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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地产霸权之外,还有资本霸权——对新时代工运的回应

面对日益严峻的深层次矛盾,工联会提出“新时代 新工运”的改革口号,除了一如既往着力改善劳工权益,更要解决房屋和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为此,会长吴秋北撰文《安得广厦千万间!——新时代工运论述之三》,文中提出三个重点,分别是香港楼价昂贵,超越一般市民负担水平;质疑香港并非土地不足,而是政商合谋不作开发;建议开征土地闲置税,逼使地产商开发土地增加供应。

 

 

无可否认,香港其中一个深层次矛盾的来源就是“地产霸权”。上月,立法会秘书处发表关于香港自置居所趋势的研究报告,发现2004年至2019年间,楼价升幅为3.8倍,而同期工资增长却只有0.78倍。楼市急升,而工资增长速度不能并驾齐驱,楼价超越市民的负担能力,使本港住户自置物业的比例仅得51%,远远落后于新加坡、台湾、日本等亚洲发达地区。其中,在35岁或以下的组别里,1997年约21%能够拥有自置物业,到2019年有关数字急剧下跌至7.6%。年轻一代置业困难,成为他们对政府怨气殊深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租金方面,根据差饷物业估价处的统计,以1999年作为基准年,过去二十年各类住宅单位租金的平均升幅达94%,同样超过同期工资升幅。其中,租户以基层和夹心为主的A类单位(429呎以下)升幅高于平均值,达到115.3%,换言之,租金急增对弱势群体的冲击更甚于中产及富裕人士。至于商户方面,零售业和办公室租金的同期升幅分别约为1.9倍和2.4倍,为中小企业带来沉重的经营压力。有团体的调查甚至显示,租金占大部分中小企业40-60%的营运开支,是多数小本经营的个体户认为生意营运困难的关键因素。

 

 

楼价持续居高不下,青年人、基层和夹心置业无望,因而经常就住屋问题饱受困扰,进而影响人生规划。即使能够勉强“上车”的中产,也可能因供款与工资的占比过高,生活压逼得喘不过气。同时,租金年年递增,不但㓥房户首当其冲,住屋质素又贵又差,连原本可以自力更生的小商户也因不胜负荷而被逼搬迁或结业。在楼价和租金持续高企下,没有物业的市民成为社会竞争中的最大输家,任由嬴家,即地产商和业主欺压与剥削。可是,土地和房屋的问题,是否只是与地产商刻意压抑开发,减少单位供应以牟取暴利,亦即“地产霸权”有关?如果“地产霸权”不是唯一因素,那又是什么其他因素影响着香港土地和房屋问题?

 资本过剩和分配不均是房屋问题的根源

 

参考政府统计处的住宅单位和家庭住户数目,2019年全港约有287万个住宅单位,家庭住户则有261万个。乍看起来,住宅数目比家庭住户还要多,在正常情况下香港根本不应该出现住屋短缺的问题。但是,这个数据存在着三个盲点。一,政府对于家庭住户的数目的统计,是基于现存、可见的家庭数量计算,但是对于打算搬离现有住所另觅新居的市民,例如有意结婚的情侣、寻求私人空间的市民对房屋的需要,亦即社会正常而自然的需求,在统计的过程中是无从得知也不可统计的。

 

 

更加重要的是另外两点,就是尽管家庭数目低于住宅数目,但是不代表住宅的类型与家庭的需要和条件必然匹配。现时香港各种房屋类型的比例中,只有仅仅高于30%为公屋单位、低于15%为资助出售单位,而私人房屋单位则约占54%。如果每个家庭的经济状况与其单位类型是一致的话,以整体社会的收入水平而言,公屋和资助出售单位理应才是社会的多数。换言之,现时有很多对公营或资助房屋较大需求的家庭,在供应不足的情况下被逼租住或购买私楼,说明一方面部分家庭因居住开支问题而承受巨大的生活压力,一方面公营或资助房屋依然是供不应求。另一点是,就算住宅比家庭为多,但是在严重分配不均下,即是有人拥有较多(或愈来愈多)房屋业权,而其他人则无法置业,那么社会对房屋的自然需求也是无法减少的。

 

 

当社会长期侧重私人楼宇市场,而财富分布又高度不均,于是私楼市场便成为资本涌入和财富增长的最佳土壤。引用差饷物业估价处的数据,以1999年楼价为基准年的话,其实2000年至2006年香港的楼价都是处于下跌的状态,其中2003年的楼价更加较1999年下跌接近40%。直至2007年,楼价终于走出低位,但其升幅也不过是较1999年稍稍高出1.4%,考虑当时的通胀和经济发展情况,有关升幅实属合理的范围。但是到了2009年,楼价突然迅速增长,较2年前高出18.4%。自此之后,私楼连同资助房屋楼价暴涨的情况便一发不可收拾。

 

 

为何香港楼价经历十年相对合理及可以负担的时期,却在2009年突然出现激烈的变化?因为2007年美国出现次按危机,大量借贷信用欠佳的美国民众因经济衰退而无力偿还房贷,使因房贷衍生的金融产品价值大幅蒸发,造成金融市场急转直下,不少大型企业及银行都面临崩溃的危机。美国政府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银行业、金融业和制造业,以三种方法增加市场上货币的供应和流动刺激经济,分别是推出7000亿美金方案拯救企业渡过难关、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要求以增加市场借贷活动及积极下调利率吸引投资和消费。结果,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不但令国内的货币迅速增加,同时这些资本亦向全球扩散,寻找有利可图的机会。因此,香港的货币供应(M3),便由2006年约5万亿,急增至2011年的8万亿,增幅高达6成之多。由于资本数量增加,拥有资本的人也乐于透过资本累积更多财富,便将这些溢出的资本瞄准结构失衡的香港住房市场,以炒卖的方式不断推高楼价。

 

 

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所说“累积啊!累积啊!这就是摩西和先知”,拥有资本的人利用资本累积更多的财富,从来都是资本发展的必然形态。因此,不单是房屋迎来夸张的增长幅度,其他可以炒卖的工具和产品都成为资本虎视眈眈的市场。例如自1997年起运输署再无额外增加供应的市区的士牌,在1997年至2003年期间虽然有起有落,但是车牌最高价钱也不过350万。直至08、09年开始深受量化宽松政策的影响,车牌上升趋势便呈现一条长长的直线,跃升至2010年的550万,两年后更加突破700万;同样出现异常价格急升的产品是金,虽然金本身就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投资工具,亦有健全的商品交易市场,但是长期以来它的价格变动不大。在1982年至2000年间,金价甚至一度呈现下跌的趋势。可是,同样地,在量化宽松以后,金价在短短三年之内由最低560美元一盅司,上升至2011年最高约1800美元一盅司。可见,货币不受限制地增加造成资本的急速扩张,而资本又绝不错过任何有助升值或保值的机会,从而任何可被炒卖的工具都容易出现史无前例的价格高峰。

 

 

当然,房屋的重要性与其他用作资本增值的工具不同,因为前者承载社会作用,既可让人有安身之所,建立稳定的生活;也有助人生规划,如婚姻、生育等,对社会发展举足轻重。因此,即使资本大举进入各个市场,严重扭曲大量投资工具的价值,一般市民也会因为房屋的切身和独特作用而尤其关注楼价的升幅。由于楼价高企的问题是自然需求和资本需求同时出现而产生的结果,所以笔者相信即使增加土地和房屋供应,在直至供应和需求达到接近均衡的状态之前,由于自然需求未能得到满足,资本需求仍然可以利用住房短缺以牟取暴利,因而楼价下跌的幅度未必太大(甚至更有可能继续上升),置业困难的问题在一段时间内还是难以根治。

 

 

资本累积速度快  针对资本将房屋市场拨乱反正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即使社会有力在一段较短的时间内大量推出土地及发展房屋,成功回应自然需求从而减少资本借机炒卖房屋及刺激楼价,资本作为一个擅长钻营任何可以增值机会的载体,还是可以涌入其他市场,达致财富增长的目的,并为社会带来另一种负面影响。举个例子,假如资本从住屋市场撤走,也可以改为投资(或炒卖)同样需求殷切的商厦及工厦市场。当商厦及工厦的价钱贵得令人难以负担,便有可能减低企业在香港投资的意欲,进而拖慢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就业市场的机会;或是活跃在工厦的小型店铺和其他从事非生产或消费活动的机构如艺术表演团体等,也有机会失去容身之所,从而限制这群工厦用家的事业发展机会。无论资本最终流向和冲击香港任何一个市场,最终必然造成一个结果:扩大贫富差距。能够透过资本影响市场的人,或是因为拥有获得资本“宠幸”之投资工具的幸运儿,其财富便会拾级而上,进一步拉开与无产者的距离。

 

 

《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法国经济学家Thomas Piketty提出,资本主义的结构矛盾,可以化为一条简单的数学公式,就是R>G。所谓R,是指资本报酬率,而G则是经济增长率,即是说资本投资带来的财富,永远较社会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更多和更快。所以只要拥有资本并进行投资,便能享受比无产者更大的经济回报。香港作为一个外向型经济体系,依重金融业支撑经济,容许甚至鼓励世界各地的资金进入香港从事各式各样的活动,结果就是造成资本的极端膨胀。至于受薪的弱势群体或无产者,无论如何努力上进都难以追上楼价升幅或者其他炒卖工具的价格。因此,改善住屋问题,除了开发土地增加房屋供应之外,还要推出针对资本的措施,透过压抑资本增长以达致调节楼价的效果。

 

 

其实,政府并非对资本涌入住屋市场问题视若无睹。早在2010年,政府已经推出针对炒卖楼宇行为的“额外印花税”,向购入单位后两至三年内再次转售的单位征收相当于单位价值5%至15%不等的税款(后来调升至20%)。在2012年,为了打击海外买家和非个人名义买家的炒卖活动,政府推出“买家印花税”,针对性地向这两类人士额外征收成交价15%的税款。直至2016年,政府推出“加辣”措拖“从价印花税”,除本地首次置业人士之外,不论单位以任何价格出售,所有买家都必须划一缴交15%印花税。

 

 

然而,即使政府多番推出打击炒卖行为的额外印花税措施,香港楼宇交投总量和楼价问题仍然没有向好的方向进发。一方面,自2016年推出“加辣”措拖以来,除了当年的住宅单位交易较往年减少约1,000宗至54,700宗左右之外,2017、18和19年分别录得约61,500、57,200及59,700宗,楼市过份活跃的买卖情况根本没有改善;另一方面,采取减少炒卖措施以调节楼价的政策目标,同样宣告失败。在2016年至2019短短3年间,楼价攀升接近97%,反映相关政策未能达到压抑楼价上涨的作用。

 

 

原本推动针对资本增长的政策,是最有利于控制楼价的做法。可是,香港现时的情况却事与愿违,究其原因,正是政府看出问题,但力度不足。无疑,政府以“需求管理”的思维打击炒卖,理论上有助管理资本需求,从而减少社会对私人住宅的炽热追求。然而,因为卖家,尤其持有物业时间相对较长的业主,在过去这段楼价急速增长的时期已经享受惊人的资本升值,并且在交易的过程中无须缴付惩罚性税款;而拥有大量资本、寻求图利机会的买家又在继续看好私人住宅供应短缺下单位潜在的保值或升值的能力,愿意缴纳更多印花税作投机或增值之用。这使买卖双方都无惧任何政府的“辣招”,楼宇交易气氛持续高涨,进而不断刺激楼价。

 

 

由于房屋问题不仅源于供应不足,亦是资本霸权的问题,所以政府除了应该积极开发土地之外,还要推出针对和压抑资本快速扩张的政策。而参考世界各地的例子,包括英国、德国、澳洲、加拿大、瑞典等,针对资本增长的最佳办法就是开征“资产增值税”。以英国为例,不论是否国民,只要在当地从事资产买卖活动,如住房、租金、股票、债券、古董、珠宝等并获取收益的话,便要向政府缴纳一定税项。而英国制度的特点,就是税率会根据纳税人的收入水平及资产类型而有所不同。按照2020-21年度的计算方法,单身人士年收入在37,700英镑或以下(约40万港币)只须缴纳基本税率,超过这个收入水平才须纳入高额税率。而因应资产类别,基本和高额税率也有分别。非住屋的资产,包括铺位、股票等,基本和高额税率分别是10%及20%;至于所有非自住房屋,基本和高额税率则分别是18%及28%。

 

 

住房与其他资产的增值税率有所不同,正是顾及住房的社会作用,以更有阻吓性的税率抑制炒卖风气,减低社会对置业困难的不满及其影响。因此,香港政府除了应该开征资本增值税打击资本霸权的同时,还应该额外设立“特别住房增值税”。考虑到香港的私楼市场在20年时间里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要有效压抑楼价,“特别住房增值税”还要作出两项特别调整:适用范围涵盖自住物业,且税率不应低于30%。

 

 

“特别住房增值税”应该涵盖自住物业的原因有二。一,参考外国经验,经常发现拥有多个物业的人会在出售其中一个名下物业前,向相关部门申请改变自己常住地址,令出售物业变成所谓的自住物业,逃避缴纳税款。二,部分卖家善价而沽,是为了换取现金另外购置一间更加心仪的单位,亦即所谓“楼换楼”。当然,笔者绝对支持任何具备经济能力的人士改善居住质素,但是“楼换楼”同时制造一个社会问题,是他们本身已经拥有自住居所,但是因为出于改善居住质素的原因而继续寻求更好的置业选择,令市场供求失衡的问题更见恶化,为未能上车的市民带来更大的困难。更甚的是,大部分“楼换楼”的人士,都是追求比现有单位更大更好、亦即价钱更高的单位。当一个人进行这种行为,对楼市可能影响不大,但是如果一班人放眼比自己持有的物业更加昂贵的单位,就会形成涟漪效应,持续推高楼价。

 

 

当所有住房买卖都受到“特别住房增值税”的规限,卖方过去一段时间累积的物业升值便会大打折扣。由于转售物业后无法获取较多的回报,便可增加其换楼的难度,减低卖家出售单位的意欲及刺激楼市的幅度。如果卖方想维持原有升值水平所带来的利润,就惟有将物业加价出售。然而,现时的楼价水平已经处于疯狂的状态,如果进一步提升价钱,加上购入物业需要缴纳额外印花税,相信绝大部分出于寻求资本增值的买家在衡量潜在利益与成本后都会望门兴叹。即使有买家选择入市,但基本上单位已经失去再度出售的潜力。如果私人楼宇变得“有价无市”,加上预期未来政府大量开发土地和兴趣房屋,则楼价稳步回落之日不远矣。

 

 

 

无疑,有关做法会大幅减少交易,从而衍生两种情况。一,因为市场供求同时下降,有意置业的人士,尤其首次置业人士的“上车”难度大增。二,资本作为一个擅长把握机会的工具,自然会放弃炒卖以追求资本增值的形式,改为出租单位图利。可以预见,在住屋供求关系接近均衡之前,由于买方,特别是源自自然需求的买方,因应较难置业而转向寻求租屋,于是与只能选择出租单位图利的业主一拍即合,使租务市场变得炽热。有见及此,除了透过特别住房增值税改善楼价问题外,还要推出工联会及不少民间团体呼吁多时的租务管制避免租金飙升,保障租客。

 

 

最近,㓥房租务管制研究工作小组提交报告,建议包括规定所有㓥房业主必须与租客签订“标准租约”、保障租客有权续租一次以享有在同一单位的4年租住权、租金加幅上限为15%等等,以加强保障㓥房租户的权益。然而,如果预期租务市场将会升温,其实有关保障建议可以扩大及涵盖至非㓥房单位,让所有不同单位类型租客都能够以合理的价钱享受相应的居住环境。

 

 

笔者认为,香港可以参考纽约或德国的租务规管模式,加强保障租户的权益。前者的做法是推出“租金稳定机制”,成立“租金指引委员会”,就著排污费及水费、保养维修费用、利率、生活开支、单位供应量及空置率等综合因素,每年公布及调整楼龄较大的单位租金水平一次。至于后者的做法,就是要求各市各区设立“参考租金”数字,而任何业主和租客签订合约时的租金水平不得超过该市或该区“参考租金”的20%。假如个别城市认为当地出租单位供应紧绌,则可援引“租金煞停机制”,将租金上限设在“参考租金”的10%。

 

 

不论设立“租金指引委员会”抑或制订“参考租金”,都是将厘定租金的权力,从市场或业主手上取走,交由公权决定以避免租金开天杀价的有效办法。过往,不少经济学家都质疑租务管制会导致业主的成本增加而选择不再出租单位,减少市场供应,反而对有需要的租客造成不公。然而,租务管制和资本增值税(以及特别住房增值税)应当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除非业主愿意丢空单位不卖不租(但是其实仍然可以透过物业空置税逼使其两择其一),否则当他们明白炒卖物业并不是一个可行的资本增值方法,就只能接受规范较多、倾向保障租客的租务管制条例,因而市场上的出租单位不会减少,更不会对需要租房的人士带来太多不便。

 

 

结合资本措拖与增加供应的方法  融合房屋与“资本餽赠”的概念

 

当然,任何打击资本的方法,目标主要是收窄贫富差距,减低不劳而获地、透过累积资本作为主要收入的发展模式对依赖劳务收入人士的影响,建立一个公平公义的社会。由于打击资本主要针对因资本需求而衍生的问题,不能满足社会对房屋的自然需求,所以压抑资本的措施只能视作解决房屋问题的过渡性方法,或是其中一个基本条件。诚如会长吴秋北所说,增加房屋供应才是长远解决房屋问题的不二法门。当我们谈论增加房屋,必须结合资本特点和社会需要两种角度,掌握资本增值的速度总比经济发展为快的长期定律,让更多市民拥有作为资本的物业,方可在解决房屋短缺的同时,避免再次发生因为资本急速膨胀和分配不均而造成的置业及其他社会问题。

 

 

上文提到的法国经济学家Thomas Piketty在前年出版的新作《Capital and Ideology》(暂译:资本与意识形态)提出“资本餽赠”(Capital Endowment)的概念,认为西欧、美国、日本等富裕国家的虽然有着出色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均资产达到20万欧元,但是,这些亮丽数字的背后,其实蕴含着极端的社会不公,因为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在财富最多的10%人民手上,而排名50%后的群众,其财富则远远不及平均数字,进而“影响他们参与经济和社会生活”。为了扭转财富分配严重不公的情况,Piketty提议这些国家应该以人均财富60%为标准,向合资格的25岁或以上的公民提供12万欧元(120万港元)作为“资本餽赠”,让他们在相对平等的机会和环境下自行决定如何利用这笔金钱,如置业、创业等等。

 

 

其实,Piketty的观点正是了解资产分配不公才是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主因。只有让每个人都得到拥有资本的机会,即是俗语所谓“第一桶金”,让人透过适当的投资发挥资本增长较快的特点达致财富增值,才有望改善贫富悬殊及社会不公的问题。套用这种观点在香港房屋问题身上,既然房屋也是一种资本,在考虑如何规划及兴建房屋时,除了应该顾及市民的住屋需要和实际能力,亦要有助获得房屋的人拉近贫富差距。房屋,与现金或其他资产一样,其实都可被视为“资本餽赠”的一种形式,从而给予市民可以增值的资本和安身的居所。因此,当考虑到房屋应该具备资本的特性时,便可以引伸出香港需要的房屋策略,就是建立一套以资助出售房屋为主的发展模式。

 

 

社会不少团体和人士都认为增建公屋是解决住房问题的最佳办法,不过,从资本的角度出发,公屋肯定不是对资产贫穷人士最有利的政策。无疑,公屋租金廉宜,不论公用或是私人地方维修改动也有政府一力承担,对基层市民而言确是方便、实惠。然而,公屋一方面能够让基层市民舒缓住屋负担,一方面其实也要他们付出相应的代价,就是住户永远只是租客,不能拥有、转售或随意转让单位。换言之,住户不能把公屋单位作为资本,享受资本增值的好处。虽然公屋制度本来就是服务资产贫穷的市民,但是很讽刺地,公屋制度正正让资产贫穷的问题一直延续。当包括房屋在内的各样资本价格一路上扬,除非公屋住户省吃俭用,加上擅长理财和投资而累积大量非物业资本(但是试问收入和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公屋住户有多少人能做得到?),否则资本匮乏或资本相对不多的公屋住户便难以追上有关幅度,使社会财富分配存在极大的差距。

 

 

因此,不难发现,对住屋问题怨气最大的群体,正是包括许多公屋住户的第二代在内的夹心阶层人士。因为只要公屋户主规行矩步,尚且可以在其单位颐养天年。可是,没有继承权利,而且资本不多甚或根本没有资本的公屋二代,便要面对“自立门户”的考验。问题是,社会严重缺乏与公屋二代或夹心阶层人士收入和资产水平相适应的房屋配套。假如他们申请公屋,便要面对十分严苛的申请要求,因为一人单位每月入息上限仅为$12,800,在最低工资的保障下,即使从事低技术、低学历工种的草根雇员恐怕也难以符合。就算以家庭为单位提出申请,3人家庭的入息上限也不过是$24,410,即是夫妇其中一人很有可能须以兼职为生或是放弃事业,为求砖瓦盖顶而被逼牺牲,忍受较差的生活质素。至于租住私楼或购买物业,在租金和楼价都不断上涨下,也明显与夹心阶层的经济条件脱节。最终,这群无产的夹心阶层,便面对着最为严峻和逼切的住屋问题。

 

 

根据政府统计处的资料,收入介乎$10,000至30,000的打工仔女,占整体劳动人口超过一半。既然这些市民大多无法申请公屋,更加难以奢望购买私楼,惟有两个方法可以协助他们扭转困境。一,大幅放宽公屋的申请资格,让夹心阶层也可租住;二,提供资助出售房屋,包括居屋、首置上车盘等,让其以合理的价钱得到居所。然而,正如上述,第一个方法存在用家无法拥有房屋作为资本的问题,导致住户的财富难以追上社会财富发展的步伐。而非户主在跳出原有单位后,在缺乏庞大的资本和丰厚的收入下,便会容易陷入置业困难的烦恼。因此,最理想的房屋政策,就是着力发展以资助出售房屋为主的建屋策略,利用政府对房屋的补贴及让市民拥有房屋及其资本意涵作为“资本餽赠”,让有住屋需要的市民能够以可以负担的价钱享受私人居所,并为其带来资本及资本增值的可能,达致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效果。

 

 

虽然笔者建议政府发展资助出售房屋,但是并不代表现时资助出售房屋政策完好无缺。事实上,资助出售房屋的定价与私楼市值挂勾的做法,在现时没有强而有力的楼价管理措施下,私楼价钱一路攀升,最终结果就是变相抬升资助出售房屋的售价。虽然特首林郑月娥在2018年提出修订居屋定价机制,改变居屋以市价7折出售的惯例,一度将折扣比例定在52折和6折,但是仍然对夹心人士置业和供款带来沉重的负担。例如2018年开卖、位于启德的启朗苑居屋,新折扣下每呎价钱近$9,700,而最新一期的居屋如钻石山启翔苑的呎价亦接近万元,实在超出不少夹心人士的负担水平;至于被视为居屋与私楼之间的新一个置业阶梯、首置上车盘焕然一期,呎价更加高达$13,000,相信即使是部分中产也会对住屋开支感到吃力。因此,政府除了应该加建资助出售房屋之外,也要重新设定资助出售房屋的定价模式,与市价脱勾并以成本价或成本价加上少许利润作为售价,才能真正迎合市民的真正住屋需要。

 

 

虽然笔者强调资助出售房屋的重要性,但是绝非代表反对兴建公屋,而是鉴于公屋严格的申请门槛和欠缺累积资本的能力,它不应该被视作解决住房问题的首选。不过,社会仍然存在部分收入处于“赤贫”状态的市民,未必具备足够能力负担置业及其他相关开支,因而对公屋有较大偏好。故此,即使在资助出售房屋为主的发展模式下,公屋依然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政府近年改变新市镇的房屋发展比例,公营及资助房屋与私楼比例由64比提升至73比,但是占据7成的公营及资助房屋之间的比例,其实没有一锤定音的说法,仍有可以调整的空间。如果根据以上的建议,占较大比例的房屋类别就不应是如社会部分人士及团体所倡议的公屋。

 

 

诚如新马克思学派的美国社会学家David Harvey所说,“资本的累积与悲剧是同时出现的”。楼价急升造成置业困难是因为资本,贫富悬殊愈趋严重也是因为资本。所以,任何针对资本的措施,不论是对资本征税,抑或增加资本(房屋)的供应和完善分配,都是应当采取而且必须同时执行的策略。唯有对过剩的资本穷追猛打,我们才能实现社会稳定公平,安居乐业的目标。

黄远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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