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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份子”把公众利益放到哪里去了?

7.1有凶徒意图杀警之后自杀案发生之后,坊间搞出很多悼念。港大学生会评议会通过“议案”,“感激”凶徒对香港的“牺牲”。而前公民党立法会议员吴霭仪在报章的专栏为文,题为“愿你安息”。

若说年青人激进,为何长者都要颂扬暴徒呢?

吴霭仪在文章中讲,“一个又一个普通市民走到现场悼念、送花、痛哭,岂是美化、煽动暴力?还是只因为这些良善的平民,在死者身上看到自己?因为他们感到相同的悲愤、无力和绝望,因为他们心中的冤屈郁结难排,因为他们同样感到孤立无助,所以前来陪伴,同声一哭?”

看到这种评论,我只能够用“震惊”二字来形容,特别是“在死者身上看到自己”这句说话。去悼念自杀凶徒的人们如果真的是“在死者身上看到自己”的话,他们已是“反社会人物”了,自己郁结难排,就可动刀杀人?

一个恐怖分子,用严重伤害他人生命的手法去宣泄自己的仇恨,或宣扬自己的政见,或胁逼政府接受其政治主张,这就是最典型的恐怖主义袭击行为。现今世界,有各种类型的政治矛盾,主要分成三大类。一、种族叠加宗教矛盾。这种“非我族类”的矛盾最激烈,伊斯兰教徒和基督信徒的冲突属于此类,大量恐怖袭击与此有关;二、社会经济矛盾,主要是贫穷问题,令没饭吃的穷人对制度不公的质疑。这种冲突在发展中国家比较普遍,特别是在非洲,有变成海盗的,有变成游击队的,向政府军甚至游客,实施恐怖袭击;三、政治矛盾。这个矛盾排在最后,因为其强度相对较弱,是不同政治信念的矛盾,一般不会去到恐袭的你死我活阶段。

香港并无严重的种族加宗教的冲突(港独分子有些种族主义的味道),激进反对派也不是基于社会经济差距提出诉求。而民主自由诉求是政治性的,强烈程度理应不足以去到恐怖袭击这种凶残地步。如不受到持续鼓励,香港即使出现恐怖活动,也只是零散的,不易持久。由此观之,有无持续煽动,是香港暴恐活动能否发展的关键。

吴霭仪曾经是报纸主笔、大律师、立法会议员、公民党的核心成员,在我唸大学的年代,这些人已经以知识份子自居,但如今讲话却越来越激。

她说“善良的平民”会在死者身上看到自己。“善良的平民”真的会在凶徒梁健辉身上看到自已吗?

梁健辉在街上随意挑选不认识的警员,用利刀从背后刺他,刺穿了他的背部和肺部,想将警员杀死,这种实施无差别杀人的人善良吗?同情、认同这种暴徒的人,善良吗?若谁人“在梁健辉身上看到自己”,恐怕这个人不能定义为一个“善良的人”,只能被界定为一个“反社会的人”。

如果是在美国,公然表达这种思想的人,公然去悼念拉登的人,已被当成潜在的恐怖分子,会被纳入反恐部门的监控名单之内,甚至逮捕和起诉。若被监控的人在网上搜寻TATP等曾用以恐袭的炸药,或海外购买枪械零件,或搜索压力煲(波士顿袭击,就使用了压力煲),监控部门的电脑会亮起红灯,反恐部门会马上警觉,全程监控,要将恐怖袭击活动,消灭于萌芽阶段。

香港有很多人以知识份子自居,而据我理解,知识份子会有一份公益心,在公众利益(Public interest)之前,会放下自己的成见。知识份子好辩,常在政治沙龙中闹得面红耳赤,不同政党在选举中也会斗个你死我活。但是,当有人实施恐袭,意图杀人然后自杀时,已经触动到正常社会行为底线,触及公众利益的考量。对这些行为,绝对不能鼓励,只能谴责。同情、悼念凶徒,就是在鼓励这些行为,特别是令年轻人觉得杀警是英雄,死后受人尊崇景仰,他们就会起而效尤。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要良知,就是谴责一切非法暴力的行为。

我觉得香港缺乏领袖,特别是在政界,有水平的人,实在太少了,而政治狂热的人,却又太多。香港有不少人见到有人意图杀警但竟然无感,甚至同情悼念,这个社会显然是病了,需要进行刮骨疗毒的彻底治疗。

卢永雄

卢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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