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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陈毅为何被诬蔑为“反毛主席”


1958年,毛主席和陈毅同志在北京。(资料图)

本文原载于《同舟共进》

【中共“九大”批陈毅的诱因】

对“九大”期间,陈毅在上海代表团的会议上受到多次批判的情景和诱因,《邱会作回忆录》中有如下记述:

在大会期间,上海代表团对陈老总进行了多次批判,大会选举的头一天晚上,还进行了通宵达旦的批判,这与毛主席批“二月逆流”和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对陈老总错误的批评,是有密切关系的。文革中批判“二月逆流”,主席对陈毅批判的话也确是说得过重了: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挖苦陈毅是“右派代表”……九大没有把陈毅留在中央政治局里也是十分不妥当的。陈老总在文化大革命中遇到的灾难,主要是由毛主席对陈总的态度所决定,几十年的恩怨,主席嘴上说不计较,实际上心里还是没有忘的。

“几十年的恩怨”指的是什么?邱会作所记1969年4月11日下午,毛泽东召集老同志、各大组负责人、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开会讲话中有这样一段,毛说:“朱(德)、陈(毅)是经历过中央苏区的斗争,吃过苦的,三次反围剿帮过忙的。现在选他们当中央委员困难,许世友说朱、陈反我反了几十年,其实有时也不反。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后,他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篡夺了军权,但心里不踏实。陈毅到上海向中央请示,受了批评,中央批评他们是极端民主化。陈毅又请我回军队了。我不是又‘复辟’了嘛!”

可见,要弄清问题的根源,还得从红四军“七大”说起。

【红四军“七大”与毛泽东落选】

1928年4月,朱毛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6月,中共湖南省委命红四军成立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前委书记。由两部合编成立的红四军,因各自成分、传统、习惯的不同,难免产生思想上的分歧,突出表现在党与军队的关系处理上。据陈毅在1929年9月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因四军是由各种自有其本身奋斗的历史部队而组成,混编的办法始终未执行,因此历史的残余尚保留在一般同志的脑中,武昌出发(毛部)南昌出发(朱部)的资格在军队中是有相当的尊重的,尤其军队的习惯,一班、一排、一连、一营、一团,生活各为一集团,农民的自私关系,自然要划分界而且非常清楚。因此,小团体主义的色彩就很浓重。” “政治工作人员与军官常常发生纠纷,恍惚是国民革命军旧习一样”。(转引自罗平汉《中共妥善解决内部争论的一次重大实践》,《党史博览》2011年第2期)党与军队的这一关系反映在上层,就是“朱毛之争”了。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所要解决的正是这个问题。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七大”在闽西龙岩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支队以上干部和士兵代表四五十人。由陈毅向大会作报告,毛泽东、朱德发表了讲话。朱德承认自己过去有些看法存在片面性,表示欢?-大家对他提出批评。毛泽东则强调,现在还要根据我们历来的斗争经验,加强政治工作,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军队应该严格地在党的领导之下,军队要做群众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要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至于会上对他的批评,他现在不说,如果对他有好处,他会考虑的,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是不正确的。(《中共妥善解决内部争论的一次重大实践》)

大会对党内争论问题展开了讨论,通过了《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决议》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党内争论问题”,第二部分是“分兵问题”。关于党内争论问题,分别是:一、过去工作的检阅;二、这次争论之迎因和性质;三、党应不应该管理一切;四、对前委通信第三期的意见;五、对朱毛同志的意见;六、对中央指定之前委委员不动,决定以陈毅为书记;七、提出几个口号作为这次争论的结果及党员以后的工作标准。

《决议》在对争论的迎因及各方意见作出分析与评价后,分别指出毛泽东和朱德的缺点。《决议》认为毛的缺点是:英雄主义;固执己见,过分自信;虚荣心重,不接受批评;在党内用手段排除异己,惯用报复主义;对同志有成见;工作态度不好;小资产阶级色彩浓厚。结语是:“因有以上之错误,使同志们怕说话,造成个人信仰,使小团体观念加重。”朱的缺点是:用旧军阀的手段,相信私人;有Ó-合群众造成个人信仰的倾向;无形间有游民无产阶级行动的表现;工作不科学,无条理,无计划,马马虎虎;无形中夸大英雄思想的表现;不能坚决执行党的决议;不注意军事训练,不注意维持军纪。结语是:“因为有以上错误,弄成了军纪风纪松懈,使士兵具有流氓习气,难以纠正,又惯用手段À-拢部下,小团体观念极深。”

《决议》总括起来说:“朱毛两同志在党内外负责重要工作,不能因某种观点与意见不同互相猜忌,又是不提出来批评交由党解决,以致造成这次党内严重争论问题,给党以不好影响。朱毛两同志都有着同等错误。但毛同志因负党代表与书记之工作,对此次争论应负较大责任。”大会决定予毛泽东严重警告处分,予朱德书面警告处分。

鉴于1929年2月的中央来信曾提出朱毛离开红四军的问题,加之朱毛之间又存在分歧,而毛泽东又不止一次地提出要辞去前委书记职务,会议专门讨论了朱毛的去留问题,认为此事应由中央决定,在中央未派人过来之前,朱毛应继续工作。会议讨论了前委人员的组成,决定迎由中央指定的前委委员毛泽东、朱德不变动,仍为委员。选举陈毅和四个纵队的司令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及士兵代表共13人为委员,决定以陈毅为书记。这个决定即呈报中共中央批准,在未批准以前即可负责开始工作。(《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引文和文意,均转引自蒋伯英《1929:朱毛红军与古田会议》,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同时参考了《中共妥善解决内部争论的一次重大实践》一文)

这就是迎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在红四军“七大”落选的基本过程。

如何评价红四军“七大”,作为当事人之一的½-华回忆说:那时召开七大是完全必要的,是红四军领导人共同研究决定的,不是任何个人行为;而且召开这次大会的目的和愿望是好的,是想统一认识,解决分歧,结束争论,加强团结,以利革命。七大的决议,对井冈山时期的一些历史问题和红四军实行的一些制度等结论,也是基本正确的。至于七大未能完全解决分歧,这也是客观的历史局限性所决定,并非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所能转移。正是有了这场争论,中央听取了陈毅的汇报,才有了中央的“九月来信”,也才有了古田会议,使党彻底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有了基础。(½-华《关于红军建设问题的一场争论》,《党的文献》1989年第5期)

另一位当事人萧克认为,红四军党的“七大”充分发扬了民主,敢于对党的主要领导人提出批评,是件好事。(蒋伯英《萧克将军访谈录》,《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年第2期)

对此次选举,何以选陈毅为书记,而毛泽东落选的迎因,当事人也有说法。萧克说:“当时在四军上下比较有威信的是毛、朱、陈。朱毛因对一些问题认识不一致,大家认为他们两人都有不对的地方,陈毅受命筹备七大并主持召开会议。因为自四军成立以来,陈毅同朱毛一样也曾担任过军委书记、前委书记,尽管我们也觉得毛陈两人相比,毛应居先,但陈亦是好领导人之一。所以通过民主选举,陈毅担任了前委书记。但决议还强调了一点,要把决定呈报中央批准,没有批准之前,先开展工作。”萧克在另一次谈话中还说:至于选举陈毅为前委书记,也不能说是把毛泽东排挤了。毛、朱、陈是红四军比较有威信的三个领导人,既然大家认为朱、毛都有不对的地方,通过民主选举推选陈毅为书记,也没有什么不好,何况陈毅也曾经担任过军委书记。“大家既然是大会的代表,就有选举权,选陈老总有什么不可以呢?陈老总也是好同志嘛!”(《萧克将军访谈录》)

贺子珍说:“在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选前委书记,许多人不投毛泽东的票,他落选了。他为什么会落选?有的人说,这是因为毛泽东民主作风不够,在党内有家长作风。毛泽东是不是有家长作风?我的看法是,他脾气是有一点,在这方面不如朱德同志,朱德同志的作风是更好一些。我看,他所以落选,主要是一些人轻视党对军队的领导,否定红军中的党代表制,不重视政治工作;另外,毛泽东对部队的不正之风进行了批评和抵制,也引起一些人不高兴;加上这次打不打广东的问题上,意见也不一致。”(《中共妥善解决内部争论的一次重大实践》)

以上当事人的认识,尽管不一致,但无论如何,说红四军“七大”陈毅、朱德篡夺了毛泽东的军权,是与历史不符的。

【1929:陈毅的上海之行与毛泽东复职】

陈毅去上海的主要迎因是:中央常委于6月作出决定,召集一次军事会议,详细讨论各地红军问题,命朱德、毛泽东处派一得力人员来参加。(《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红四军前委收到中央来信时,已是第七次党代会结束之后。毛泽东已离开龙岩前往上杭县蛟洋指导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陈毅和朱德也已率指挥部到了连城新泉,展开“七月分兵”的群众工作。而国民党三省“会剿”的声浪日益高涨,因此对红四军来说,组织力量击破敌人的“会剿”已是当务之急。

7月29日,朱德、陈毅专程赶赴蛟洋,会同毛泽东一起召开前委会议,讨论打破敌人三省“会剿”的策略,同时研究派员赴中央的问题。出席这次会议的傅柏翠回忆说,陈毅在会上传达了中央的通知,但是毛泽东表示不去上海,愿意留在闽西地方工作。最后讨论决定,由陈毅作为代表,前往上海党中央,会议讨论并且决定:“陈毅同志去中央后,由朱德同志代理书记,林彪和傅柏翠为常委,有事可以三人商定。”(《傅柏翠同志谈闽西早期革命斗争的一些情况》,转引自《1929:朱毛红军与古田会议》)

实际上,陈毅此行代表红四军前往上海,心里并不愿意。他被会议选举担任前委书记也非他所愿。7月9日,陈毅第一次以“前委书记”的名义给中央写了《关于闽西情况及前委工作计划的报告》。报告中说:“前委四军七次改选,仍觉无适当人才负高级指导的责任,朱、毛二同志在中央派了人来代替时,就可来中央。”并明确表示自己担任前委书记这个职务不合适,还是希望另派人来担此重任。(袁德金《毛泽东与陈毅》,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版)正是在这种心情下,陈毅经香港于8月下旬抵达上海。

中央政治局为听取陈毅报告召开了临时会议。鉴于陈毅反映红四军的经验和存在问题都极为重要,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的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负责召集,作专门的讨论和研究,并要求陈毅尽快完成书面报告送交中央。9月1日,陈毅完成了写给中央的5份报告:《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一)》、《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二)》、《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关于赣南、闽西、粤东½-农运及党的发展情况的报告》和《前委对中央提出的意见——对全国军事运动的意见及四军本身问题》,为中央对红四军状况作出准确判断与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经周恩来召集三人委员会讨论研究,形成了解决朱毛红军党内问题以及红军建设的统一意见。遂决定由陈毅代中央重新起草一封《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文中所引中央“九月来信”的内容,均转引自《1929:朱毛红军与古田会议》)

“九月来信”明确指示,党对军队的领导必须坚持,但不必直接指挥军队,可以“经过军部指挥军事工作,经过政治部指挥政治工作”。

关于红军中党的组织迎则,“九月来信”规定: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前委对于一切问题毫无疑义应先有决定后交下级讨论,绝不能先征求下级同意或者不作决定俟下级发表意见后再定办法,这样不但削弱上级指导机关的权力,而且也不是下级党部的正确生活,这就是极端民主化发展到极度的现象。与此同时,“九月来信”重申,不应该再提“党管一切”的口号,前委的工作重点须着眼于红军政治、军事、经济及群众斗争的领导,避免包办一切;但同时肯定“一切工作归支部这个口号是对的”,这是表明各项工作应当通过支部的工作开展起来,“但不是与党的民主集权制相对立”。

“九月来信”对“朱毛两同志的问题”提出四点批评,批评他们没有引导群众注意对付外部敌人的斗争,而是“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批评他们“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以致大家难以判别是非;批评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助长极端民主化的发展”;并且还批评他们“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的责任之重要”,而公开地提到对群众的“任意批评”,从而影响了他们在群众当中的威信。这样不仅不能够解决纠纷,反而加深了矛盾。

“九月来信”提出纠正错误的方案是:第一,应该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向敌人斗争,实现红军所负的任务;第二,前委更加强指导机关的威信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作坚决的斗争;第三,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第四,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九月来信”最后强调中央的决定:“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九月来信”经中央政治局研究通过。中央指示陈毅立刻出发,将信带回朱毛红军,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周恩来年谱》1998-1949)陈毅后来回忆说,恩来同志说,你带这个指示回去,你主要是请毛主席复职,你这个责任重大。

“九月来信”,是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直接迎因,是形成古田会议决议的主要根据,它不仅对于朱、毛,对于红四军,而且对于整个人民军队的建设,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因此,谭震林在上世纪50年代把陈毅此行上海,协助中央解决红四军问题,誉为陈毅对中国共产党的三次贡献之一。(《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谭震林所说陈毅的另外两次贡献,一次是1927年10月南昌起义部队兵败三河坝之后,陈毅和朱德收集残部,保存力量,把队伍带到了井冈山;另一次是1940年10月指挥新四军取得黄桥战役的胜利,打开了华中抗日局面。)

【毛泽东对陈毅在红四军“七大”的再评说】

1972年1月6日,陈毅因病在北京溘然长逝。10日,陈毅追悼会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在事先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毛泽东突然决定亲自去八宝山参加追悼会。据史料记载,毛泽东到达八宝山礼堂休息室,即问道:

“张茜和她的孩子来了没有?”

当张茜领着子女来到休息室,毛泽东欠了欠身要站起来,张茜快步走到毛泽东面前,握住毛的手,满脸泪痕哽咽著问:“主席,你怎么也来了?”

“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

毛泽东叫张茜坐在自己的身边。张茜心情非常激动,她知道,建国以来,毛泽东很少参加领导同志的追悼会。张茜喃喃地说:“陈毅不懂事,过去反对过主席。”

毛泽东打断张茜的话,不让她讲下去,说:“不能这么说,也不全怪他,他是个好人。”(《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始末》,《解放日报》2010年12月29日。摘自铁竹伟《陈毅元帅的最后岁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这就是毛泽东对陈毅在红四军“七大”的再评说。(作者系历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