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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飞龙指香港社会受西方误导 “一国两制”须加强中共教育

香港与“国家”融合,其中党的领导是最本质的特征。

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以《摆脱西方误导,香港该补上“党史课”》为题在内地媒体撰文,指回归24年,“一国两制”从“井水不犯河水”走向“融合发展”,是其内在的理性转型,是制度实验因应时代精神的变迁。香港与“国家”融合,其中党的领导是最本质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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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飞龙指,“一国两制”下的国家组织,不是抽象的民主法治国家,而是具体的党的领导原则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但“一国两制”长期以来刻意留下模糊想像空间,一方面是中央保持极度的政治谦抑和权力节制,高度自治不仅被高度尊重和支持,更是被理解为先进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香港被本土派和外部势力建构为“民主中国”的样本,并作为渗透影响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前沿基地。“一国两制”在粗浅的各方共识之下,潜藏着多重误解和历史进程的复杂张力,直到抗争爆破和制度清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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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飞龙强调,真正创制和管控香港“一国两制”的政治力量是中共,直接的管辖机制是《基本法》规定的中央管治权,但党与国家权力的整合形式正是中国宪法的本体。离开党的领导谈论中国的合法权力,要么是法理的错误,要么是政治上的刻意切割,都不是中国宪法的真实规范。但是在港社会长期“恐共”、“惧共”甚至“反共”的社会意识形态氛围下,国民教育尚且难以推行,关于党的教育更是“人心”之坚冰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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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在《港区国安法》和新选举法构成的“一国两制”2.0版框架下,掩饰或回避党的领导在“一国两制”中的法权正当性及制度作用已经不现实。在根本意义上,讲不好党的故事,“一国两制”的根本宪制原理就不通不透。中联办主任骆惠宁提出中共是“一国两制”的创建者和维护者,“一国两制”的行稳致远离不开党的领导,是符合历史和法理的。

田飞龙批评,在港英殖民统治、国民党历史叙事以及各种反共势力的劫持扭曲之下,香港社会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反共”思潮和行动,并与爱国爱港传统始终处于斗争状态。然而中共并没有在港占据历史叙事和教育文化的主导权,香港史被讲成了港英“领导”下的现代化史和反共群体的“民主斗争史”,共产党的民族代表性和民主正当性被严重侵蚀和消解。骆惠宁的讲话,触及了香港的“党史”补课问题,这不仅涉及香港教育体系的改革问题,也涉及公职人员伦理改造与社会文化生态修复的问题。

田飞龙指,如果中共是单纯的民族主义政党或冷战阵营的社会主义小跟班,1949年解放军就不可能勒马深圳河畔而保留香港作为新中国外交与外贸的对外通道。如果没有1960年代“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国家发展理性和世界体系演变的大战略眼光,就不可能有后来邓小平具体规划的“一国两制”政策体系。如果没有毛泽东晚期突破冷战体系的对美和解,就没有改革开放的国际政治条件以及意识形态突破口,香港之地位与角色也就难以确定。

他表明,苛求香港社会在短期内深刻理解与认同中共的代表性与公共性不现实,但“一国两制”的观念解放和再出发,离不开对党的领导的内在理解和接受。党的领导具有把握时代精神和实现制度创造的最大公共性,“一国两制”范畴的每一个行动主体就都是党的领导的对话和参与力量。只有从内心中解除心魔,共同致力于新香港建设、“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建设以及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每一个香港人才能确立可靠的身份、利益、意义和命运。

田飞龙指香港社会受西方误导 “一国两制”须加强中共教育

田飞龙撰文批评掩饰或回避党的领导在“一国两制”中的法权正当性及制度作用已经不现实。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