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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确保行政主导是另一关键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早前提出“爱国者自港”标准问题,惹起外界关注。预期下月举行的全国人大会议上,阿爷将会有动作,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以确保“爱国者治港”的目标能够实现。

估计阿爷有几方面的动作:

一、调整立法会的产生办法,令“颠覆者”在立法会内取得35+(过数半议席)的机会大降(要注意不能把泛民和“颠覆者”完全划上等号)。

二、调整行政长官的选举方式,确保选出来的行政长官,必定是“坚定的爱国者”,不单不会被颠覆者或勾结外国者操控,亦不会被财团操控。

三、重新确立香港的行政主导制度,令政府有能力聚焦解决逼切的经济民生问题。

外界比较注意前两项,对于第三项、行政主导的问题较少留意。今日(26日) 《巴士的报》举办“政制研讨会”,邀请了各方专家讨论香港政制的初心和路向,其中就提到行政主导的问题,认为近年香港社会越来越政治化,香港变了一个政治城市,不再是经济城市。而每两三年搞一次选举太多,几年内就要进行区议会选举、立法会选举、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选举和行政长官选举。选举多了,大家都看选举需要行事,离行政主导的体制越来越远。

其实,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早前发表的讲话,亦提到行政主导问题,只是外界不太注意而已。夏宝龙当时说:“必须落实行政主导体制。香港实行的是以行政长官为核心的行政主导体制。行政长官在特别行政区政权架构及其运行中处于主导和核心位置。完善选举制度,要多考虑如何改善行政与立法机关的关系,不断提高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施政效能,提升特别行政区的治理能力和水准,促进良政善治。要多考虑如何推动实现定分止争、凝聚共识,从而把各方面力量汇聚到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这个第一要务上来。”

去年立法会延任,反对派议员搞总辞,支持他们的言论质疑:没有了反对派在议会逼迫政府,市民得到的东西会更少。

香港市民的福祉,恰恰是阿爷关心的问题。香港回归24年,政制大步开放,但香港的民生问题,不但改善不了,而且日趋恶化,包括楼价租金高企、经济发展停滞。阿爷为香港病症把脉,认为根源是一、过分政治化,令到社会和政府的精力全部放在选举和政治斗争上;二、行政主导体制丧失,整个政府变得软弱无力,不敢推动会触及既得利益者的改善民生政策。

在研讨会上,有提到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是否可以“同源”产生的问题。现时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方式完全不同,行政长官由选举委员会选出,而立法会议员一半由直选选出,另一半由功能组别选出。由于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的产生来源不同,行政长官要推动政策,在立法会内毫无支持,即使是建制派议员,也不一定支持政府,行政长官很多时会两面受敌。

有意见指其中一个解决方案,是部份立法会议员的产生方式是否可以和行政长官的产生方式相同。

在回归之初,选举委员会除了选出行政长官之外,也选出10席立法会议员(占16.7%)。由于部分产生的方式同源,行政长官在立法会内也得到较多的支持,在推动政策的时候,也较有把握。未来两个选举有无同源产生的成份,能否借此加强行政主导的政体,将是要研究的课题。

总体来说,在阿爷眼中,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也应改革,无论是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不能够出现利益集团骑劫行政长官的状况。阿爷要恢复香港的行政主导政体,目的并非要让行政长官大权独揽,大搞政治,而是刚好相反,希望香港可以少一些政治,从政治城市,回到以前的经济城市,并能聚焦解决经济民生问题。例如香港未来发展其中的一个主要空间是大湾区,但在立法会内,又几多议员懂得大湾区的发展呢?又例如香港的第一大民问题是楼价租金高企,而行政长官有多大能力能够为这个问题动大手术呢?

香港的政制调整,始于政治问题,但终局是要能够解决到经济民生问题,令到市民感受到政治的改变,会为他们带来实质的生活改善。

卢永雄

卢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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