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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秋北撰文批公务员制度:只问指引程序 不问施政成效

工联会会长吴秋北早前发表系列文章“新时代工运论述”,批评“地产霸权”窒碍香港社会发展,又质问政府是做资本财团的影子、跟班,还是劳苦大众的父母官?几篇文章中提出香港经济发展须“以人为本”,其中也提及要推动公务员的改革是事在必行。

吴秋北。资料图片

吴秋北。资料图片

近日,吴秋北再撰文专门讨论公务员制度及改革,题为《为官避事平生耻——论香港公务员》,文章批评“政治中立”一词被扭曲,被反中乱港分子用来对抗效忠的幌子,甚或作为明哲保身、不作为的借口。他认为“政治中立”指的是作为公务员团队中一员,有保留个人意见的权利,但前提是坚决服从最终决定的执行力,并且不可因异见而怠慢。

他在文章中指出,港英时代推崇“政治中立”,目的是要让公务员“政治空白”,纯粹为英政府所制定的政策服务。时至今日,香港已回归祖国,公务员可以名正言顺地尽忠自己的国家。公务员队伍要转换思维,担当建设香港的一份子。公务员不是政府的雇佣兵,而是落实政府政策最坚定的执行队伍。

全文如下:

《为官避事平生耻——论香港公务员》

吴秋北/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工联会会长

 

夫素秋肃煞,劲草标于疾风;叔世艰虞,忠臣彰于赴难。

 ——唐.《皇甫诞碑》

 

2019香港暴乱对香港整体冲击破坏严重,包括对公务员群体和制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严峻,加上新冠疫情,我们的治港主体——公务员——是否有管治香港的效能,是否适应一国两制实践中所遇到困难和挑战;在政治、社会危机下,有显示出捍卫一国两制的意志吗?这些疑问尤其突出!我在“新时代工运论述”中曾提及要推动政府作公务员队伍的改革,在“一国两制”进入新阶段下已是事在必行。

“连侬墙署长”逆市升职,数据显示无过错

不久前,“连侬墙署长”晋升常秘事件引起一片哗然。在2019年暴乱中,连侬墙是反动文宣重要平台,内容充斥着对政府、警察、特首、主要官员,包括国家领导人在内的各种抹黑、诅咒、起底。也是其宣传、动员非法集会,煽动暴力、违法行为的重要工具。各区都设有连侬墙,喷漆、单张更是随处可见。与黄媒黑记、网络文宣形成呼应,因连侬墙引起的暴力冲突、流血事件也屡有发生。整体社会气氛笼罩在黑暴阴霾之中,实际上是对民众进行无死角、不间断地灌输反动思想。

然而,政府公布涉及连侬墙的1600宗投诉,只有98宗进行全面调查,但结果是全部不成立。申诉专员对此的解释,从行政角度去调查,通过各局提供的数据显示,并没有构成行政失当。所以,即便不符合公众期望,投诉也不能成立。以此逻辑,即便疫情再严重,相关官员的工作成效再怎样不符合公众要求,只要从行政的角度去判断,数据上未构成行政失当,就可以升职加薪。这些精英公务员口口声声服务香港人,恐怕实际所指不过是一些指引条文,行政程序,至于民间疾苦、公众期望,那又如何!香港公务员问题何在,据此便能一叶知秋。 

行政程序大过天,民心向背弃一边

香港有近18万公务员,《基本法》规定向特首负责。然而实际上,分管各司各局的主要问责官员不过20几人,对于公务员而言,这些“老细”都是“空降”,合作短短几年,可能面都见不到几次,如何建设团队意识和责任担当?坊间民调泛滥,针对特首、问责官员居多,然而政府施政成效靠的是公务员团队去落实。《公务员守则》引言就开门见山,公务员队伍要协助在任行政长官及政府制定、解释和执行政策;执行各项行政事务。然而我们见到的却是公务员团队对管治班子的隔岸观火、袖手旁观,甚至落井下石。主要政治问责官员不要说动不了公务员半根毫毛,更遑论评核其表现了。铁打的公务员队伍,流水的特首高官。向特首负责是规定,向AO政务官负责才是现实。哪个公务员不对此心领神会!所谓的民望反映在政府官员身上无可厚非,然而公务员团队是否与首长同心同德,共同承担施政效果,这已不是效忠国家的问题,而是最基本的职业操守。这不就是“政治中立”的神秘!

“政治中立”近年来被上升到政治立场、大是大非的层面,实有意识形态至上态势,被反中乱港分子用来对抗效忠的幌子,甚或作为明哲保身、不作为的借口。实在“政治中立”指的是作为公务员团队中一员,有保留个人意见的权利,但前提是坚决服从最终决定的执行力,并且不可因异见而怠慢。若做不到,何尝不是一种行政失当?进一步讲,“政治中立”反而不适用于大是大非问题,特首及问责高官故然要讲政治,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及发展利益,这些都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公务员团队应有的基本特质、应有之义,这政治能不讲吗?还可以“政治中立”吗?

“隐形首长团”规管欠奉,怠政懒政形成制度性腐败

正常情况下,公务员的“政治中立”,所指的是公务员必须忠诚地提供服务,不因个人的政见所左右,而政治判断则交由问责官员处理。当问责官员确立了政治判断时,公务员便要尽忠落实这个判断。《公务员守则》4.2项:“个别决策局、部门和办事处可由主管定明本身的使命与信念;这些使命与信念须符合《公务员守则》。”那么,谁才是公务员团队真正的领导者,这部分人的信念是否与一国两制治理体系相适应?在“政治中立”下是否能够贯彻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正确理解、行使特区高度自治权?然则其重要性并不亚于特首、高官、立法会。行政主导的本质是公务员团队的全力配合,尽职尽责,所以公务员团队的爱国信念与责任担当是“爱国者治港”原则下的改革重点。只问行政指引和程序,不问施政成效,如此官僚主义,必然导致官员不作为,怠政懒政必然形成制度性腐败。人们便时常听闻有不作为的官员,为免其“阻住地球转”,反被升职的荒谬事。那么就要从制度上严格把关,将阳奉阴违、暗度陈仓的人排除在制度之外;要以德才兼备原则,任人唯贤,建设一支具备国家观念,适应新时期一国两制要求,高效高能,积极作为,勇于担当的公务员队伍。建设香港只有一个方向,就是确保“一国两制”不走样不变形,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这就是公务员不容置疑的共同信念和追求。 

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寸丹心唯报国”、“为官避事平生耻”、“上下同欲者胜”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7年视察香港时,曾以三句金句相赠新一届领导班子。分别是“一寸丹心唯报国”、“为官避事平生耻”、“上下同欲者胜”。习主席强调,香港是中国的一个地方行政区,作为政权机构的主要成员,都要有国家观念,在开展政务活动或处理有关问题的过程中,要善于站在国家的高度来观察和思考问题,自觉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履行自己对国家的责任。同时,“一国两制”是前无古人的创举,香港社会政治环境又十分复杂,在香港当官,不是一件轻松舒适的事情。在全面贯彻、准确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务实解决经济民生方面长期积累的矛盾和困难、加强青少年对国家历史文化教育、依法遏制“港独”活动、维护香港社会大局稳定,都需要大家迎难而上、积极作为,有的时候还要顶住压力、保持定力。除此之外,团队精神必不可少,特别是特区政府管治团队是一个整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勉励大家要全面落实和完善以行政长官为核心的行政主导体制,处理好行政立法关系,真正做到“议而有决、决而有行”,确保政府依法施政的顺畅高效。此一番话对象不仅是政府高官,更是政府高官领导下的行政队伍。如果公务员人人以此自省自勉,又何愁团队缺乏向心力与凝聚力。

事实上,中央对香港的公务员队伍是信任有余,要求不足。通过《基本法》内有关公务人员的相关条例可见,在特区政府成立后,最大限度的沿用殖民政府管理办法,包括公务人员的招聘、雇用、考核、纪律、培训和管理的制度(第一百零三条)。最大程度的任用特区成立前政府各部门,包括警察部门任职的公务人员,其年资予以保留,薪金、津贴、福利待遇和服务条件不低于原标准(第一百条)。以及最大范围的包容国际人士参与香港管治,除司、局级以及几大纪律部队长官等职位必须由无外国居留权的特区永居的中国公民担任外,其他政府人员均可任用原港英政府就职人员,并且不限制新受聘者为英籍香港永居和其他外籍身份(第一百零一条)。反观对政府人员忠诚度的要求,只有一句:拥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考核、审查、监管、惩治等办法一律欠奉。 

公务员旧制难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 

香港回归至今,沿用港英政府公务员管理办法,从实际效果来看,显然已经不合时宜。问题出在哪里?首先要理解殖民政府在70年代启动“行政吸纳政治”策略的用意,其背后的布局和考量甚为复杂,涉及英国本国的政治环境,以及外交策略,更重要的是为之后的主权移交做铺排。表面上对于在1967年以前根本无权参与政府管治的华人而言,此举成为收买民心、体现民主的“恩赐”。据统计,1950年代,香港47名政务官中只有一位华裔政务官。1966年146个政府高层职位中,24个职位由本地人士担任。1977年时,首长级别的337名政务官中,本港人士占到42.1%,有142人;1981年时,升至258名本地人士担任高级政务官,增幅为81%。从数据上看,殖民政府吸纳本地华人,释放了权力。然而他们并没有培养本地华人成为高级政治精英的诚意,事实上,基于英国国家安全考虑,重要职位仍由英国人担任,本地华人若要晋升到首长级官员或者部门主管时,需要接受港英政府的“保安审查”。为了避免华人官员接触政府核心文档,更将高级官员分为两部分,并规定一部分必须由英国人出任,另一部分应该和应当由英国人出任才合适。并且提高重要档案的阅读权限,以避免华人官员危害英国国家安全。显然,港英政府彻头彻尾地实行“爱英国者治港”,那么这套制度培养出的公务员,具有根深蒂固的“恋殖情结”也是理所当然。如果我们还指望这套“恋殖”的旧制度,可以做到“爱中国者治港”,那就是政治幼稚病入膏肓! 

谈到香港殖民历史在政治上所遗留下来的种种问题,“居英权”必然是中央的隐痛。有人将其视为动荡之中的“保险机制”,我却认为它是一块位置尴尬、形状丑陋、羞于示人的纹身,将民族屈辱刻在肉身,写入灵魂。 

1984年正式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其中明确香港人不会获得英国的居留权。英政府1985年制定《1985年香港法案》,1987年开始向港人签发不具居留权的英国国民(海外)护照。1989年北京发生六四风波,香港媒体大量不实报导,制造“坦克和武力镇压”、“血洗天安门”的谎言,掩盖颜色革命本质。制造港人对政治前景的担忧,加剧对主权回归的恐慌感。1990年,英国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在香港推出最高50000家庭额度的“居英权”计划。计画特别针对曾经从事敏感职位的政府公务员,以及对香港有贡献、关乎香港前途的重要人士,并由港督主动邀请,计画于1996年12月31日结束。到底有多少公务员获得并且接受邀请,这自然是英国政府的机密,同时也是绝大多数申请人内心深处的难言之隐。

如《基本法》所列,特区政府几乎对港英时期的公务员队伍照单全收, 除一百零一条之外,对公务人员的国籍并无限制。1990年至1996年期间的政务主任级别以上的政务系公务员,获邀申请“居英权”则是情理之中。当时移民潮汹涌,若是这批服务港英政府多年的“政治精英”在主权回归后流失,必然是政府的遗憾。英政府批予这些忠于自己的港人精英逃往英国的特许,永不作废,就此英国成为他们心底真正的依靠。诚然这是特定时期、特定政治背景、特定人群的“秘密”计画,我无意谴责获此甄选殊荣的特权阶级。只是当这些昔日政务主任,今日常秘、首长们,面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庄严宣誓效忠时,怀揣著一个和英国政府之间的秘密,能否说服自己?能否令下属、市民信服?

“去殖”须彻底,爱国爱港才是主流价值观

时过境迁,公务员队伍要有主人翁精神,要转换思维,担当建设香港的一份子。公务员不是政府的雇佣兵,而是落实政府政策最坚定的执行队伍。港英时代推崇“政治中立”,目的是要让公务员“政治空白”,纯粹为英政府所制定的政策服务。时至今日,香港已回归祖国,公务员可以名正言顺地尽忠自己的国家。政府工不只是高薪厚禄,不只是精英标签。公务员队伍是社会风气的缩影,是“一国两制”方针的重要实践者。社会需要思考,“港人治港”到底是恋殖港人治港还是爱中国港人治港,更有利于香港长远发展和核心利益。部分“精英”港人常迷茫于身份认同,常困惑于英属港人与中国人之间,到目前仍有人怀揣个BNO,就当自己是二等英人或高级华人!事实上即便是在殖民统治时期,一般香港人的国际公认身份也从来都是中国人。这迷茫实在是罔顾事实,庸人自扰。著名作家李敖曾经这样评论台独思想,对于“台湾人”的概念,不在于你自己是否认同,而是国际是否认同。如果世界上主要国家都不承认台湾独立,那么“台湾独立”的自我认同,只是一个笑话。所以,世上就连假惺惺的大不列颠国都不拟把你当英人,你自动送上门不就是另一笑话吗?!对于主权回归后,有人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曲解成香港独立的行政基础、法律依据,更是荒谬至极。既然沿用旧制度做不到建设香港,服务港人,那么去旧立新,时不我待。香港并无再耗下去的本钱。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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