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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飞龙指中共被污名化“一党专政” 爱国者治港破解“民主抗共”

党的代表性,本质上高于诉诸程序主义的民主代表性。

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在内地媒体撰文,指在港由于过度西化和长期本地教育的结果,精英阶层和青年学生普遍认同一种“泛民主”的价值观和历史叙事。他举例,温和如民主党的“民主回归论”,激进如本土派的“时代革命论”,都将价值基底落实于“民主”,并将民主武器化,用作两种用途其一,“民主抗共”,即宏观上持续批判党国体制,甚至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如支联会纲领;其二,“民主夺权”,即政治实战上用于打击特区政府和建制派,领导选举工程和社会运动,逐步夺取香港管治权,完成香港“颜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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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批评,这样的民主政治游戏,若是在《基本法》范畴内本分而行,则危害性可控,香港活力与国家发展利益均可保持,但如果超出法治范畴而寻求颠覆性革命,则危及“一国两制”底线,造成各方利益受损,国家必然介入管控。《港区国安法》和新选举法就是国家权力“进场”和“在场”的显著表现,由此不可逆转地改变了“一国两制”的内在权力生态与宪制平衡,造成了本土极端势力和外部干预势力在政治上的“大溃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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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依法夺回了香港的政治舞台,“爱国者治港”成为破解“民主抗共”符咒的政治神器。但讲好党的故事仍非易事,党的故事不是简单的国民教育范畴的国家法权要素及其正当性叙事,而是涉及一种堪与西方现代性叙事相抗衡和竞争的普遍主义叙事。党的故事的核心在于其代表性和公共性,共产党历来主张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其政治伦理整合了天下主义、共产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合理元素,而不是香港社会习惯理解的那种单纯的“欧式”共产党。党的代表性是一种融合真理代表性和历史代表性在内的整合主义的代表性,本质上高于诉诸程序主义的民主代表性。

田飞龙质疑,西方现代化的当代走势以及民主选举的泛化实践,导致对代表性理解的严重窄化,以为只有“一人一票”的周期性程序授权,才是可验证的代表性与合法性。党章和宪法所根植的代表性与合法性,远比程序性的民主代表性要复杂和深刻,但却长期遭受误解和污名化,被标签为“一党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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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出,与苏共相比,中共的政治路线与治理体系经过了复杂的内部斗争和制度改良,实现了贤能政治与群众路线的结合,政治决断与依法治理的结合,民族利益与人类利益的结合,以及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结合,所形成的不再是刚性的“无产阶级专政”法权体系,而是柔性和复杂功能化的“人民民主专政”法权体系。这一新的政治组织形式,超出了西方民主政治理论的解释极限,而西方理论对于无法理解和消化的社会科学现像或事实,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操作下,就一步步倾向于以单纯的“专政”理论与想像物加以刻板代入,并据此预言中国威胁和中国崩溃。

田飞龙批评,香港以及台湾,受西方的学术与政治气候影响与感染,对中共的理解同样面临着“冷战陷阱”和“专政范式”误导,不能从中共内部形成真正科学的“同情的理解”。中共不仅是当代中国的政治领导力量,是“一国两制”的立法者,还是天下公共性的规划者和践行者。中共的这种代表性和公共性,是“一党专政”之落后理论和刻板历史印象所不能理解的。

田飞龙指中共被污名化“一党专政” 爱国者治港破解“民主抗共”

田飞龙指,中共在香港长期遭受误解和污名化,被标签为“一党专政”。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