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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反对派的“重生”之路

今天的香港还是过去的香港,今天的香港已不是过去的香港。

在“一国两制”事业的实践中期,这里正继往、开来。

“不变”于香港,是现实且可望的。

2月5日,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在新春酒会上给出“四个判断”:

——“一国两制”的方针不会变;

——宪法、基本法赋予的各项权利不会变;

——大家习惯的生活方式不会变;

——自由市场优势和面向世界的格局不会变。

骆惠宁此判断,反映国家的大政方针,契合法律的规范约束,建基于香港已深沉久远的区域文化,及历史和现实客观塑造的独特定位。

也就是说,香港未来的某种、某些“不变”是政治路线,是制度要求,是路径选择,是有社会基础和环境条件支撑的。“不变”既是一种思想判断和政治构想,也是一种统一认识和集体共识。

2月22日,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系统阐述“爱国者治港”,在讲话最后他说:

“香港回归已近24年,澳门回归也已近22年,有一个老调还得唱,这就是“一国两制”不会变!”

强调“不变”,且将“不变”作为“变”的工作基准和目标指向,中央二级涉港机构主要负责人都重申中央管治香港的一个精神,即国家主席习近平反复强调的两句话:

中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持两点,一是坚定不移,不会变、不动摇;二是全面准确,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不走样、不变形,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这也正是靖海侯此前所说的:香港的“变”为得是服务于香港的“不变”。

“变”是方法论,“不变”才是主旋律。

当前的香港,在变,且在发生系统而深刻的变化。

香港国安法公布施行,拨乱反正工作大刀阔斧,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已是箭在弦上、呼之欲出。

一年多来,香港可见的变化是:街头暴力消失了,议会乱象终止了,法律底线厘清了,政治规矩确立了,反中乱港者正出局、正殒灭、正要被清除殆尽。

一年多来,香港还有潜在的变化:爱国爱港力量从压制中释放,社会政治基础在震荡中分化,行政主导重新找回势能,建制内外的一切秩序都在主动和被动的矫正中开始新的修补调整。

今日之香港,“变”从点上激发,向面上扩展,正要冲破一切固有的屏障,让构成社会的一切都开始审视和反思,自觉不自觉地追求与“变”的耦合,完成转变,实现适应,达至新的平衡。

然而,在这一“变”的思潮中、对“变”的感受中,因为“变”的剧烈、“变得”迅速、变得“迫切”,“不变”似乎模糊了起来,影响着人们对香港大局与大势的判断,疑惑随之而来。

表现为几个方面:

——“一国两制”方针的“变形”和“走样”问题;

——基本法的延续和修改问题;

——香港的“内地化”问题;

——香港反对派的生存发展问题。

澄清这些疑惑,关系推进香港“变”的社会基础,关系维系香港“不变”的工作基准,关系统筹香港“变”与“不变”的战略安排。与当下我们正做的所有新的行动一样,有必要性和迫切性。

其中,非常关键的一点、一个重要的指标、一个香港普通市民正确看待“变”和正确认知“不变”的依据,就是香港反对派的生存发展问题。

也就是说,在这一“变”的过程中,对香港反对派怎么看,香港反对派会怎么变,印证著“变”的深度和意义,也体现了“不变”的设定和初心

对此问题,中央其实早有思考。

我们仅从香港国安法公布施行后来看。

2020年7月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有关情况,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在会上说:

制定香港国安法绝对不是把香港的反对派阵营或者泛民主派阵营作为一个“假想敌”。制定这部法律就是要聚焦打击极少数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而不是整个反对派阵营。香港是一个多元社会,政治上也是多元的,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已经体现了中央的政治包容。

2021年2月22日,夏宝龙在讲话中专门强调:

我们强调“爱国者治港”,绝不是要搞“清一色”。香港绝大多数市民素有爱国爱港的传统,“爱国者”的范围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广泛的。香港中西文化交融,社会多样多元,一部分市民由于长期生活在香港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对国家、对内地了解不多,甚至对国家、对内地存在各种成见和偏见。对这些人的取态,中央是理解和包容的,也坚信他们会继续秉承爱国爱港立场,与反中乱港分子划清界限,积极参与香港治理。

这两段表态,我们可以有4点理解

——香港的反对派阵营或者泛民主派阵营,从整体而言,不是香港国安法的打击物件;

——政治多元是“一国两制”的应有内涵,也是“一国两制”所设计的某种特殊性的具体体现,甚至具象征和指标意义;

——中央对一些反对派人士有理解并包容,所谓包容就是允许存在;

——反对派阵营≠反中乱港分子,与反中乱港分子划清界限后的反对派可以“积极参与香港治理

如此看来,香港国安法后,完善香港选举制后:

1.香港反对派的生存发展不是问题;

2.香港反对派在香港治理体系中留有位置;

3.坚持“爱国者治港”与对香港反对派的政治包容并无冲突。

一言以蔽之,香港反对派作为一个阵营,有存在上的某种必要,也有参与香港治理的某种空间;香港反对派,是可以在香港国安法后、在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后,在政治上、社会上都可以持续存在且是可以积极作为的。

香港的大破大立,有规矩,有基准,有清晰的目标。

早前,靖海侯曾概括,大破大立是认识论,是方法论,是辩证法。香港的大破大立,或可从以下维度来看:

1.理清破与立的关系,认识到变为得是服务于不变,不变才是目的,这是“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逻辑基础;

2.把握破与立的节奏,认识到有为建基于有序,须以“阵痛”消除“长痛”,并能够承受一定的代价,这是实现香港由乱及治的现实路径;

3.擘画破与立的蓝图,认识到特殊时期与正常阶段的边界,何时以破为主、何时以立为主,破与立的具体构成和主要指标,并谋划好社会恢复常态后的举措,让普通市民看到“有平静下来的一天”,这是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战略安排。

中央对“一国两制”有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有战略定力和战略耐心,香港反对派应该认真品味、深刻反思,在香港之“变”中发现保持自身“不变”的可能,为保持自身“不变”主动推动自身之“变”,看清方向,找准定位,实现“重生”。

香港反对派的“重生”之路,就蕴藏在“变”中

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此前曾表示,希望香港反对派作出一些“适当的调整”。此期望,此亦是警示。

继续选择与反中乱港分子为伍,站在错误的一边而不是站在正确的一边,香港之变对他们就意味着涤荡,终被历史前进的大潮吞没;

继续为反而反,泛政治化,将经济民生问题上升为反体制、反政府的行动,香港之变对他们就意味着淘汰,终被拨乱反正的铁蹄踏平;

继续挑战中央全面管治权,挑战“三条底线”,不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香港之变对他们就意味着灾难,终被国安法律的牙齿咬碎。

香港反对派更有选择空间,有调整空间:

——转为“忠实的反对派”,致力于维护香港繁荣稳定,而不是一心制造内耗、撕裂;

——转为“爱国者”,坚决与外国反华势力割席,而不是与之沆瀣一气、狼狈为奸;

——甚至可以转为某种意义上的“建制派”,对特区政府施政是其是、非其非。

在香港正要巩固确立的新的政治秩序、社会秩序、法律秩序中,调整后的香港反对派应该看到实现生存发展的基础不是薄弱了而是更厚实,可以有效作为的空间不是狭窄了而是更广阔,政治影响力在健康有序的轨道上不是“其勃也忽焉,其亡也忽焉”而是更加不可替代、不可或缺。

这一切,都会因反对派识时务而来,因其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而来。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能改变香港反对派无力局面的,只有香港反对派自己;能改变香港反对派的,也只有香港反对派自己。

香港的潮流,就是“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就是爱国者的崛起。

香港反对派的希望,就在正视此潮流、赶赴此潮流中。

靖海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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