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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有执政者会放弃政制主导权吗?

上周,全国政协副主席夏宝龙发表关于“爱国者治港”的论述,特别提出必须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尊重中央的主导权,多措并举、综合施策,抓紧完善有关选举制度,确保香港管治权牢牢掌握在爱国爱港者手中。

全国人大常委会将提交给三月人大会议议程,其中有为港区国家安全法完善相关制度一项。

概括而言:人是管治的核心,制度是管治的关键。

2021.02.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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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反对派人士闻之不满,指责中央是担心反对派占据立法会“35+”,将单方面通过修例、DQ、换人“三管齐下”,确保建制派议席万无一失。

此话只讲对一半,忽略了关键的另一半。

任何一个政府或执政者,都不会幼稚到以为用感召力,可以解决重大社会政治问题。设立与执政者的理念相适应的政制,不是中国政府的一大发明,回归前的港英当局,从来就是依靠政制的设计和运用,以巩固其不正当的管治权和影响力。

不妨简单提及一下,早在港英管治时期,英方想延续其影响力,也是在政制方面几番动作。

1981年6月,港英政府发表《地方行政白皮书》,将香港地方行政体系分为三级,分别为行政局和立法局、市区和新界地区各设立一个行政机构以及区议会和地区管理委员会,香港岛、九龙和新界共18个行政区内设立区议会。

1982年,区议会组成开始改变,其中包括官守议员(由政府官员出任)、政府委任的非官守议员、当然议员和少部分民选议员。最初的490个区议会议席中,132席为民选议员。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署,香港进入回归前的过渡期,港英政府发表《代议政制绿皮书——代议政制在香港的进一步发展》,提出政制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循序渐进的民选政府机关。

1985年香港立法局首次间接选举,正式开始了香港的代议政制。在立法局全部56名成员中,经由选举团和功能组别间接选举的成员共24人,其余为由港督委任的非官守议员和官守议员。

1989年英国政府改变了对华政策,大幅提高了普选的预期,主张1997年第一届立法会半数议席由直选产生,1999年第二届立法会直选议席增至60个,到2003年第三届立法会时,实现立法会全部议席由普选产生,而行政长官则最迟于2003年由普选产生。

1992年彭定康上任即公开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违反香港基本法、违反中英已达成共识的七份外交文件,俗称“三违反”。单方面公布了一套政改方案,彻底放弃一直行之有效的“行政主导”原则,成立政府和立法局相互对应的事务委员会,政府向立法局负责;将新增功能组别变相为直接选举等。

李柱铭称彭定康的政改方案“令人鼓舞”,“完全超出了民主派想像”。正是彭定康掌握政制主导权,使原来立法局可以“直通车”方式,过渡到香港回归后的安排被迫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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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归前的政制主导权掌握在英国的手中,当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声称,“我们必须发展香港的民主架构,使她能在短时间内达成独立或自治”。

可见,谁执政谁就要主导政制发展,这里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香港回归后相当长的时间,中央政府很珍惜香港,只要是香港需要的,中央都会无条件地支援,在政制设计方面释出最大善意,甚至把何时启动、如何启动的主动权留给香港,也就是大家所讲的“五步曲”。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2004年的解释,修改行政长官及立法会的产生办法的程式,有所谓“政改五部曲”,分别为:

(1)行政长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报告,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两个选举产生办法是否需要修改;

(2)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是否需要修改;

(3)特区政府向立法会提出修改议案,并经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

(4)行政长官同意经立法会通过的议案;

(5)行政长官将有关法案报全国人大常委会,予以通过或备案。

虽然有了“五步曲”,但启动政制循序渐进的几次回合,反对派全面抵制,连“食住先”都不啃,公然与中央全盘翻脸,气焰何其嚣张。

客观上,反对派的行径也反证了一个基本道理,主导权必须在中央,只有中央依据基本法把政制铁笼扎紧扎实,反对派才无缝可钻。

夏宝龙强调“权在中央”,这绝不是一句随便说说而已,当中最重要的资讯是,“五步曲”走不通,就要按基本法的规定,重新设计符合香港“实际情况”的选举制度。

选举制度与参选人、参选资格、参选程式等,是完整的一套选举体系。

夏宝龙在界定何谓“爱国者”时,列出了“非爱国者”的负面清单,其中有“揽炒”、“港独”、“黑暴”、“歇斯底里地攻击中央政府”、“在国际上‘唱衰’国家和香港”、“乞求外国对华对港制裁施压”等,都应排除之。

有人猜测,今后会有更多的DQ,我想这恐怕是低估了“完善相关制度”的一切可行性。DQ只是事后补锅,而事前的一切堵漏,将会更加严格和有力。

今年各项选举随之而来,由完善选举办法开始,通过对参选人的资格核实,严格执行效忠国家和特区政府的宣誓,让香港爱国民众和团体在选举中有更充分和全面的代表,以确保选举产生的人士都是爱国者,并自觉按照基本法规定履行职务,立法会不再成为小丑的打闹场。

中央下这么大的决心拨乱反正,出发点无非是香港的问题始于政治,但终局是要解决香港经济民生,令市民在“一国两制”下有幸福感和获得感。

可以预示,当中央主导了政制发展权,香港的政治格局必定开启新的篇章。

周春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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