识影响社会的认知,用错误的社会认知制造民意的逆流,挟民意的逆流煽动政治的对抗,香港回归23年来,反对派宣传并利用他们理解的“港人治港”,频繁解构、冲击、挑战香港的宪制秩序:

——以港人之名,通过扩张自治权,否定“中央授权”的本质;

——以民主之名,通过选举代理人,实践“本土自决”的阴谋;

——以普选之名,通过栽培特首“跑马仔”,追逐“和平演变”的可能。

太长时间以来,“港人治港”,因被主观误导、刻意扭曲,某种程度上竟成为风险点,成为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的障碍。

 

“港人治港”当然不是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从提出之初,它就有界限和标准。

1984年,邓小平会见香港钟士元等人时发表讲话。他直接点出:

“港人治港有个界限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未来香港特区政府的主要成分是爱国者,当然也要容纳别的人,还可以聘请外国人当顾问。什么叫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这段话人们很熟悉;在香港回归前、回归后,也均被有关方面反复提及、反复强调、反复申明。

然而,香港一些人却从这段话中找到了“空间”——反中乱港的空间。他们以为:

——小平的相关说法,只提到了“特区政府”,而没有提到立法、司法机关;

——小平的相关要求,仅仅说的是“主要成分”,并没有说必须全部求爱国;

——小平的相关表述,在基本法中没有直接体现,基本法从头到尾没有“爱国”二字,而只是对主要官员作出了“由香港特区永久性居民的中国公民”担任的要求。

只看一面,不看全面;只看字眼,不看本义;只看下一句,不看上一句,只看想看的,不看不想看的。在香港反对派眼里,“港人治港”的界限和标准模糊了起来。

问题是,小平同志的话真得讲得不够清晰吗?

对这段话,我们同样可以提出以下几个问题:

——在治理香港上,特区行政、立法、司法机关是不是都有角色、都有职权与职责?爱国者为主体的要求是不是可以普遍适用?

——“主要成分”是不是需要呈现为一种“鲜明特征”和“总体印象”?小平同志强调的是“普遍性”还是“特殊性”?

——基本法的条文是不是已经体现了爱国的要求,是不是已经保证了爱国的要求?

一个很明显的逻辑是,小平同志这段话,要表达的核心意思、表明的基本态度只有一个:爱国爱港者治港。这就是理解“港人治港”要把握的界限和标准,落实“港人治港”要体现的基调和主线。

 

不能正本清源,所以争议不止;只有正本清源,才能定分止争。

2014年,《“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发布。它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针对“港人治港”理解和实践的问题,作出了全面清晰的阐释:

—— “港人治港”是有界限和标准的,这就是邓小平所强调的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对国家效忠是从政者必须遵循的基本政治伦理。

——在“一国两制”之下,包括行政长官、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各级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等在内的治港者,肩负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香港基本法的重任,承担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职责。爱国是对治港者主体的基本政治要求。

——如果治港者不是以爱国者为主体,或者说治港者主体不能效忠于国家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就会偏离正确方向,不仅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难以得到切实维护,而且香港的繁荣稳定和广大港人的福祉也将受到威胁和损害。

“白皮书”发表的当年,香港发生非法“占中”事件;2016年农历春节,香港发生“旺角暴乱”;2019年,香港发生回归后最大的政治危机——修例风波。

无疑,“白皮书”推出当时,中央已经看到了香港的问题所在,已经预见了香港政治秩序可能的混乱。只是,香港的问题早已积重难返,在缺乏有力行动防范、矫正、惩治的情况下,危机终于在后面几年集中爆发了出来。

或者说,中央早就意识到香港需要拨乱反正,但对香港的拨乱反正,直到2020年全国人大决定就香港国安立法,才找到了真正的“抓手”,实现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真正统一。

——要治理好香港,必须“反中乱港者出局”,必须用制度保证“反中乱港者出局”;

——要治理好香港,必须“爱国爱港者治港”,必须用制度保证“爱国爱港者治港”;

——要治理好香港,必须坚持全面的准确的“港人治港”,必须用制度保证特区行政、立法、司法等机关均要由爱国者治理。

所以我们看到,2021年1月2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听取林郑月娥述职报告后强调:

香港由乱及治的重大转折,再次昭示了一个深刻道理,那就是要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必须始终坚持“爱国者治港”。这是事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事关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根本原则。只有做到“爱国者治港”,中央对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才能得到有效落实,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宪制秩序才能得到有效维护,各种深层次问题才能得到有效解决,香港才能实现长治久安,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

人们需要注意的是,相比小平同志的讲话,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论述又有新的发展:

——爱国爱港是统一的,坚持“爱国者治港”,就能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

——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与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是统一的,坚持“爱国者治港”,就能保障国家和香港的各种根本利益;

——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和解决香港深层次问题是统一的,坚持“爱国者治港”,就能一体谋划推进国家和香港的未来发展;

——更重要的是,“港人治港”所要求的爱国者,当是根本的、基本的,当是纯粹的、全面的、普遍的,所谓的“以爱国者为主体”为得就是保证和实现“爱国者治港”。

也就是说,坚持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强调的只有三个字:

“爱国者”。

 

孙中山先生说,做人最大的事情,“就是要知道怎么样爱国”。

爱国主义是具体的、现实的。“港人治港”的爱国者,也是有明确定义和具体指引的。

在1984年小平同志的讲话中,他给出了三个标准:

1. 尊重自己民族;

2. 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

3. 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这是大的论述,内涵其实很丰富。结合国家历史与现实,结合香港历史与现实,我们还可以给“爱国者”制定更为具体的定义。

从正向的7个维度来看,“爱国者”当:

——爱历史的中国,爱当今的中国;

——尊重中华民族,认同民族身份;

——拥护国家主权,拥护“一国两制”;

——维护香港繁荣稳定,推动香港繁荣稳定;

——遵守国家宪法,遵守香港基本法;

——拥护中央全面管治权,维护特区宪制秩序;

——拥护祖国统一,为实现祖国统一而努力。

从反向的9个维度来看,“爱国者”当:

——不能以爱中华文化替代爱国,替代爱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能以爱港替代爱国,以爱香港人替代爱中国人,让香港居民身份优先于国家公民身份;

——不能将“两制”与“一国”等量观之,将“两制”凌驾于“一国”之上,将“一国”与“两制”关系视为矛盾冲突;

——不能承认国家主权而否定中央授权,将“高度自治”视为“完全自治”,弱化中央管治香港的角色,否定中央驻港机构在香港的角色;

——不能视宪法与香港无关,视基本法为法律最高权威,选择接受宪法规定的内容,用基本法排除宪法规定的要求;

——不能无视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执政党的政治现实,尊重国家不尊重执政党,否定执政党对香港的管治路线和方针;

——不能破坏香港繁荣稳定,以民主之名阻碍、干扰香港繁荣稳定;

——不能冲击甚至颠覆香港的宪制秩序和建制体系,将特区行政、立法、司法等仅视为香港的政治体制,以为不涉及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

——不能阻扰统一台湾。

香港国安法公布施行后,香港有些人刻意提出一些问题,如可不可以喊一些口号,可以可以骂一些官员,可不可以利用选举制度获得民意授权,可不可以站在台湾民进党一边等等。认真对照以上方面,不难找到答案。

 

2019年,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一个人不爱国,甚至欺骗祖国、背叛祖国,那在自己的国家、在世界上都是很丢脸的,也是没有立足之地的。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总书记2018年还说过,“爱国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

在香港,于落实“港人治港”而言,要解决本分和职责的问题,也要解决立德、立功的问题。

——有爱国的情怀,是否有爱国的勇气?在碰到修例风波时,是外出休假了,还是立足本职与黑暴进行斗争了?

——有爱国的觉悟,是否有爱国的能力?在维护香港繁荣稳定上,是空喊口号、空泛表态,还是见人见事、有言有行?

——有爱国的操守,是否有爱国的行动?在解决香港深层次问题上,是追逐个人名利、盯着个人既得利益,还是团结群众、服务基层、敢于自我革命,踏踏实实地做民生工程,为香港改革发展建言献策?

在香港,更要警惕和解决一些人打着爱国旗号跑马圈地的问题、内部倾轧的问题。

——和别人意见不一致,就扣上一顶不爱国的大帽子,说人家惜身不惜国、爱权不爱国;

——把爱国当作筹码在两地间讨价还价,把爱国放在嘴上,把利益揣到兜里;

——不实事求是,追求好大喜功,干了屁大的事都要总结出经验一二三,把弱项吹成强项、问题包装为成绩;

——在北京爱国,在香港爱港,在英美亲英美,把爱国爱港对立起来,当两面人。

政治立场要靠政治效果来检验,在爱国上,同样如此。爱国,不应当成为口号,也绝不容忍成为博取利益的筹码、打击队友的武器、包装自己的材料。

 

香港正处由乱及治的重大转折,局面来之不易。

完成这一转折,巩固这一局面,“港人治港”是重要一环,肩负重要责任。

有效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中央有工作要做;“港人治港”的“港人”,有工作要担。

要想做个“爱国者”、被视为真正的“爱国者”,不妨再重温一下总书记2017年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立法、司法机构负责人的要求:

“希望大家服务香港、服务国家的初心始终不变,继续关心香港和国家发展,继续支持新任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促进香港和内地交流合作,引领青年一代继承好爱国爱港光荣传统,为把香港建设得更加美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

一言以蔽之,一个爱国者,当有不变的初心,当有持续的努力。

靖海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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