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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对话录3】民生沉屙,何以破解?(上)

这是深水埗一间商店的阁楼,业主将这个空间分隔出十多户,每户配有一个厕所,当作套房出租,月租$3200港元。一睁眼,厕所就在身边。图片:Benny Lam/SOCO

这是深水埗一间商店的阁楼,业主将这个空间分隔出十多户,每户配有一个厕所,当作套房出租,月租$3200港元。一睁眼,厕所就在身边。图片:Benny Lam/SOCO

香港,曾经的渔村小岛,如今的国际都市,曾经辉煌璀璨、在世人梦中,一度风雨激荡、让世人灼心。

在这小岛上,名牌店林立、很多人手上带着HK$7万元的Rolex、拿的是Louis Vuitton手袋、穿的是Gucci皮鞋、开的是HK$100多万的Tesla房车、生日吃的是Cova蛋糕、中上流社会的人最爱的是半岛酒店的下午茶。

在这小岛上,亦有人在暗夜呐喊,在街头拾荒,贫穷、彷徨,乃至无家可归。他们与中环的一群人一样,存在于这里,生活在这里,为理想而战,也会因现实低头。

2019年,修例风波猝然而至,城市被搅动,社会被撕裂,多少日夜火光冲天。中央出手,警队奋战,立国安法,改选举制度,大破大立中,香港“出死入生”。谁会想到,最大的危机竟带给香港最好的机遇,让破解香港深层次问题、解决贫富悬殊问题迎来曙光。

民生,民情,民本,终究要为了市民的美好生活。去“泛政治化”后,香港能否赢这一场仗,视乎信心与决心。

靖海侯和李敏妮意欲发掘香港沉没已久的声音,把它们重现,将社会应有的关怀引导至那些理应被关顾的人群。

本期将要继续关于民生问题的对话,剖析它的沉重与紧迫,并在香港将要开始的新篇章中,定位它的重要性。

这一期,将分两集推出。此乃第一集。

在这小岛上,有人在暗夜呐喊,在街头拾荒,贫穷、彷徨,乃至无家可归。图片:Lei Jih Sheng/SOCO

在这小岛上,有人在暗夜呐喊,在街头拾荒,贫穷、彷徨,乃至无家可归。图片:Lei Jih Sheng/SOCO

1) 什么是香港的核心民生问题?

靖海侯:我们的对话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问题导向。通过揭示问题、剖析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看法,让读者逐渐形成对香港全貌的认识。但同时,也可能会让读者产生迷思,如:1.认为香港无一是处,系统上出了毛病;2.认为这些问题相互缠绕,且最终都指向体制本身;3.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重塑香港的各种体制。而这些迷思,可能会助长社会上一些“唱衰”香港的论调,让各方高估解决问题的难度,我想这些并非我们所愿。

李敏妮:看到您这样的回应,很欣赏您不被问题的引导性带着走,这就是传媒应有的独立思考能力。

为了了解最核心的民生问题,我决定走到前线。二月初的时候,我到访多年不见的香港社区组织协会(简称社协或SOCO)主任何喜华和副主任施丽珊。在传媒面前,SOCO曾经是穷人的发言人,但近年在香港反中的情绪下,帮助内地新移民的他们,在传媒中消失了。对何喜华来说,我的来电像是在汪洋中见到的一条船。他立即安排同事与我见面,身在内地的他,会以电话视频加入会议。独自踏上SOCO在何文田公主道的写字楼,里面完全没有改变,会议室的摆设是一模一样的简陋,倾谈了三个多钟,发现他们帮助底层人士的初心没有改变,很是感动。

靖海侯:您的比喻让人感动,也让人感到心酸。为了更好地探讨民生问题,我想不妨再对香港问题从整体上作一点分析。此前,也就是2020年6月8日,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在“香港基本法颁布30周年网上研讨会”上讲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即“那么,到底什么是香港现在的主要问题呢?答案无疑会见仁见智。我认为,香港的主要问题不是经济问题,也不是困扰基层民众的住房、就业等民生问题,或者利益阶层固化、年轻人向上流动困难等社会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其集中体现是,在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香港这个根本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甚至对立。”这段话,貌似张晓明主任淡化了民生问题在香港问题中的地位,削减了香港解决民生问题的迫切性,实则不然。

对这番话,我个人理解,要把握以下四个方面:1.主要问题是政治问题,但香港同样存在经济问题、民生问题、社会问题;2.要解决香港问题,首先是要解决政治问题,然后才能有效解决经济、民生和社会问题;3.在政治问题上香港存在严重分歧甚至对立,但经济、民生和社会问题上未必如此;4.民生问题主要表现为“困扰基层民众的住房、就业等”,即两个方面。

李敏妮:我认为张晓明说很透彻,解决了政治问题,才能把其他问题松绑。香港以往太政治化,很多问题谈不到两句,就被反对派扭曲成为政治问题,例如发展香港经济和培训本地青年的大湾区,他们立即说是中国要“同化香港”,问题永远谈不到核心,又变成一场政治风波了。在政治化的香港,我们很难看到真相。

靖海侯:我之所以说张晓明的这番话非常重要,就在于他不仅指出了香港问题的核心、结构,而且给出了各种问题的表现、特征。解决香港问题需要系统定位、精准施策、区分轻重缓解,而张晓明主任就给出了一些方法论。

回到我们对话的题目,什么是香港民生问题的核心呢?住房和就业是基本需求,是民生之基础,这自然是核心问题。但造成住房和就业困扰的原因,我个人理解,就在于张晓明指出的“利益阶层固化、年轻人向上流动困难等社会问题”,即造成“上楼难”的原因在于“上流难”,“就业难”的原因在于“发展瓶颈”。所以可以说,香港民生问题的核心是香港社会没有稳定的、可见的、有序的民生改善机制,市民对改变现实无力、对改变现状无望。而重塑市民希望,让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通过努力可以实现,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法门。

李敏妮:香港的问题就正如您说:社会没有有序的民生改善机制,让市民看到盼望。我归纳香港有以下三个核心民生问题:

  1. 贫穷以及贫富悬殊
  2. 土地供应不足,公私营房屋短缺,楼价高企,引致严峻的住房问题。
  3. 缺乏安老政策,带来长者缺乏医疗、照顾、和贫穷问题。 

靖海侯:同意,这些具体的表现正是香港民生问题的症结。

李敏妮说:“在传媒面前,SOCO曾经是穷人的发言人,但近年在香港反中的情绪下,帮助内地新移民的他们,在传媒中消失了。对何喜华来说,我的来电像是在汪洋中见到的一条船。”图片:SOCO

李敏妮说:“在传媒面前,SOCO曾经是穷人的发言人,但近年在香港反中的情绪下,帮助内地新移民的他们,在传媒中消失了。对何喜华来说,我的来电像是在汪洋中见到的一条船。”图片:SOCO

2) 去年12月,政府公布《2019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本港贫穷人口(收入是香港住户收入中位数的一半或以下)达149万,创11年新高,贫穷率达21.4%,每5人就有1人为穷人。本港的坚尼系数(反映贫富的差距)已创0.54新高(1971年是0.43,1991年为0.47)。香港是世界第五大国际金融中心,去年人均GDP全球排行20,为$48778.76美元。为何一个富裕城市的贫穷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其根本原因为何?若果香港的贫富悬殊持续不解决,会引起什么社会问题?

靖海侯:香港的贫困问题也要一分为二来看,不能高估+不能漠视。说不能高估,是因为:1.贫困问题是世界问题,非香港特有。作为已发达地区,香港的贫困问题可能还算较轻的。比如2019年香港一人贫困线为4500港元/月,这一水准超过北京市每月最低工资标准的2倍,说明香港的贫困问题是相对的,贫困线也是香港作为一个已发达地区的贫困线。2.香港确定贫困人口的标准用的是“住户收入中位数的一半或以下”,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这决定了:一方面,香港永远不可能消除贫困;另一方面,香港的贫困线会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不断上移。可以看出,在对贫困问题上,香港表现出了先进性的一面,特区政府也给自己赋予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是一种治理文明,也凸显了管治者的担当。 

我说不能漠视,原因也有几个:1.在香港现有贫困线之下,有将近20%的贫困人口,规模惊人;2.近年来,“香港住户收入中位数的一半或以下”的贫困人口持续增多,说明香港社会的两极分化还在加剧;3.对比香港回归初期和现在,贫困问题客观上有不断恶化的趋势。这也就是题目里所说的,香港的贫困问题越来越严重了。

李敏妮:一向您都是从高处看问题,但不会因为在高处而看不到民间疾苦,反而从高处才能看清,每次都能令我反思,这就是对话的意义。我发现很多人看问题都停留于问题当中,被四周的意见影响了,不能跳出云雾,把问题看清楚。

经济学者普遍认为贫穷是由于个人不努力,穷人应该为自己的贫困负责。社会学家则研究一些非个人可以控制的原因,找出贫穷的社会因素,并建议有效的扶贫方法。作为记者,我们有点像社会学家,有共同的使命。很多中产人士觉得穷人是咎由自取,因此对SOCO这种帮助穷人的机构很反感,认为他们只是帮新移民拿政府的综援(CSSA)养懒人。很多人联想帮助穷人就等于赞成综援,我想指出综援是一种安全网,有其必要性;同时我也不赞成应该将有能力的人陷入综援里,政府还可以有很多方法扶贫,令基层自强脱离综援。

即使政府提供现金补助等福利介入后,贫穷人口也有110万人,贫穷率达15.8%。贫困问题越来越严重,青年贫穷人口更加连升四年,社会必须关注。根据统计处的资料,在2019年,最贫穷的区域包括观塘、深水埗、葵青、北区、和屯门。

靖海侯:是的,对香港来说,这已经是个不能忽视和坐视不管的问题了。作为一个国际大都会,贫困问题越来越严重无疑是她的“一块伤疤”。剖析其原因,可能有这些方面:1.经济秩序僵化,香港所发展的自由资本主义只是在持续巩固既得利益格局,没有实现发展成果为社会共用的目标;2.“小政府、大社会”的管治理念限制了特区政府矫治贫困局面的能力,既不能有效为贫困人口“输血”,更没有真为贫困人口“造血”;3.贫困人口增多导致社会就业、创业能力低下,又进一步降低了经济发展的动能和动力,问题交织在一起,让市场手段和政策手段全部失灵了。

靖海侯:“作为一个国际大都会,贫困问题越来越严重无疑是她的“一块伤疤”。”㓥房的分隔方法层出不穷,从寥寥数户到几十伙不等。蜗居其中的是孤独的老人,低收入工人、贫病交迫的长期病患者、贫困的妇女与孩子。图片:Benny Lam/SOCO

靖海侯:“作为一个国际大都会,贫困问题越来越严重无疑是她的“一块伤疤”。”㓥房的分隔方法层出不穷,从寥寥数户到几十伙不等。蜗居其中的是孤独的老人,低收入工人、贫病交迫的长期病患者、贫困的妇女与孩子。图片:Benny Lam/SOCO 

李敏妮:同意,尤其是您指出的1和2,在下面我们再讨论。与SOCO谈话后,我有进一步的了解。租金和物价疯狂上升是贫穷加剧的其中一个主因,但还有以下一些根深蒂固的社会因素。

第一,香港没有足够生活的法定最低工资。由于商界的阻挠,虽然在2011年香港有了法定最低工资,但只有每小时HK$28,10年后的今天,最低工资亦只轻微上升至HK$37.5,但根据乐施会2018公布的调查,一个人需要时薪HK$54.7才够在香港生活。讽刺的是,政府每年发布贫穷情况报告,但它聘请的五万名外判清洁工也是拿最低工资的,换句话说,政府在制度上也支持这种剥削。

第二,以往教育的不足。香港以往实行的是九年免费教育(小一至中三),再加上中四学位的不足,成绩不好的,在中三便被迫辍学。根据SOCO的数字,香港有130多万人的学历只有初中以下程度。施丽珊说:“他们一失业便大件事,他们学历不高,英文又不懂,又没有技能,当他们在自己唯一熟悉的行业失去工作时,就很难找工作,非常弱势。”她说,就算经济好的时候,他们的工资也不高。对比有学历人士,包括管理层及专业人士,他们的起薪点高,永远有加薪,但基层的工资仍然停留,所以永远在贫穷线以下 。

第三,工业北移后,香港成为知识型经济,同时长期“经济发展狭窄”,只集中金融、地产、和零售行业;低学历的人只有一些几个工种的选择:酒楼、保安、清洁、仓务、地盘等,很多都是散工(不够工开),收入非常低。没有学历的都只能从事这些工作,引致低技术劳工供应过剩,持续拉低工资。何喜华说:“他们可以通过工作增加收入的机会不高。他们只有做只有挨。”

李敏妮说出一个社会的讽刺:政府每年发布贫穷情况报告,但它聘请的五万名外判清洁工也是拿最低工资的,换句话说,政府在制度上也支持这种剥削。政府外判清洁工连休息吃饭的地方都没有。图片:赖忆南/乐施会

李敏妮说出一个社会的讽刺:政府每年发布贫穷情况报告,但它聘请的五万名外判清洁工也是拿最低工资的,换句话说,政府在制度上也支持这种剥削。政府外判清洁工连休息吃饭的地方都没有。图片:赖忆南/乐施会

靖海侯:这些都是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重要原因。贫富差距的产生是社会经济活动下自然产生的一个结果,至于其合理与否,要看差距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是可控的还是失控的,社会影响的主要方面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如果已经恶化、失控且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那通过政策措施修正差距就具有合理性、必要性和紧迫性。贫困问题以及贫富悬殊等两极分化问题迟迟不能缓解,后果也将会是非常严重的。1.社会的负担越来越重,财政压力越来越大;2.经济的再生能力不足,新的经济增长点难以形成;3.人口规模的贫困化会带来人口素质的下降,进而演变成社会问题。 

李敏妮:贫富悬殊加剧,亦会引致跨代贫穷。我曾经访问过专门研究贫穷的香港教育大学学者周基利,他在10年前做了一个报告,指有钱的家庭的子女入读大学机会比贫穷家庭的子女高出3.7倍。他说:“这是由于有钱的家庭能够支付更好的教育给子女,例如让子女入读英文的直资学校,因此有更多机会入大学。”

贫富悬殊其实已经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中。为何在香港有很多人可以去九龙塘又一城的Taste超级市场,买几百元一个水果, 到日本餐厅吃几百元一碟的和牛;同时又有那么多弯了腰的婆婆为了十元八块到街上执纸皮?有人可能会说世界本身就不公平,贫富悬殊每个国家也有。就是因为每个国家也有贫穷,便不需要解决?这是什么逻辑!

香港亦有一些匪夷所思的法例,令穷人百上加斤。例如政府在1998年取消租金管制,在2004年取消租住权管制,引致业主可以随意停止租约,租金亦不断疯狂上涨。自2003年起,16年间升幅接近2倍,已脱离市民可负担的水准。㓥房成为业主谋取暴利的工具。一间130呎连厕所的㓥房要HK$5000一$6000元,大一点的(150呎)月租HK$7000多元。付不起这个租金的,便搬到没有厕所的板间房,月租四五千元,或面积只有18呎的笼屋、床位等,月租HK$2000多元,呎租比豪宅高出一倍多。居住环境愈恶劣的地方,其呎租反而愈高,代表越穷的人愈被剥削。

靖海侯说:“贫困问题以及贫富悬殊等两极分化问题迟迟不能缓解,后果也将会是非常严重的。”这是深水埗的一个“棺材房”床位,为减少木制床位的蝨患,业主用铁把单位间成20多个“棺材房”,每一间的租金都不一样,视乎大小。相片中的这间比其他的床位小,只有2x6呎,租金大概$1500-$1800港元。住户起居饮食尽在此空间。铁的“棺材房”是夏热冬冷,轻轻碰撞转身也会发出很大的噪音,令人难以入睡。图片:Benny Lam/SOCO

靖海侯说:“贫困问题以及贫富悬殊等两极分化问题迟迟不能缓解,后果也将会是非常严重的。”这是深水埗的一个“棺材房”床位,为减少木制床位的蝨患,业主用铁把单位间成20多个“棺材房”,每一间的租金都不一样,视乎大小。相片中的这间比其他的床位小,只有2x6呎,租金大概$1500-$1800港元。住户起居饮食尽在此空间。铁的“棺材房”是夏热冬冷,轻轻碰撞转身也会发出很大的噪音,令人难以入睡。图片:Benny Lam/SOCO

靖海侯:您举的例子说明了政府干预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自然界的法则。但人类社会产生和存在的意义,政府产生和存在的意义,就在于推动社会文明发展、平衡发展、可持续发展。香港目前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54,超过国际社会划定的警戒线了,凸显贫富差距问题已经十分严重。面临此情况,指望社会实现自平衡无疑是缘木求鱼。及时介入、有力介入、全面介入,避免形成畸形的社会结构,就需要特区政府拿出政策措施,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实际上,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建立社会互济救助制度。

李敏妮:香港的坚尼系数在世界排名第8,很丢脸。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的贫富悬殊竟然与一些落后非洲国家并列,如科摩罗、赞比亚和危地马拉。香港的官员不会够胆公布出来的。 

很多人见到穷人仍然有钱食麦当劳,便认为不应该帮助他们。那就要看我们怎样看待贫穷了,相对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生活,香港可能是没有穷人的。可是,过去几十年,香港已经进步了,成为国际都会,香港人的生活亦大大改善,由60年代的板间房搬到有club house的屋苑,我们不想其他人的生活也一样改善吗?是否仍然认为只有那些在垃圾堆中执垃圾、有病没钱医的人才值得帮助?我们真的不应该支援弱势的人?这是很落后的思维。政府用个人收入计算贫穷线是有漏洞的,因为它没有计算基本需要所需的费用在内,包括住屋、社会和医疗服务等。若我们单单把住屋费用包括在内,我相信这群149万人真的会变成绝对贫穷了。现时这些香港穷人为何仍然有吃饭?这是因为他们牺牲住屋的基本需要,几代人住在同一个公屋单位,或蜗居到㓥房。若他们住一个正正常常的单位,支付了租金之后,相信连一个汉堡包也吃不起!

二月的一个晚上,我跟施丽珊去了一些观塘的㓥房,大约6-7个义工(本身也是床位、板间房及㓥房户居民)与她一起去派惠康券、饼干、口罩及洗手液等。这些简单的物资,对这些板间房户好像很重要,有些在外面的人都赶回来取,有些从房间走出来追问说自己没收到。正当我要离开一个板间房单位,跟大队到其他楼层时,我见到一位婆婆站在单位内近门口处,她常常问我吃了饭没有,说“不吃东西会弄坏身体的”,我决定留下访问她。她带我到她的房间,床尾挂满一袋二袋的杂物,50呎不到的房间就是她的家。婆婆叫何丽清,年青时做西人写字楼清洁工,现年79岁。3年前,婆婆的丈夫过身了,她便搬到老人院,但高昂的费用很快用光她的十万元积蓄,于是她便住在这个板间房里。现在领取政府每月$5000元综援的她,付了$2000多元租金之后,所余无几。为了节省金钱,她一日只吃两餐,或是吃面包当一餐。她说:“有时在街上见到一些贵一点的食物,我很想买来吃,但我买不起。”她唯有祈祷,这就是贫穷的悲哀。回来后我久久不能忘记她,写到这里,我眼泛泪光。

婆婆何丽清说:“有时在街上见到一些贵一点的食物,我很想买来吃,但我买不起。”,她唯有祈祷。图片:李敏妮

婆婆何丽清说:“有时在街上见到一些贵一点的食物,我很想买来吃,但我买不起。”,她唯有祈祷。图片:李敏妮

靖海侯:嗯。最让人担忧的是,因为贫困人口越来越多,且无法摆脱贫困,这些人的诉求将有可能从经济诉求转变为政治诉求,即:不会将自身的贫困归结为自己的能力和努力,而归咎于体制和社会的不公,进而反体制、反政府。我想可能也是香港近年来政治环境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今后还不能解决这个深层次问题,香港政局稳定的基础就不会牢固,还将暗流涌动。

李敏妮:同意,贫穷是社会资源分配不公引起的,因此会形成一个反体制的暗流。

贫穷是怎样的一回事?小时候我到深水埗探望我的婆婆,当时她在街上卖生果零食的,住在深水埗的一个板间房。每次到她的房间留宿,我都很不习惯,厨房共用的,厕所又滑又湿。我大约18岁的时候,也住过板间房,50呎的房间没有窗,与人共用洗手间,我只睡过几晚,租了不到一个月,我决定不留。当了记者后,我一直想亲身住在这些地方,写一些报道,但我不知道我可否挨得住。一名50多岁住在深水埗床位的男义工告诉我:“我常常给木蝨咬满全身,非常痒,我真的忍受不了,已经搬了六七次。”探访当晚,住户的板间房大多没有窗,衣服就挂在床上悬空的一条线上。他们的眼神有点黯然,但又好像麻木了似的。 

年初二,我带了一个在中产家庭长大并在英国名大学读书的实习生Herman,跟着多年不见的SOCO社工吴卫东到深水埗通州街公园派pizza及防疫物资给露宿者。一条有瓦遮头的公共走廊,两旁住满了露宿者,有男有女,他们见到有食物派纷纷从帐幕走出来,情境像第三世界国家。有些像是病了的老人睡在地上的床褥,根本无力起身,我感到非常震撼,想哭出来。几个小时后,我们到达尖沙咀文化中心,跟着一个露宿者回他的“家”拍摄。Herman向对面挂满红灯笼、灯光璀璨的半岛酒店一望,感叹的说“这是非常讽刺”。回家路上,我问他对于今晚的经历,有什么感受?他回答:“我从来没有想过香港是这样贫穷的。”2020年,SOCO的最新调查,近六成非领取综援的无家者是首次露宿,其工资中位数为$12000港元,是自1999年SOCO研究以来最高的工资,反映基层的人工根本不够支付租金,逼穷人露宿街头。

若贫富悬殊持续不解决,社会不公会扩大,两极化会加剧,民怨沸腾,最后就是上街。政府必须制定有效政策减低贫穷,但帮助有需要的人也是整个社会的责任,对他们付出同情、帮助、和推动政府改变等。如人们没有怜悯去看不幸的人,传媒也鼓励漠视,社会只会变得更冰冷,对一个社会的发展带来极坏的影响。那些喜欢到半岛酒店晚餐的一班中上流人士,他们会不知道对面文化中心每晚有一群人在露宿吗?还是视而不见?人们的冷漠是一种社会病态,这必须改变。

靖海侯:所以说解决贫困问题,不能依赖于个人私德。

李敏妮说:“一条有瓦遮头的公共走廊,两旁住满了露宿者,有男有女,他们见到有食物派纷纷从帐幕走出来,情境像第三世界国家。有些像是病了的老人睡在地上的床褥,根本无力起身,我感到非常震撼,想哭出来。”图片:李敏妮

李敏妮说:“一条有瓦遮头的公共走廊,两旁住满了露宿者,有男有女,他们见到有食物派纷纷从帐幕走出来,情境像第三世界国家。有些像是病了的老人睡在地上的床褥,根本无力起身,我感到非常震撼,想哭出来。”图片:李敏妮

3) 香港的经济来源狭窄,集中金融、地产、和零售,政府可以如何增加行业出路?有人批评政府懒惰,只倚靠中央北水南流,放水放人到香港,你认同吗?2003年推出的自由行能够改变香港的经济吗?还是会激发更严重民生问题?

靖海侯:经济问题是民生问题的基础,是民生问题的重要致因。对于香港经济问题,国家主席习近平2017年到香港视察时曾有表述。他说,“(香港)经济发展也面临不少挑战,传统优势相对减弱,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形成”。经济结构单一、增长趋缓、发展受限等问题,可以说在香港表现得很充分且已经成为共识了。

李敏妮:以前拥抱“大香港主义”的我,听到国家领导人的说话,总有一些怀疑及负面的看法,现在回想,自己的思想是如何狭隘。听到我这样说的反中朋友,一定以为我收了钱,Sherry Lee变质了,而不会反思我为何改变。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很坦白,不忌讳说出香港经济的弱点。我认为他的这种态度值得香港政府及社会学习,认清问题,才能解决问题。

靖海侯:习主席曾说过:“香港发展一直牵动着我的心。” 他对香港,一直有深切的关怀。

回到这个话题。香港经济来源狭窄,无疑有多重弊病和风险,如受行业波动影响大、对外部环境高度依赖、在不景气时没有腾挪空间等。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发生疫情后,香港2020年GDP实质下跌6.1%。实际上,香港回归后,每遇经济危机都会经历较大的震荡,这些都在客观上反复提醒香港社会经济来源狭窄可能造成的问题是深远的、持续的甚至是不断叠加的。 

李敏妮:无论港英政府,或是回归后的特区政府,也没有积极开发经济来源。我曾经访问过研究香港社会的学者:《香港四代人》作者吕大乐。他有一番话我没有在文章发表,但留在我心,他说由于经济发展狭窄,香港的青年没有出路,来来去去可以做的都是几个行业,金融、地产、和零售,就算自由行带来的,都只是一些低技术的工种。我很同意他所说的,很多年青人有不同的天份,也不能在香港发挥,就是由于经济发展没有多元化。

一些特首是有提出增加经济来源,但只是口号式。董建华热烈宣布的中药港,去了哪里?1999年董先生公布的“数码港”发展数码科技,但为何会变成一个贝沙湾的地产项目?曾荫权磨拳擦掌,在2009-10的施政报告提出发展“六项优势产业”,即教育、医疗、检测和认证、环保、创新科技、和文化及创意产业,又去了哪里? 

李敏妮问到:“1999年董先生公布的“数码港”发展数码科技,但为何会变成一个贝沙湾的地产项目?”2000年,政府与盈科数码动力全资附属公司签订数码港计划协议书,豁免78亿港元地价批地以发展该计划,里面包括豪宅项目,即后来的贝沙湾(电讯盈科可从住宅部分取得利益)。可是,贝沙湾占整个发展项目的大部分土地,提供2,800个高级住宅单位,而为了发展数码科技的数码港的四座写字楼只占小部分位置。现时贝沙湾一个1985呎向海4房单位售HK$9200万。图片:头条日报

李敏妮问到:“1999年董先生公布的“数码港”发展数码科技,但为何会变成一个贝沙湾的地产项目?”2000年,政府与盈科数码动力全资附属公司签订数码港计划协议书,豁免78亿港元地价批地以发展该计划,里面包括豪宅项目,即后来的贝沙湾(电讯盈科可从住宅部分取得利益)。可是,贝沙湾占整个发展项目的大部分土地,提供2,800个高级住宅单位,而为了发展数码科技的数码港的四座写字楼只占小部分位置。现时贝沙湾一个1985呎向海4房单位售HK$9200万。图片:头条日报

靖海侯:我知道特区政府对经济来源狭窄有所研究,此前还曾推出了“再工业化”的经济策略,但目前来看,推进情况并不理想。或者也可以说,香港经济到了今天这个阶段,已经不可能再复制六七十年代的发展模式,而且在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化遭遇单边主义挑战的情况下,香港巩固现有优势的压力比补上短板的压力还要大。 

李敏妮:每一次政府研究完之后,都是不了了之的。这可能与官员做事一向没有策略和决心有关,因此回归后的政府一直不能独立,只依靠中央打救经济,例如把香港成为离岸人民币中心、推出深港通、沪港通等互通股票交易机制,为香港输血。如没有中国,我不知道香港的生活会变成怎样,这点我是多谢中央的,但同时令人不齿香港政府的不振作。这一句形容得真贴切——政府只靠中央的“北水南流”,受益的只是那些高学历的金融和股票专才,虽然会带动经济,但并没有解决经济结构狭窄的问题。

靖海侯:解决香港经济发展突围问题,无非向内、向外、向北三种路径。在内部结构板结、外部竞争恶化的情况下,寻求并扩大两地的经济交流合作,是历史经验也是现实所需。内地资金及人才注入香港,首先是基于香港需要,其次才是中央支持,目的是要实现两地的共赢。譬如“自由行”,这是时任特区政府向内地请求的救市政策,当时是起了作用的,现在还在持续发挥作用,且每到香港经济下滑时,就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我看过一则说法,开放“自由行”前,中央还曾问时任香港特首是否能承受内地的人流,希望特区政府作科学评估。这都说明“自由行”的政策初衷就是为了给香港经济加油助力。

李敏妮:自由行是一个振兴经济的方案,本意是好的。至于人流方面,在2003年沙士后推出的自由行最先在四个广东省城市推行,其后在董建华和曾荫权两届特首期间不断扩展至现时的49个城市,内地旅客人数亦由最初计画开始时的850万,到现时的四千多万。相信当时港府没有做一个科学的计算,由于香港人多车多,带来的内地游客数目真的是香港不能负荷的,引致车厢挤迫和街道阻塞等。若果现在问题出现了,香港政府可以与中央研究,减少旅客人数或者城市数目,令到游客数目不会造成滋扰。至于自由行带来的水货客以及通货膨胀、租金上涨的问题,政府应该加强执法监管水货客。租金上涨主要是高地价所引发的问题,我们会在第5条讨论。

现时自由行是撑住了香港经济的,但政府就像一个富二代靠着父荫,不思进取,依靠自由行收入维持生活,自己根本不能独立生存。自由行推出已经18年了,如香港政府利用这18年去开展新的经济来源,今天的香港应该更强势。一个地方怎能只依靠游客而不发展其他经济?疫情令到内地游客滴水不入香港后,本地经济一厥不振,你就见到香港经济的空洞。 

靖海侯:您说的就是香港经济“空心化”的问题。

李敏妮说,现时自由行是撑住了香港经济的,但一个地方怎能只依靠游客而不发展其他经济?靖海侯说:“您说的就是香港经济“空心化”的问题。”图片:中新社

李敏妮说,现时自由行是撑住了香港经济的,但一个地方怎能只依靠游客而不发展其他经济?靖海侯说:“您说的就是香港经济“空心化”的问题。”图片:中新社

4) 香港的房屋问题令到整个城市的人疯癫了,一个400尺的单位卖8百多万,40多万人正在轮候公屋,20多万人住在㓥房,约2000人露宿街头。房屋问题与地产霸权有关吗?是如何形成的?政府可以如何扭转地产霸权? 香港的房屋问题是否整个社会问题的始作俑者,即是解决了房屋问题,其他问题便会迎刃而解?

靖海侯:“上楼难”在香港属于“老大难”问题,这个问题不是今天才有的,也不是香港回归后才有的,但正是这个问题成为民生之焦点、民怨之源头。就我个人的体察而言,市民的衣食住行皆与房地产有关,无论是生活成本还是就业创业成本,都受住房的影响最大。所以说住房问题是社会问题的始作俑者,某种程度是对的。

李敏妮:地产霸权在港英时代已经开始。但回归后,地产霸权的情况更严重,楼价不断飙升,至一个“非人道”的程度,引发今天严峻的住屋问题。地产霸权是政府向地产商倾斜的高地价政策造成的。先从回归前的1990年代说起,由于政府长期限制土地供应推高地价,亦任由地产商垄断楼宇供应,楼价持续上升,再加上90年代炒风盛行,形成楼市泡沫,香港人开始支付不到楼价,面对严重的住屋问题。因此,回归后首任特首董建华的第一份司政报告,宣布“八万五建屋计划”,目标是在10年内全港七成的家庭可以自置居所。但八万五刚宣布不久便遇上亚洲金融风暴,楼价暴跌,董伯伯的八万五计划成为“代罪羔羊”。他屈服于地产商的压力,在2000年一次无线电视专访时说,“从98年就再没有说过“八万五”这个字眼,那你说还存不存在?”,8万5正式无疾而终。住屋问题长远必须解决,既然找对了方法,为何会那么容易屈服?

2002年11月,另一件离奇的事发生了。政府再在大地产商施压下妥协,时任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局长的孙明扬推出“九招”救市,主要包括两点:1)停止定期土地拍卖,减少土地供应。这无疑把楼价控制权落在拥有大量土地储备的地产商手中,让他们更能控制楼宇供应量及楼价;2)无限期搁置资助置业计划,包括居屋计划、 租者置其屋计划、置业资助贷款计划,迫使低至中收入市民转向私人市场买楼。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地产市道兴旺之后,政府亦无意停止“孙九招”。2005年,曾荫权上任特首后,更“受制”于大地产商,拒绝恢复定期土地拍卖,也不复建居屋,物业价格有增无减。2010年出版的《地产霸权》作者潘慧娴单刀直入指,“曾荫权深恐令地产卡特(cartel)不快,一直都拒绝搁置本是临时措施的“孙九招”。”

2013年,政府才恢复定期土地拍卖,但土地供应已经大幅减少近11年(从2002年“孙九招”开始计算),对楼宇供应和楼价影响深远。2011年,曾荫权在其任内最后的一份2011-12施政报告,才宣布复建居屋,但只在2016-17起的4年内共提供17000单位,即每年数千单位,完全不能满足市民的置业需要。由1998年推出给公屋户购买自住的公屋单位的“租者置其屋计划”在2005年被政府叫停后,从未重开。资助市民借取免息置业贷款的“置业资助贷款计划”只维持了一年多(2003年1月至2004年7月),至今仍然被搁置。 

靖海侯:这说明“地产霸权”问题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复杂到积重难返,复杂到引致更系统的问题。在前几年香港的示威游行中,我们还会经常看到“打倒地产霸权”的标语,这几年已经很少了。但这种变化,未必说明“地产霸权”的消失,反而进一步说明了“地产霸权”的根深蒂固与积重难返。市民不再寄望于地产界的自我觉悟和调整,而是将对“地产霸权”的厌恶转为政治诉求。这也就是说,相关问题在持续下沉,转为更深层次的存在,化解的难度还在加大。 

图为2011年七一游行,主题包括“打倒地产霸权”,但近年这种标语已经消失。靖海侯说:“这种变化,未必说明“地产霸权”的消失,反而进一步说明了“地产霸权”的根深蒂固与积重难返。”图片:Mike Clarke /AFP

图为2011年七一游行,主题包括“打倒地产霸权”,但近年这种标语已经消失。靖海侯说:“这种变化,未必说明“地产霸权”的消失,反而进一步说明了“地产霸权”的根深蒂固与积重难返。”图片:Mike Clarke /AFP

李敏妮:您了解得比香港人更通透,直入问题的心脏。多年来的民怨得不到任何改善,市民变得绝望,近年已经没有把矛头指向地产商,反而把高楼价和其所引起的各种民生问题归咎于政府。但政府绝非无辜,这是源于政府的“高地价政策”。港英政府是以拍卖形式卖地,价高者得,每次买地都只用“唧牙膏”的方式,只提供少许地拍卖,造成土地短缺,维持高地价。

那政府为什么要维持高地价?在低税率、税基狭窄、和经济来源单一的环境下,卖地收入一直是政府主要收入来源之一(2019-2020年度,政府卖地收入共1200亿港元,占总收入的20%)。政府以少量土地供应长期抬高地价,保障库房收入,但同时受益的当然是地产商,他们亦以囤积土地, 减少楼宇供应,“人为”地推高楼价,就算在经济衰退时,也能轻而易举地阻碍楼价下调。传闻地产商由60年代开始购入大量农地(农地是可作发展用途的),但一直囤积起来。何喜华是政府任命组成的“土地供应专责小组”的成员,他不忌讳指:“发展商有一个 land bank(土地银行),他们尽量也不动用,用以压缩楼宇的供应,逐步把楼价一路推高,直至现在的天价。”

地产商拥有多少土地只有他们知道,要找出这个资料非常困难,我找来好朋友前虎报记者 Danny Chung(钟健雄)帮手,在大学修读测量的他,熟悉香港的地政和土地议题,强于调查。他尝试了不同途径也找不到资料显示发展商拥有多少土地。他说,非上市的发展商不需公布他们的土地银行规模;上市公司在其年报中,多把完成的楼房项目地面面积纳入土地储备的栏目中,公众难以明白他们究竟有多少未发展的土地。他说:“只有两家上市地产商(恒基兆业和新世界发展)在年报披露了其拥有的农地面积。”根据恒基兆业的2019年报,其农地储备共有4489万平方呎,而新世界发展的2019/20年报则显示它拥有1647万平方呎农地。令人惊讶的是,根据差饷物业估价署的资料,由2005年开始,新落成的私人楼宇数目低得可怜,只有每年1至2万单位。在香港极缺乏房屋供应的关键时刻,为何地产商囤积土地不建楼宇?大家心中有数。

靖海侯:其中真相或许让人惊愕。内地也有炒作房地产的现象,这跟经济发展阶段和社会的投资需求有关,有经济理性的成分,也有经济投机的成分。但这几年中央政府提出了“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的炒的”治理理念,对房地产的炒作行为进行了规管,所以我们已经看到内地房地产有“降温”的表现。

根据新世界发展的2019/20年报,该公司拥有1647万平方呎农地。图为新世界发展在元朗的农地(背后是深圳福田)。图片:Roy Issa/SCMP

根据新世界发展的2019/20年报,该公司拥有1647万平方呎农地。图为新世界发展在元朗的农地(背后是深圳福田)。图片:Roy Issa/SCMP

李敏妮:当我看到中国政府可以调控房地产,防止市民炒卖,亦有措施防止企业垄断市场,我就知道计划经济的好处,亦感到中国政府关怀人民的生活。过去几十年,香港人常常以作为“自由港”的自由经济引以为荣。虽然香港自由经济的低税制可以吸引外资,但实际上这种放任没有策略下的自由经济亦大大伤害了市民(高楼价已是一个实证),甚至经济。楼价问题不解决,香港对外资的吸引力会大大减退,人才也会外流,这亦已经发生。政府官员每一次不想处理事情时,就会说香港是自由市场,政府不可干预,这只是借口(我会在民生第二集作深入解释)。即使在自由市场里,政府为著公众利益绝对有理由干预,反问政府的“孙九招”,又不是干预市场吗?内地当然有地产商图利,但他们不会严重到一个地步操控市场,严如土皇帝。香港政府应该学习中央控制楼市的措施,防止地产霸权。

靖海侯:内地可以这么做,是基于体制优势,也体现中央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里面有认识论,也有方法论,其中有益经验是完全可以为香港所借鉴的,比如抑制投机行为、惩治频繁买卖行为、防范大面积空置行为等。特区政府前几年也推出过“加辣”措施,但效果不理想。我想所以不理想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施策不精准、不系统,只在点上作文章而没有面上的铺开,没有给社会有效传递政策信号和压力。 

李敏妮:这其实是非常悲哀的,很多香港人已经挨到麻木了,穷人住㓥房,中产人士每月大部分收入都是用作“供楼”,这种生活已经由不正常成为“正常”,大部分人都忘记了什么才是快乐。几年前,我到深圳福田搭地铁,发现内地人面上很轻松,而香港人的脸却很苦,显得焦虑,常常在街上吵架。之后几年,我再留意内地人,就算一个深圳的咖啡室,冲咖啡的员工也很轻松,好像不太忧虑生活。

香港的地产霸权制造了无数个人及家庭悲剧,问题的始作俑者,就是贪婪。压榨市民的血汗供楼钱的香港地产商,却成为全球富豪。根据2015年的《福布斯富豪榜》,李嘉诚、李兆基、和郭氏兄弟的资产净值分别为2600亿港元、1879亿港元、和1521亿港元,全球排名17、27、和58。与2009年相比,他们的财富增长了206%,268%及185%,而香港每月人均工资中位数只上升29%至HK$14800。试问这个工资又怎能付得起今天的楼价?就算月入六七万的两人家庭亦不能负担首期及每月按揭供款。一个年轻人更是永远没法储够钱买楼,很多年青人一到18岁,父母便帮他们轮候公屋,但成功申请的机会等于零,因为在他们前面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排队。高楼价已经令人口北移到偏远地区,但一个近边境的三层高丁屋,也卖1300万一幢,根本是没有人可以付得起的了,所以现在那么多人移民外国,楼价就是一个主因。 

图为以房地产起家的四大家族,李嘉诚、李兆基、郭氏兄弟、和郑裕彤,亦即香港四大发展商。 根据2015年的《福布斯富豪榜》,李嘉诚、李兆基、和郭氏兄弟的资产净值分别为2600亿港元、1879亿港元、和1521亿港元,全球排名17、27、和58。

图为以房地产起家的四大家族,李嘉诚、李兆基、郭氏兄弟、和郑裕彤,亦即香港四大发展商。 根据2015年的《福布斯富豪榜》,李嘉诚、李兆基、和郭氏兄弟的资产净值分别为2600亿港元、1879亿港元、和1521亿港元,全球排名17、27、和58。 

有钱的可以离开,没钱的却苦无出路。买不起楼的唯有申请公屋,但由于曾荫权当特首时,为了托市大大减少兴建公屋(由回归初时每年五万单位,下降至少于15000单位),令公屋的兴建几乎停顿达7年之久。这样的真空期令之后的房屋问题不容易解决,之后两届特首的建公屋量都是维持在一万多单位,引致公屋极度短缺,轮候人数不断上升。根据房委会的数字,现时有26万户(40多万人)正在等候公屋,而每年还有新增三至四万户申请,轮候人数只会越来越多,平均等候时间为5.6年,远离政府“3年上楼”目标。

SOCO说,公屋等候时间在过去5年加了一倍,一个二人家庭,5年前要等3年才申请到公屋,现在要等6年;4至5人家庭,5年前要等6年,现在10年。非长者的单身人士的队更长,有差不多12万人正在等候单身的单位,但政府每年只批2000公屋给单身人士,一个三十几岁的个案已经等了13年。申请不到公屋的有人唯有住在环境恶劣的㓥房,很多白领也已经被迫住在㓥房,这是一个悲哀的新现象。

这是深水埗天台上一个满布破裂的铁皮屋,住了十多户人。在共用的厨房上有一个阁楼,悬挂在半空中,业主把这个细小和侷促的空间也租出了。图片:Benny Lam/SOCO

这是深水埗天台上一个满布破裂的铁皮屋,住了十多户人。在共用的厨房上有一个阁楼,悬挂在半空中,业主把这个细小和侷促的空间也租出了。图片:Benny Lam/SOCO

靖海侯:房屋问题是香港民生问题的主要表现,也是香港民生问题不断恶化的重要致因。解决了房屋问题未必让其他问题迎刃而解,但一定可以为解决其他问题奠定基础、拉出空间、创造条件。需要说明的是,香港的房屋问题也是中央领导非常关注的一个方面。解决此问题,重要且迫切。

李敏妮:是的,高楼价已经成为一个社会毒瘤,滋长出各种民生问题,成为香港根深蒂固的“深层次矛盾”。市民把大部分工资用于供楼或租金,贫穷越趋严重,贫富悬殊加剧;市民蜗居㓥房、甚至租半边床位,几代人住在一间公屋,制造很多家庭问题,为一层楼兄弟不和,很多人不敢生孩子。高昂的租金占经营成本的绝大部分,创业困难,小企业倒闭,老板要剥削员工才能支付贵租。土地不足令政府没法多建医院,医院长期缺乏足够病床,最近有病人在等候上病房期间死亡,病人轮候专科服务要等多年。政府没有土地兴建老人院,身体残障的老人申请政府资助的院舍要等最少5年。

在“无屋住”之下,香港人已经爆煲,否则2019年的黑暴不会一触即发,推动几十万人上街。现在中央已经意识到这是严重的问题,对于香港人来说,是一个盼望。希望中央会尽快催促特区政府行动,取消香港高楼价政策,逐步把地产霸权铲除! 

李敏妮说:“高楼价已经成为一个社会毒瘤,滋长出各种民生问题,成为香港根深蒂固的“深层次矛盾”。”对很多香港小孩来说,一张可做功课的书枱,是理所当然的家俱,但对4万名租住㓥房的儿童而言,却遥不可及。图片:Benny Lam/SOCO

李敏妮说:“高楼价已经成为一个社会毒瘤,滋长出各种民生问题,成为香港根深蒂固的“深层次矛盾”。”对很多香港小孩来说,一张可做功课的书枱,是理所当然的家俱,但对4万名租住㓥房的儿童而言,却遥不可及。图片:Benny Lam/SOCO

靖海侯:说香港存在地产霸权,一方面是指他们垄断房地产业,另一方面是指他们影响甚至左右了相关政策的制定和走向。对于既得利益者来说,这是他们的行动逻辑。而要打破这个既得利益格局,就必须挑战他们。当然,所谓挑战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以霹雳手段整治垄断行为,二是以引导的方式鼓励他们作出调整。 

特区政府必须意识到铲除地产霸权的必要性和紧迫性:1.地产霸权长期存在,会让社会“竭泽而渔”,失去经济发展的后劲和创新创造创业能力;2.地产霸权与民生问题直接相关,会导致社会板结、流动梗阻,让解决民生问题的成本大大增加且持续在高位;3.地产霸权会干扰施政计画和节奏,在破解香港各种深层次问题上形成屏障。

李敏妮:政府必须以多管齐下的方式解决香港房屋问题,包括 1)推行低地价政策,压止楼价上升,2)大量供应土地,特别用于兴建政府资助房屋;3)大量兴建公屋,满足低收入人士的住屋需要;4)觅地增加土地供应;5)停止以拍卖方式卖地,6)以低地价方式向发展商提供土地,但设立利润管制及限制销售价格或租金;7)限制炒卖;8)限制地产商囤地。 

靖海侯:在解决香港政治问题后,香港要重新出发,必然要启动社会变革,调整既得利益格局。如果地产霸权是客观存在的,那在改变这样现状下,港府责无旁贷,必须展现决心和意志。

靖海侯认为,要打破香港的既得利益格局,就必须挑战他们。“在解决香港政治问题后,香港要重新出发,必然要启动社会变革,调整既得利益格局。

靖海侯认为,要打破香港的既得利益格局,就必须挑战他们。“在解决香港政治问题后,香港要重新出发,必然要启动社会变革,调整既得利益格局。

5) 2017年9月,林郑月娥任命22位专家组成“土地供应专责小组”,希望共同打破土地短缺的困局。2018年12月,小组发表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增加土地供应的建议,当中最辣手的是建议收地,包括棕地和农地。报告出了,林郑月娥当时说会交给部门考虑跟进,但之后反修例暴乱爆发,土地问题不了了之。香港实在有很多土地没有开发,有很多农地在新界荒废,亦有很多棕地,为何政府不能收地?还是由于地产商及乡事势力太大,政府不敢收地? 中央应否介入?

靖海侯:香港每讨论房屋问题,总会提及土地短缺,并将之归结为不能解决问题的主要原因。我们也看到,历届特区政府为寻觅土地、增建房屋付出了辛苦乃至是艰苦卓绝的努力。但我对此“主要原因”有不同看法:1.土地供给与房屋供给有相关性,但不能简单等同,即在土地供给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改变住房供给结构也可以缓解房屋问题;2.解决房屋问题需要步步为营,但不能零敲碎打,而是需要港府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不能只着眼土地短缺的问题,比如内地提出的“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也可为港府借鉴;3.港府才是香港土地的最大拥有者,要致力实现自有土地利用与其他土地开发的联动,承担起本应履行的社会责任来。

李敏妮:香港很多土地集中在新界,政府要做的就是收地。根据基本法第七条“香港特别行政区境内的土地和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管理、使用、开发、出租或批给个人、法人或团体使用或开发,其收入全归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支配。”香港政府完全有权控制土地的使用,不同的法例,包括《收回土地条例》,也赋予政府权力收地,只要给予地主公平的赔偿便可。 

土地供应专责小组的报告也建议政府开始一个土地供应策略,侧面反映了政府的土地政策缺乏系统性和透明度,政府一直没有对外公布所持有可发展的土地有多少,我们只能估计由于过去十多年政府没有主动大量收地,相信它的土地储备买少见少。由于土地供应牵涉公众利益,市民有权知道究竟政府有多少土地,为何没有地兴建公屋等。Danny用了5天时间翻查地政处的宪报纪录,找出了完整的数据,显示过去三届特首在任期内收地建公屋的情况。 

  • 曾荫权在7年任期(2005-2012)只收地1次建公屋,在2009年4月在屯门收了87块地,共32743平方米。
  • 梁振英在5年任期(2012-2017),做了4次收地建公屋,两次在2014,在2015和2017各一次,共178块地,81604平方米。
  • 林郑上场(2017——)做了7次收地建公屋,一次在2018年,两次在2019年,两次在2020,最后一次是2021年3月,共700157平方米(当中包括东北发展的大量收地,用于基建、公屋和私人楼宇)。

土地供应专责小组成员何喜华说,政府收地面对很多阻力,不单是村民的反对,更有本土团体的抗争,每每将政府收地形容为官逼民反,或破坏环境。根据规划署2017年的一个调查,香港有1578公顷的棕地,大部分都租出作商业用途,经营货柜、维修车场、货仓、物流公司,停车场等;这些经营者也会大力反对收地。他直言:“收棕地的阻力当然大,我相信有很多激进的团体,随时准备磨拳擦掌与政府开火。”一些新界地方亦有一些小型工业,例如豉油厂、鎅木厂,激进团体亦会帮助这些经营者反对收地,说影响小商户,发起激烈抗争。何喜华说:“里面牵涉很多的利益集团 ,不是我们表面看得到的,很多的角力在里面,地产商会否运用他们的影响力去反对,或不配合?” 

何喜华直言:“收棕地的阻力当然大,我相信有很多激进的团体,随时准备磨拳擦掌与政府开火。”图片:信报

何喜华直言:“收棕地的阻力当然大,我相信有很多激进的团体,随时准备磨拳擦掌与政府开火。”图片:信报

靖海侯:既然是打破既得利益格局,阻力是一定有的。就土地开发而言,无论是收回新界棕地、填海造地还是开发郊野公园,难度不在于既得利益者的阻拦或者收回开发的成本,而在于展示收回和开发的决心,以及通过出台相关配套政策给相关各方的约束。也就是说,港府不能再瞻前顾后、左右平衡,而是应该拿出魄力来说,果断地向社会表示“这事我们干定了”。如果以前说,立法会可能会阻拦,但现在时移世易,行政主导得以巩固确立,港府有更好的条件去推动这些工作,已经没有理由再进一步退半步,让规划“悬空”。

李敏妮:您形容得非常贴切,香港官员就是经常瞻前顾后。对于收回新界地,政府一直裹足不前,有其原因。第一,回归后的政府面对反对派变得非常弱势,很多事情要依靠乡事势力支持,所以反过来非常迁就这些势力人士。地产商与乡事势力亦有很多交往,尤其合作发展丁屋,他们会联手阻止政府收地。何喜华指出,为了公共的目的,政府是可以强制收地的,无论是私人的农地或是发展商的地,可以实现在短时间内提供大量土地,但“政府过往不想介入,因为一讲到收地和钱,会引起大财团反弹。”

除了决心之外,政府收地还需要爱心。为何我会说爱心?让我举一个例子,在2013年的行政会议通过的东北发展,覆蓋古洞北和粉岭北两个新发展区,单在上水古洞,有1,100户古洞居民受影响。我在2019年1月访问一些受影响的老人家,他们对突然失去家园都徬徨无助,他们在当地村落住了超过半世纪,附近有很多旧街坊,一旦分离,老人家难以适应。居民要求政府把他们在原区安置,住在新起的公屋里,但政府拒绝,说这对轮候公屋的人不公平,却没有考虑居民为新发展牺牲家园。地政处亦要求受影响村民必须通过入息及资产审查,才可以被安置到其他地区的公屋。当时我访问的社工指出,长者的适应能力很弱,如去了陌生的地方居住,或会不敢出街,被迫成为隐敝长者;更透露以往因重建而上了公屋的古洞长者,大都在两年内去世。这个例子反映政府的一个长期的弊病,就是对市民缺乏怜悯,处事缺乏弹性和人性,足以解释为何政府收地会那么困难。若果政府改变收地策略,加点人性化在里面,会大大减少收地的阻力。 

公私营合作的“地产”项目:在2013年的行政会议通过的东北发展,覆蓋古洞北和粉岭北两个新发展区,政府从没有把居民盼望原区安置的需要放入他们的“东北大计”中。在古洞北,计划中兴建的35,400个住屋单位,差不多一半(42%)会用来兴建私人楼宇,当中大部分是中至低密度的豪宅,而计划兴建的公屋及居屋(58%)亦没有预留任何单位,给受影响的1,100户古洞居民作原区安置。图为2012年,政府就发展新界东北方案举行公众咨询,数百名居民到场抗议。图片:NOW TV

公私营合作的“地产”项目:在2013年的行政会议通过的东北发展,覆蓋古洞北和粉岭北两个新发展区,政府从没有把居民盼望原区安置的需要放入他们的“东北大计”中。在古洞北,计划中兴建的35,400个住屋单位,差不多一半(42%)会用来兴建私人楼宇,当中大部分是中至低密度的豪宅,而计划兴建的公屋及居屋(58%)亦没有预留任何单位,给受影响的1,100户古洞居民作原区安置。图为2012年,政府就发展新界东北方案举行公众咨询,数百名居民到场抗议。图片:NOW TV

靖海侯:至于您提出的中央应否干预方面,我认为民生问题终究是特区自治范畴的事,中央可以提供支持,包括发动中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多做一些贡献,但主要还是要特区自己寻求解决方案。香港不能什么事都甩给中央,市民更不应把这些问题归咎于中央没有出手,港府需要明白这是分内之事,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干不好,中央有问责的理由。而实际情况是,如果民生问题解决不好,产生了更大的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中央一定会问责的。

李敏妮:一个孩子终归要长大 ,自己学走路。香港政府要学会独立处理问题,我也认为中央不需要介入,但可以提供方法。中央讲一句,好过市民讲一千句,您明白我说什么的!

靖海侯:港府有港府要办的事,香港社会各方也有各方的义务。比如大地产商和乡事势力,无论从自己的持续发展而言,还是从担负必要的社会责任而言,都有必要参与这一问题的解决,让渡一些能承受的利益,在土地供给和公益性房屋供给上有些动作。民生改善了,他们的发展空间也会打开,香港社会是一个命运共同体,竭泽而渔的结果就是两败俱伤,有关方面需要“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能太自私了。 

李敏妮:香港的商界就是短视,看不到当民生改善了,也会扩大他们的长远发展。如政府决意清除地产霸权,大发展商会输掉大量利润,会拼命阻止,包括通过其在政治体制上的席位,包括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不同的法定及咨询组织、立法会功能界别,全方位向政府施压!但政府不用怕他们,必须拿出坚强的意志力,决心停止与地产界捆绑,重建健康的住屋市场!

边缘社群恶劣的居住环境及挣扎求存的艰苦生活,往往被城市的艳丽色彩掩盖,遗忘于繁华社会中。图片:Benny Lam/SOCO

边缘社群恶劣的居住环境及挣扎求存的艰苦生活,往往被城市的艳丽色彩掩盖,遗忘于繁华社会中。图片:Benny Lam/SOCO

上集完。

靖海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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