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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序民主,香港不能承受之重

人大常委会通过的香港选举办法,不像过去只作些原则性的表述,然后交由香港特区政府本地立法加盐加醋,形成所谓的政制发展。

这次是通过修改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将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式规定之。

全票通过修改附件一、附件二

全票通过修改附件一、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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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了两则故事。

其一,临近回归前,港澳办前主任鲁平在深圳对“国际扶轮社”的一次演讲,他说基本法起草时已考虑到香港人比较关注政制问题,所以将行政长官产生办法、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式分别列作附件一和附件二。

今后如果香港的民主发展条件成熟,可以通过修改附件一和附件二,而不需要修改基本法就可以实现。

鲁平特别强调,大家应该对中央有信心,只要是有利于香港稳定繁荣的事,会充分尊重大家的意见。

其二,回归前94/95年中英关于选举安排谈判,当时彭定康抛出新九组的方案,中方建议设立“中国企业协会”组别,主要是考虑到中资企业在香港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性。

根据功能组别团体选举的原意,“对维系香港前途的信心和繁荣”有重大作用的团休,在立法局中应有“充分的代表权”。

当时香港的商界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外资,另一个是香港的华人资本,还有一个就是中资企业。前两方面的资本在立法局都有代表,唯独中资企业没有。

1995年选举产生的立法局是过渡到1997年的立法会,在新增功能组别议席中,如对中资企业采取歧视态度,不允许它在议会中有代表,这在道理上是说不过去的。但彭定康坚决不同意中方提出的方案,企图以“公务员界”取代,谈判失败告终。

温故知新。

重读这些历史资料,更清楚看到香港政制乱局,是英方早年撤退时布的局。

如,对功能界别的设定、将中资企业界的剔除、把团体票改为个人票、对全国人大和政协成为当然委员的否定等,无一不与英国埋下的地雷息息有关,使回归后的立法会无法按基本法的规定,适应和落实“一国两制”的要求。

英方埋下的地雷,终于拖延到一定时候引爆了。

今天,人大常委会依据基本法原意作出的修订,无非是对这段历史的纠正,也是还历史的本意。

2

修订内容最核心的是中央重新牢牢掌握了政制发展的控制权,包括创议权、设计权和启动权,正正反映“爱国者治港”不是一句空话,需要有制度来保障,并将其形成法律。

一是删繁从简,去五复一。

根据此前规定,香港的政制改革遵循“五步曲程式”,新的附件一和附件二通过后,新的产生办法自2021年3月31日起施行,原附件一和附件二及有关修正案不再施行,同时原来的“五步曲”程式也不再适用,不存在所谓的“双轨并行”。

日后若非中央提出,特区政府无权主动提出政制改革方案,即修改特首和立法会议员的选举方法的方案。

过去给予香港很大空间,设计权和启动权有相当部分在香港方面,但每五年启动一次,整个社会有如一场政治浩劫,争论不休,劳民伤财,甚至使政府管治处于停摆。

中央不得已把“五步”回复一步,将社会的内耗减至最低,让社会休养生息,回复正常。

二是中央主导,均衡参与。

香港有一种民主概念对市民影响至深,认为在选举制度中,直选议席是用来反映社会民意,而功能组别则是用来体现均衡参与。

如果民主派或拿不到选委提名,或过不了资格审查那关,连闸也入不到的话,那么民主派就连在议会内发声、发挥制衡的机会都没有,那就一下子由过去30年的“反对党政治”,倒退到规模小得多的“压力团体政治”了。

民主是进步还是倒退,一个重要前提是进入议会的人,是为了监察政府达致良好管治,还是为了夺权?

如果是前者,带着民意选入立法会是正当的,市民也会愿意把票送给他们。如果为了夺权,推翻香港政府,或配合外国政治势力,从事损害国家的利益,这已经超出了民主选举的范畴和本质,这种扭曲的民主必须果断纠正。   

升级版的选举制度,让更多参与国家架构、团体的、具有法治思维和能力的爱国爱港人士,得以加入特别行政区治理架构,这是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的体现。

三是赋权选委,强化功能。

新修订公布后,大家都聚焦到选委会。无可否认,这次调整具颠覆性,是一次系统性的制度构建,核心是对选举委员会重新构建和增加赋权。

“重新构建”的要点包括名称变化、规模扩大、界别增加、分组优化。

“增加赋权”则指选委会除继续选举产生行政长官候任人外,还被赋予两项新的职能,即选举产生较大比例的立法会议员,直接参与提名所有立法会议员的候选人,这能够进一步扩大立法会的代表性。

赋权方面还有一个新设置,在选举委员会增设召集人制度,负责必要时召集选举委员会会议,办理有关事宜。

总召集人由担任国家领导职务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担任,总召集人在选举委员会每个界别各指定若干名召集人。

3

过去,中央对在香港的架构上安排人事,一般都比较小心,尽量尊重香港方面。但行政长官选举和立法会选举,是香港政权的重要岗位和架构,不是一般的法定机构,由董事局成员议论一下,找个外国人来当CEO。

这个安排,说明中央要亲自过问,确保整个选举流程符合人大修订的选举办法,不能敷衍搪塞,马虎了事。

设定总召集人制度,是加强了选委会的功能性,赋权选委会在出现不可预测的情况下,及时处理有关问题,体现中央的底线思维。

反对派曾试图以关键少数夺权,可以清楚看到,没有空子可以钻了。

香港作为国际化、多元化、高度发达的经济城市,当各方面、各阶层的利益和诉求得到兼顾,这就是人大常委会修法的初衷吧。

周春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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